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三国演义中的领导权变思想

1案例1、三国演义中的领导权变思想在《三国演义》中，有许多体现领导权变的思想和案例，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其中，马谡失街亭、诸葛亮演空城计的故事就是一个经典的反面案例。三国时代，魏文帝太和三年（22）年，蜀国丞相诸葛亮率领大军北伐，布阵于渭水沿岸的祁山，从西边进攻魏国。魏文帝曹丕为了抵御蜀国大军，把大本营迁到长安，同时起用名将司马懿作为统率，率兵迎战。司马懿足智多谋，是当时唯一能够与诸葛亮一比高低的将领。诸葛亮打听到由他来担任统率，就派手下大将马谡，率兵前往固守处于粮道关口的街亭。马谡精通兵法，才华横溢，他所献的许多计策都被诸葛亮所采纳，深得诸葛亮的赞赏和信任。马谡到了街亭之后，不顾诸葛亮在出发前的一再叮嘱，必须在当道下寨，而是按照熟读的兵书，擅作主张，将营盘设置在山顶上。按照兵书上所讲的，“凭高视下，势如破竹”，“置之死地而后生”等，占领高处，可以从高处轻易地观察到敌人的行动，并且由上往下，可以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地击败敌军。司马懿率领大军，向街亭进发。可听说蜀军已经严阵以待，不得不由衷地佩服诸葛亮的谋略。但当他看见蜀军在山顶上安营扎寨时，却大笑起来，立即派兵包围了蜀军下寨的小山，切断了蜀军的水源。马谡的军队由于被切断了水源，又看到被魏军重重包围，于是军心大乱，终于在三天时间内，土崩瓦解。蜀军痛失街亭，演出了一幕让世人不胜惋惜、发人深省的“孔明挥泪斩马谡”的悲剧。由于马谡军事失误丧失街亭战略要地，面对司马懿大军压境，诸葛亮不得不调整战略，准备撤退。就在诸葛亮分拨已定，先引5000兵去西城三县搬运粮草，身边只留有2500人之际，忽然报说司马懿率15万大军往西城蜂拥而来，处在这个弹丸之地的2500人马，听到这个消息后尽皆失色，皆感死期将至。但是诸葛亮却号令四门大开，旌旗藏匿，只叫几个老人四处打扫卫生。自己鹤氅纶巾，引二童登上城楼，“焚香操琴”，神情自如，悠然自得。司马懿见状之后，以为城里埋伏着重兵，诸葛亮城上弹琴是诱兵之计。于是引军而退。诸葛亮得以转危为安，安全撤退。（参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03页－509页。）案例讨论与思考：1．结合案例材料谈谈权变式领导的重要性。2．结合案例材料分析进行权变式领导应该具备的素质修养。3．结合案例进一步分析领导权变理论的局限性。2案例2、拿破仑的激励艺术物质能对人的行为起激励作用，关键是物质能够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尽管拿破仑说过，“金钱并不能购买勇敢”，但是为了保持部队的高昂的士气，他总是慷慨地对立下战功的官兵们给以物质奖赏。在征服普鲁士、打败沙俄签订合约以后，他一次奖给乌元帅100万金法郎，贝尔蒂埃元帅50万金法郎，内伊元帅30万金法郎。其他的元帅和军官，以及所有实际参加战斗的官兵都得到奖赏，而且负伤的比未负伤的多得两倍。拿破仑非常善于运用情感激励官兵士气。在征服意大利的一次战斗中，拿破仑夜间巡岗查哨，发现一名哨兵斜倚着树根睡着了。他没有喊醒哨兵，却拿起枪替他站岗约半个小时，哨兵从沉睡中惊醒，认出了正在替他放哨的司令官，十分惶恐和绝望，跪倒在他面前。拿破仑却和蔼的说：“朋友，这是你的枪。你们艰苦作战，又走了那么长的路，你打瞌睡是可以谅解的；但是目前，一时的疏忽就可能断送全军。我正好不困，就替你站了一会儿，下次可要小心。”众所周知，哨兵在岗位上睡觉时要以军纪论处的，但是拿破仑对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而偶尔失职的哨兵却没有那样做，而是从情感出发批评哨兵，这就使得官兵从内心拥护他、爱戴他，并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命令。最使下属信服的是拿破仑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某种近乎奇迹的行为来影响和激励自己的下属和士兵。1799年，法军从叙利亚向埃及撤退时，由于鼠疫猖獗，法军患者甚多，其他伤病员也不少。拿破仑在撤退的命令中明确规定，把所有的骡马和车辆全部用来运载伤病员，全体高级将领都要徒步行军，不准有任何特殊。当时，管理马匹的军官认为总司令应当例外，去请示拿破仑留下那匹马。拿破仑当场勃然大怒，大声喊道：“全体步行我第一个先走！难道你不知道命令吗？”这个举动迅速传遍全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正是拿破仑本人的坚毅勇敢和在关键时刻的以身作则，对于保持和提高部队的士气及战斗力起到了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该通过自己的示范行为，去激发下属的积极性，给下属以信心和力量。（参见：）案例讨论与思考：通过阅读上述资料，结合激励理论分析拿破仑的激励艺术。3案例3、周恩来的人格力量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以渊博的知识、卓越的才能、高超的领导艺术、崇高的人格力量、创造性的外务活动，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特别是他的人格力量，在领导过程中更显示出独特的魅力，产生巨大的作用。一、实事求是，言行一致周恩来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提倡表里如一，力求言行一致。周恩来一贯主张领导者事事要“躬行实践，以为倡导”。他在为雷锋的题词中，特别提出要学习他“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50年代末，“五风”盛行，说假话、言行不一致等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1962年，在福建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周恩来在福建组讲话时说，经济工作应实事求是，“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创造性地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具体化。为了做到言行一致，他要求各级领导都要注意调查研究。60年代，我国农村办公共食堂曾热闹一时，但不多久人民群众便意见纷纷，要求取消公共食堂。为了彻底摸清情况，他在百忙中抽空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写出《关于食堂和评记工分等问题的调查》，对指导当时的农村工作，减少失误，起了积极作用。“文革”中，周恩来身处困境。晚年，他胸前一直佩带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他曾对一位来探望他的烈士子女说：“在‘文革’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那时不赞成搞“文革”，而当他看到硬顶不行时，毅然把全身心都投人到工作中去，尽力为人民多做工作，实现他“为人民而死”的誓言。就在他去世前一天的晚上，总理对守候在他身边的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一句永远回荡在人民心中的话。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周恩来认为：“领导者的权威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自吹自擂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他一贯坚持“对自己应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别人应该宽一点，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周恩来对自己一向高标准、严要求，有时甚至显得非常“苛刻”。在生活上，他艰苦朴素，反对骄奢。建国后，他住在中南海西花厅，然而功高不奢，勤俭为本。他有一块浴巾，共补了14块补丁。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先生发现总理的衬衣袖口都磨破了，感动万分。回到日本后，冈崎先生每当提及此事，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周总理是我人生师长，恐怕也是我尊为师长的最后一个人了。”在工作中，周恩来反对特殊化，反对以权谋私。建国前，他的兄嫂曾想让他给找个职位，他在回信中写到：“人生赖奋斗而存。”建国后他出任国家总理，更是廉洁为政，两袖清风，充分显示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有一年，淮安人民为表达对总理的敬意，托人捎给他一些莲子藕粉等土特产。总理不便退回，让办公室工作人员写信给准安县委，批评他们这样做不好，并寄去100元钱（远远高于家乡人民捎给总理的物品的价格），这使家乡人民深受教育。在家庭生活中，周恩来对亲属及其子女也从严要求，严字当头。他教育晚辈有三条戒律：一是“要不靠关系自奋起”。他谆谆告诫应他之召来京读书的侄儿周尔辉：不论是填表或谈话都不要透露和总理的关系。尔辉自强4不息，考上了大学，并留校任教。直到发展他入党时，组织上到准安调查他的社会关系时，才知道原来他是周总理的侄儿。二是“要不搞特殊化”。他一再告诫晚辈：“要特殊的话，那只能在工作中做出特殊的成绩来。”三是要“艰苦奋斗一辈子”。他要求子女们“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在他的教育下，他的侄儿和侄女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周恩来对自己严字当头，对别人却宽以相待，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和意志强加于人；主张让不同的意见在争辩中发现真理；主张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团结一致向前进。著名的教育家、原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曾是周恩来的老师，后来做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建国后，周恩来并不勉强要张伯苓表明态度，而是主动把老师从重庆接回天津，且多次去探望。周恩来的关怀使张伯苓老先生的认识逐渐提高，也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1951年，张伯苓逝世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盛赞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三、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周恩来认为，领导者必须有全局观念，要不计名利，能曲能伸，“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屈辱。”正是凭着这种全局观念和不计名利的人格修养，使他能在困境中多次维护了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美国前总统曾这样评价说：“周恩来是保住党和国家统一的伟大调和者。”在江西苏区时，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泽东高。1932年7月，中央局提出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在宁都会议上，大多数人批评毛泽东在军事上有“左”倾思想，周恩来再次决定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由自己负战争领导的总责任，并再一次提出：毛泽东的经验、长处和兴趣在军事。他坚持在两个方案中选一个：或由周负责，毛作为助理；或由毛负责，周作为监督。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对个人之地位、名利看得甚轻，尽管大家由于折服其才能而推举他做总政委，但他坚决不同意。后来在遵义会议上，也正是由于周恩来的顾全大局，才保证了会议的成功和会后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建国后，周恩来在反冒进和“文革”中更表现了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高尚人格。这种人格力量，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鼓舞了一大批老革命家，坚定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从1955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苗头，周恩来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实施了反冒进的一些措施。但由于当时认识上的偏差，毛泽东同志带头提出了脱离我国生产力现状的“赶超战略”。1957年，毛泽东认为反冒进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1958年初，又把反冒进提高到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把反冒进的人视为“促退派”，认为他们“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很显然，这是对周恩来说的。那时周恩来心情很沉闷，但为了国家、民族和党的利益，他把个人的名利抛到九霄云外，带领周围的同志们团结奋斗、勤恳工作，以尽量减少由于思想路线失误而带来的损失。当时，许多人被大跃进冲昏了头脑，提出上“三峡工程”。总理考虑到国力已十分脆弱，如再上这样巨大的工程，必将导致国民经济的崩溃。他从全局出发，苦口婆心地说服各方面，终于没让“三峡工程”上马，使国民经济避免了一场雪上加霜的灾难。“文革”中，周总理的处境十分艰难。林彪和江青反党集团，想借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总理认为老一辈革命家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宁可拼着自身，也要保护他们。1967年7月，江青等人趁毛泽东不在京5之际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5000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周恩来面对困难，镇定自如，独撑危局，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超常品德。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的头目，他坚定地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凭着崇高威望、高尚的人格和革命气概，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四、谦和待人，襟怀坦荡周恩来学贯中西，但谦虚为本，求索不已。他在对文艺界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今天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耙子，让大家来攻攻。”他的谦虚和不自以为是，使他赢得了朋友们的理解和信任。而且他不断进取，主张“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的好学，使他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