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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教育目的:通过回顾了解我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成长壮大的历史,懂得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明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要求,自觉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论调的渗透,始终不渝地做听党的话、忠于党的革命军人。1993年9月,军委江主席在接见广州军区机关师以上干部时强调指出,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革命军人坚定理想信念,最集中最根本的就是要不断强化“军魂”意识,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自觉做到:“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手握枪,心向党,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灵魂和胜利之本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军队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一条根本建军原则。它深刻反映了我军建设的基本规律,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要求,完全符合我军成长发展的历史实际。(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根本的建军原则。大家知道,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行合作,发动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以“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为主旨的“大革命”。正当革命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之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错误指导下,没有自己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面对敌人的突然进攻,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从而导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毛泽东语)建立一支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挽救革命、挽救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关键。为此,我党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100多次武装起义。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党为了加强对起义部队的领导和掌握,明确提出在起义军中“党的作用高于一切”的原则,指出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基。南昌起义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党领导起义部队的最高机构。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明确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班排建立了党小组,团、营、连三级均设立了党代表,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从而使党在部队中的组织,从前委到支部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初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红军初创时期,尽管毛泽东等同志采取了一些使军队革命化的措施,但由于红军的成份复杂,部队内部仍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福建古田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党对军队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措施和方法。决议规定党不仅要管党员、管政治工作,而且要管军事、管打仗;重申除了在营、团以上各级建立党委外,“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要求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规定“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规定对红军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教育,等等。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中国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成为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古田会议之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32年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一封信》、《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训令》等文件,明确提出了“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概念。“绝对”二字准确地概括了党和军队的关系。1935年的遵义会议,我们党结束了王明照搬苏军的某些制度和做法,损害红军行之有效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的错误,恢复了党对红军的集体领导制度。长征路上,党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次斗争时明确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并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抗日战争中,国民党蒋介石趁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机会,提出所谓“军队国家化”,企图取代我们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权;王明也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指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分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而要继续保障之”。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针对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中需要几个野战军配合、大兵团行动的实际,在部队中开展了以反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骄傲自大情绪为主要内容的纪律整顿,建立了各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定期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请示报告的制度,要求在两个以上野战军协同作战时,组建党的总前敌委员会,由总前委按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策,统一指挥部队。全国解放以后,我军坚持和发扬了党领导军队的优良传统。“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企图在军队中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江青一伙也擅自插手军队,想把军队变成他们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次又一次识破并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我军进行了拨乱反正,他多次强调,党要管军队。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从而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我军优良传统的根本,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扬。***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更好地发扬人民军队忠于党的优良传统,使我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历史证明,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培育的人民军队,从诞生那天起,就和党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七十多年来,无论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也无论我军成员如何更新换代、编制体制如何调整变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条,始终没有丝毫的动摇,成为我军建设不变的根本原则。(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发展壮大、不断胜利的根本原因。我军是从旧军队和农民武装脱胎而来的。初创时期,人数不多,枪支很少,力量弱小,而且官兵中雇佣思想、游击习气、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和军阀作风比较严重。贺龙同志回忆说:“那时候的部队,就象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但在党的培育和统率下,我们这支队伍成为一支以党的宗旨为宗旨,以党的目标为目标,以党的任务为任务的新型人民军队,并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创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我军一诞生,就英勇地奋战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非常弱小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指引下,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多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围剿”,并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征服千难万险,跨越万水千山,终于赢得了长征的胜利,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坚决执行党的抗战路线和统一战线政策,奔赴抗日前线,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反共高潮,抗击了侵华日军大部分和几乎全部伪军,消灭了日、伪军170余万,发展壮大了革命武装,为夺取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决定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胜利进行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以劣势装备打败了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蒋介石800万军队,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迎着新中国冉冉升起的曙光,我军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稳定,我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军的多次武装骚扰,平息了反动武装叛乱。当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新中国面临严重威胁时,我军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六十年代以后,当祖国的边疆安全受到威胁时,我军胜利地进行了中印边境、中苏边境、中越边境以及西沙、南沙群岛自卫还击作战,用鲜血和忠诚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50多年来,三军将士在万里边关设防,在陆地、海上、空中巡逻值勤,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为全国人民进行和平劳动赢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我军服从国家大局,多次进行大幅度精简,许多部队成建制转业,投入国家建设,千千万万的复员转业军人,成为我国各条战线建设的骨干。大批军工企业转为民品生产,转让科技成果,许多机场、码头、铁路专用线等军用设施实行军民共用。广泛开展拥政爱民、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屯垦新疆,开发大庆、胜利油田,治理淮河、黄河、海河,建设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修建成昆、京九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中,到处撒下了子弟兵的辛勤汗水。在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自然灾害威胁时,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我军指战员的铮铮铁骨、闪闪红星;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气壮山河的回答和奋不顾身的举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处处镌刻着人民子弟兵改造山河、为民造福的英雄业绩。70多年来,我军在党的培育和领导下,经受住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历尽艰难,百炼成钢,成为一支举世无双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我军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使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使我军成为一支深受人民群众爱戴和支持的军队;始终坚持战斗力标准,不断提高军政素质,积极改善武器装备,使一支建军初期主要靠大刀长矛和小米加步枪作战的军队,成为一支诸军兵种合成的,拥有导弹、核武器等现代技术装备的,具有现代防卫作战能力的军队;始终坚持从严治军,使一支由各根据地发展起来的最初以打游击战为主的军队,成为一支高度集中统一、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正规军队;始终坚持把人民解放军办成一个大学校,培养、锻炼、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骨干,我军各级领导班子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形成了一整套我军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涌现出了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苏宁、李向群等一大批模范人物,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抚今追昔,我军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一支无坚不摧、无往不胜、业绩辉煌的强大的人民军队,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指引我军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灯塔;党的各级组织,是部队团结统一、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领导核心;党创立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党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对军队的积极支援,是我军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有今天,完全归功于缔造、培育和统率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的绝对领导,就没有人民军队的一切。(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得赢”、“不变质”的根本保证。在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趋势和世界军事革命加速发展,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军建设面临着两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一个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军能不能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一个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军能不能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是我军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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