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结构和效率的影响

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结构和效率的影响张帆郑京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本报告提交给华盛顿中国研究中心1998年8月目录2摘要I.前言II.文献回顾III.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和结构IV.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对效率的影响V.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对收入分配的影响VI.政策建议作者感谢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和福特基金会对本研究的资助，特别感谢贾浩博士和诸位评委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王志乐和王燕对本文作出的评论。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感谢梁能、姚洋、马晓野、马宇、王晓强、白南生、秦海、胡大源、蔡方、黎晖、何宁等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助研顾义河、李有东、姜悦、刘海影、朱岩、戚健俐、程晓峰、李轶明在研究中的辛勤劳动。感谢研究过程中拜访的通用电气公司、麦当劳公司、雀巢公司等公司的各级主管人员。摘要390年代初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跨国公司在外商投资对中国市场的这新的一波“入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在少数关键行业中成功地击败了主要的中国竞争对手，显著地扩大了市场份额。跨国公司的入侵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的关注。有关讨论中主要关切的是在跨国公司的扩张面前本国企业丧失对市场的控制。为了回答本国企业如何生存并与跨国公司竞争，中国政府需要重新检验对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政策。已经进行了一些有关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使用了宏观数据或作为单一公司或行业的案例研究。几乎所有的已有研究都忽略了跨国公司对经济效率影响的定量研究。本研究试图回答跨国公司对经济效率和经济结构正反两方面影响的问题。本研究试图找出和评价80年代初以来中国改革和结构变动时期对资源配置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主要结论包括：－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影响不同与本国企业和其它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是港澳台企业）。－跨国公司的OLI比较优势有助于中国经济向较高的资源配置和技术效率的结构转变。－跨国公司负面影响包括；(i)使中国政府失去某些结构调整的主动性；(ii)使中国经济更易受国际市场的影响；(iii)使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发生变化。本研究使用的主要数据库为《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该普查涵盖了港澳台以外的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全部工业企业，共7341517个。其中包括59311个外商投资企业。本研究还将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与1985年工业普查资料进行了比较。本研究检验了1995年跨国公司的结构特性，与非跨国公司进行了比较。本研究建立了这些结构变量与两种公司销售分布的统计关系，并进行了检验。本研究向中国政府就跨国公司在行业内外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正反两方面影响提供了一幅清晰的画面，对因应跨国公司“入侵”的政策选择提供了意见。主要政策建议包括：（1）继续坚定不移地把对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开放政策作为基本国策；（2）在长期给予跨国公司国民待遇，同时取消目前对跨国公司的特殊优惠和限制；（3）利用跨国公司的正面效应来调整经济结构；（4）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投资作为促进国内改革的工具。I.前言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并成功地引进了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要引进国。90年代初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投资总额和单项投资额急剧增加。（2）一部分投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3）大型跨国公司（MNEs）系统地进入了中国市场。在一些重要行业，跨国公司成功地击败了一些主要中国竞争对手，显著地提高了市场份额，甚至完全占领了市场。例如，在化妆品和洗涤剂行业。跨国公司的“入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电视和其它新闻媒介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集中在对中国公司失去对市场的控制、在跨国公司的竞争下难以生存的担心上。为了制定有关政策，需要4对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行为对中国的福利和经济效率的影响进行全面的经济分析。跨国公司活动引起一场从劳动密集型部门向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型（高附加价值）部门转移资源的结构调整。这将大大改变中国产业间的劳动分工、产出结构、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的相互以来和技术升级。在这一领域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大部分使用宏观汇总资料或为案例研究。本研究试图使用详细的产业和企业资料，对跨国公司对经济效率和经济结构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II文献回顾本研究回顾了其他研究者在本领域进行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包括Hymer(1976),Kindleberger(1969),Vernon(1966,1979),Buckly(1876),Knickerbocker(1976),Dunning(1974,1985,1988),Bergsten,HorstandMoran(1978),ShillingandWang(王燕）(1996),郑京平(1997),王志乐（1996）和王岳平(1997)等.2.1有关理论在60年代和70年代，Hymer(1976)和Kindleberger(1969)创建了结构性市场不完善理论(StructuralMarketImperfectionTheory)，认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显示了市场的不完善。正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善，跨国公司可以运用其组织上的效率与当地企业竞争。Vernon(1966,1979)建立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InternationalProductLifeCycleTheory),认为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的位置决定其生产的地理位置，而外商直接投资是这一生产位置转移的结果。Buckly(1976)建立了自然性市场不完善理论(NaturalMarketImperfactionTheory)和市场内化理论(InternalizationofMarketTheory)，认为跨国公司用有效率的行政结构去代替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即跨国公司把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内化了。Knickerbocker(1976)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寡头竞争行为，证明在一些寡头垄断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由竞争者的行为和相互反应决定。Dunning(1974,1985,1988)把结构性市场不完善理论和自然性市场不完善理论综合，发展了一种更具一般性的跨国公司理论。他把经济结构定义为资源在可替代用途之间的分配方式，经济结构回答“一国应当生产什么产品和服务”的问题。当不能通过把资源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来改进资源配置时，就达到了最优配置效率。有两种效率：（1）技术和规模效率，指给定部门中资源的使用效率；（2）配置效率，部门间资源分配的效率。一般认为，跨国公司经营的范围和类型由三个因素决定：所有权优势(Ownership-specificadvantages,某国所拥有的企业相对于其它国家企业在市场上的优势），内化优势（Internalization-specificadvantages,企业自行使用这些优势而不是把这些优势出租给外国企业的盈利程度），和区位优势（Location-specificadvantages，把内化的所有权优势和不能流动的资源在外国而不是在本国结合的盈利程度）。通常把这三种优势称为OLI优势。OLI优势并不是平均分布在各国的，而跨国公司将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资源配置。跨国公司可能通过三种方式影响经济结构：1.在国家间转移资产，2.5把资产内化，3.通过把同一所有权分配到分开的但相互联系的经营活动中来影响资源配置。一国从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投资中可以得到的好处，取决于其一般的经济情况和投资环境。由于中国经济环境的改善，中国有机会通过一些精心设计的政策把跨国公司投资引向需要的方向，从而最大限度地吸收跨国公司投资的好处。2.2一般性的经验研究Dunning1985是12个国家跨国公司经验研究的文集，包括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该书回答了以下问题：“70年代跨国公司经营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及其变化？”，“跨国公司在结构改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正面的吗？”该书包括跨国公司对工业部门资源配置的影响的12个案例研究。Dunning（1985）研究的12个国家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在12个国家中，有9个发达国家，3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分为三组。第一组国家外向型外商直接投资占统治地位，包括美国、日本和瑞典。在这组中，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资本外流是否导致出口和就业减少。第二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包括加拿大、葡萄牙和比利时。这组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经济、文化和政治独立是否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威胁？由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外商直接投资的减缓是否对该国经济的威胁更大？第三组内外向外商直接投资大体平衡，包括英国、西德和法国。对这些国家的内向型和外向型外商直接投资都进行了讨论。第四组三个发展中国家都处于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阶段，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差异很大。在印度，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是高度限制性的；在韩国是中等限制的；在新加坡是非常开放的。在对英国的研究中，Dunning检验了一组有关跨国公司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的假设，即相对于非外商企业来说，外国跨国公司选择在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部门生产，在生产率和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生产，在人均净资本支出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生产。Dunning的研究表明，外国跨国公司对英国经济结构的影响不同于英国本国企业（后者包括英国跨国公司在英国的生产）。这既反映了跨国公司的OLI比较优势，也反映了跨国公司把这种比较优势转化为行为和绩效的方式。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O比较优势帮助70年代英国经济向较高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的结构转化；同本国公司相比，跨国公司对英国资源禀赋的L比较优势的变化的调整更积极；英国经济的更加国际化的成本可能是英国方面失去了某些结构调整的主动权。Bergsten,HorstandMoran(1978)回顾了美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政策，认为美国的政策需要在六个领域中加以改革：税收，对受到外商投资伤害的本国工人、企业和社会的补偿，反垄断，通过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PrivateInvestmentCorporation）提供的保险，东道国对外商企业的剥夺和在苏联的投资等。2.3有关中国的经验研究Shilling和王燕（1996）讨论了在东亚对资本流动的管理。该书回顾了对东亚各国资本流动的演变，以及资本流动对东亚经济的影响。该书还讨论了对6资本流动的宏观考虑和微观考虑。该书提出了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包括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下继续吸引有益的外国资本，对日益多样化的金融工具的多样化的微观影响的管理，平衡本国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对外资的需求等。该书讨论了中国对外资的管理经验。王志乐（1996）全面介绍了各国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包括详细的案例研究。该书还分析了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以及政府的对策。郑京平（1997）回顾了中国80年代以来利用外资的经验，使用了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讨论了利用外资对中国工业结构的影响。该文使用宏观经济模型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该文还讨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问题。王岳平（1997）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的工业发展。该文特别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特点及其变化，外资企业的资本密集型特点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绩效的影响。王小强近年在一系列文章中对跨国公司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作了大量的研究，强调及早由政府干预组建大型本国企业集团以对抗跨国公司对关键行业市场的占领。Feenstra（1998）分析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意义。该文指出，香港回归中国被称为“一国两制”。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经验。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相比，就是在十分不同的规则下经营的，也可以称为“一国两制”。保持这种二重结构与WTO的原则是不符合的。中国要加入WTO，就必须消除这种二重结构中的一些障碍。由于任何二重结构必然扭曲生产和交换，消除这些障碍在长期对中国可能是好事。进入WTO可以创造一个内外企业平等竞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