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领导、老科学家的热情支持与指导

老领导、老科学家的热情支持与指导施雅风在冰川冻土研究事业建立过程中，几位目光远大的老领导、老科学家热情关怀和支持扶植起了重大作用。首先要说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我国地理学与气象学奠基者竺可桢教授。早在1956年，我国第一次制订长远科学规划时，在他主持制定的我国西部地区几项综合考察工作中列入了高山冰川研究内容。1957年秋季，我向他和党组分管生物地学的裴丽生秘书长（后为副院长）汇报西北地区现代冰川研究的重要性，建议在次年开始的甘肃、青海综合考察队中，设立冰川分队。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二位领导的赞同并责成我筹建此考察队，批准向苏联科学院邀请一位冰川学家来华参加和指导冰川考察。1958年祁连山冰川考察开始以后，我每次到京都要向竺老汇报和请求指导。他都饶有兴趣地听汇报、看资料、给予较高的评价和鼓励。他说：在西北干旱区改造中，冰川问题和沙漠问题都急待进行的重大工作。在朱德委员长视察新疆时，竺老向朱老汇报了中国科学院在新疆包括天山冰川考察在内的各项工作。朱德委员长说：“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的冰雪，一定要让它为人民服务”。1961年，竺老鉴于西北干旱区主要问题在于缺水，因此，水资源的寻找，水分循环与平衡的研究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是西北建设中的头等重要问题。明确指示我：“冰川冻土研究机构设在兰州就必须坚持和发展干旱区水文研究”。以后于1965年沙漠室由京迁兰州与冰川冻土室合并建立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时，国家科委批示，研究所的方向应包括：冰川、冻土、沙漠和干旱区水文研究的四项任务。8月举行建所大会，竺老亲自来兰州主持。在讲话中说：“我国高寒和沙漠面积广大，为我们创造冰川、冻土、沙漠的先进科学水平提供了客观条件。我们科学工作者要有志气、有干劲，在这方面做出超过国际水平的成绩。去年施雅风等同志到希夏邦马峰去考察，研究成果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得到强烈反应，就是一个很好例证。”他又说：“冰川、冻土、沙漠都是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要认识这些自然现象和掌握自然规律，主要的工作应该放到野外去做。”“野外站是你们的工作的前哨，应做为全所工作的重点。”“研究要更好、更多地为国民经济服务。”“要加强研究所和生产部门、高等院校的协作”，“要勤俭节约，人员精干，提高工作效率。”“要互相团结，克服本位主义和小圈子思想”。这些指示都很中肯，是长远适用的。在文革动乱中的1970年，竺老已八十高龄，肺气肿日益严重。接到我所一位同志寄给他请求指正的《珠穆朗玛峰地区冰川与气候变迁，山体上升关系》文稿。他带病细心阅读，评论，亲自复信提出意见。他在3月11日至12日的日记里记下了他的意见：珠穆朗玛峰考察成绩不小，推测了各时期地壳上升速度和气候，从冰川和孢子花粉、古生物得出结论。交对历史时期冰川进退也提出了意见。缺点在于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古气候，古冰川文献缺乏引证。复信中介绍看两篇论文，一是挪威学者一万年来挪威雪线升降图。二是丹麦学者W.Dansgard在《Science》杂志上（1969年10月17日）刊出的用氧同位素记录重建的格陵兰冰芯的11万年气候变迁史。这里，可看出竺老是那样的认真负责，指点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学者。现在冰芯气候研究已得到巨大发展，而在我国最早认识其重要性的是竺老。28年以前他首先注意到《Science》上有关论文，满腔热诚地向国内学者介绍。以后竺老名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发表以后，吸引了美国学者L.Thompson的注意。于1979年提出了和冰川冻土所合作开展青藏高原钻探冰芯研究气候与环境的意见，长期合作，持续至今。作出了重大成绩，改变着冰川研究的面貌。和李四光副院长兼地质部长接触较少，但在1962年至1966年文革动乱之前，我每年一次向他汇报，他也尽力给我们支持。1962年，冻土工程刚刚开展，研究力量很弱。我得知和周幼吾同志同在莫斯科大学学冻土的童伯良同志在地质部系统一个研究所工作。我向李老请求调童来兰州，李老慨然同意。即向在座的地质部一位领导同志招呼，为着集中发展冻土研究，同意将童调出地质部支援中科院新建的冰川冻土机构。由此就顺当的将童伯良夫妇调至我所工作。李老知道我虽搞现代冰川但对第四纪冰川也有浓厚兴趣，他谆谆教导说：“现代冰川研究对第四纪冰川研究很有帮助，第四纪冰川研究者应当熟悉现代冰川。但第四纪冰川的遗迹常常是断片残简，鉴别困难。又应当熟悉地质学中多方面知识，帮助判断”。上述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尽管在后来的实践中对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具体判别标准，和李老有较大分歧。李老另外一条指示，就是地学研究工作，要选一个地区，深入反复地进行，这样才能提高水平，又能培养人员。不要贪多，广而不深。他以抗日战争前中央研究院地质所抓住宁镇山脉地质工作为例说明，这点启示，也有长远指导意义。前面提到的裴丽生副院长是山西籍的老革命家。50年代曾任山西省长，1956年到科学院后任党组副书记，抓任务落实，特别细致具体。1958年6月得悉甘肃省委张仲良书记要我们以半年的时间就完成祁连山冰川资料考察，拿出冰川分布与储量的紧急任务后，就同地球物理所书记、副所长卫一清同志，地理所书记、副所长李秉枢同志一道赶来兰州。详细地询问我们的考察方案落实完成的可能性，在得知我们的方案有较大的实现把握后，就批准了我们的方案。决定把冰川小分队从青甘综合考察队独立出来，定名为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由刘允中（兰州分院副院长）兼队长，施雅风（负责冰川考察）、朱岗昆（负责融冰化雪实验）为副队长。责成青甘队调一辆小车供冰雪队使用（大车已由甘肃省借调），批准了和登山队同一规格野外补助标准，由院部专拨经费到兰州分院使用。使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得全力从事野外工作。1958年底，祁连山冰川考察结束后，我们提出的1959年工作计划包括6队1站的天山考察，2个队的祁连山补充考察。大雪山和朱龙关站观测，特别是河西6个县动员上千民工的大规模融冰化雪计划，相应的后勤支援要求包括经费、装备、汽车以及人员调配等也很庞大。为了落实计划，裴副院长专门召集院部计划、物资、人事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在当时人力物力已经紧张的条件下，仍责成各部门要基本满足我们的需要。有实实在在的保证，使1959年夏季的冰川考察和融冰化雪，在河西与天山各方面都能顺利出队。现在看来，1959年的计划是过于庞大了，超过我们主观业务能力。是我们在大跃进形势下头脑发热的产物。以后工作中的失利，主要是我的责任，裴副院长热情支持我们工作，并没有对我施加任何压力。1959年秋冬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我在天山冰川考察结束后，回到北京，也被扣上右倾帽子，在大小会议上受批判。当时估计，极有可能要被处分。所领导的冰川工作能否不被牵连遭殃，有些担心。这年冬季兰州分院领导刘允中到北京请示以后的冰川工作怎么办。裴副院长就在他的办公室约刘允中、卫一清、李秉枢和我商量此事，并指定我发言，我当时虽被批判，但未气馁，就参照在考察中和苏联冰川学家商量的冰川积雪冻土等寒区与水分变化有关的自然现象一道研究建立机构发展的意见，作了阐述。当即得到在座几位领导人的一致同意，议定在兰州设立冰川积雪冻土所筹委会。调集一批人员，将成立不久的兰州地理室并入，裴作结论时说：冰川积雪冻土研究应该得到支持继续发展，此方案提交院务会议通过后执行。不久院务会议就通过在呼和浩特成立治沙研究所筹委会，在兰州成立冰川积雪冻土所筹委会，兰州地理室撤消并入，原北京地理所参加冰川队的人员全部调兰转入冰川新机构。他还招呼北京地质所领导将周幼吾同志调给我所作开展冻土工作的种子。当时裴还兼国家科委西北防旱组主任，我也被聘为西北防旱组成员。这个组管理治沙、冰川和南水北调三项研究任务。1961年夏季在北京香山饭店开过几天会议，总结大跃进期间科研工作的经验教训。要求以后更加踏实工作，就在这时候或更早一些，科学院党组分工，裴以全力分管和加强国防新技术研究，不再顾问生物学地学工作。尽管这样，他对冰川工作仍然很关心。1961年12月，我到上海参加中国地理学会召开的地貌学术会议。听说裴也在上海，我就去看望他，当然谈了冰川工作情况。他直截了当的问我有什么困难要解决，我说在当前大精简形势下，困难不少。目前需要购进一台立体摄影制图仪，是进口的。北京有货，要十万元人民币。但冰川所没有钱，兰州分院也无力调剂。他听后笑着说：你会后去北京跑一次，找计划局商量，可能得到解决。我一听有门路，立即去京找到计划局负责财务的同志，果然顺利解决。由罗广文同志进京购进了那台仪器，请武汉测量制图所的张海招先生来帮助安装运动至今，以后地面立体测量成图，都靠这台仪器，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另一位中国科学院老领导郁文同志，50年代至“文革”前是主管人事的副秘书长，“文革”后是全面管理事的秘书长。在1961年底至1962年初，我们单位工作，真是困难到极点。精简任务要把人员从1960年秋天的200人左右压到78人，到1961年冬天还有90多人，实在减不下去了。实际业务力量仍然很薄弱，亟需从外面调进一些人。但在甘肃超编的帽子没有摘了，粮食又紧张，不允许进人。1962年初，我去北京活动，得到科委、地理所领导赞同和科学院领导批准，将冰川冻土机构去了研究所的空名。改为地理所冰川冻土室，业务上归地理所领导。在北京我有可能调进一些业务骨干，但因甘肃在挨饿，不允许户口转兰州。我就去找胡文同志汇报，诉说实际困难，请示帮助解决。他听后非常同情我们的困难，说：冰川冻土室既作为地理所的一部分，就给你们在北京5个编制，领北京的粮票去兰州工作。另外在北京给你们一套宿舍，作为在北京或来京的单身人员居住。这样的灵活通融处理就给我解决了一个大困难。迅速调进了王文颖、董光荣、童伯良夫妇，还有周幼吾同志留在北京的户口问题。这批北京调进的新力量连同从兰州大学调进的谢自楚。甘肃师范大学调进的李椷等同志有力的加强了冰川冻土室的业务。体现了当时中央提出的“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1976年冬“四人帮”粉碎后，方毅同志出任科学院院长，开始拨乱反正。郁文同志升任秘书长，次年他组织和主持基础学科规划，约集很多科学家参加。除通知我参加外，并要我主持地学方面的规划。我以知识偏而浅辞谢，力不胜任。他说工作是大家做的，你做过学部工作，参加过第一次科学规划的编制，有经验，可以承担此项任务。我不能再辞，只好接受。以后院领导决定冰川冻土和沙漠分建两所，并任命我为冰川冻土所长，我赞成两所分开，易于发展。但我担心，冰川冻土和沙漠两部分已合并十多年，行政人员和设备都已混杂，现在分开，双方利害不同必有尖锐矛盾不好处理。郁文同志看到这个难题，决定在1978年科学大会后亲自来兰州主持分所，并决定所行政领导人选。这年5月中，他来兰不过十天左右实际而又明快地解决了分所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后两所都走上了顺利轨道。冰川冻土所设在兰州，是兰州而不是别的地方，冰川冻土研究事业得以发展壮大，这我甘肃省委、省政府的热情支持，科学院兰州分院具体领导帮助分不开的。在冰川冻土研究的创建阶段，前兰州分院副院长刘允中同志尤其起了关键作用。是他沟通联系中国科学院与甘肃省委两方面，在1958年6月中，我们刚从北京来兰，对甘肃政情一无所知。他先予联系，带我们见张仲良书记，张书记提出了半年查明祁连山冰川资源的跃进任务。在我提出要省上大力实际支持才能实施的考察方案后，他又迅速沟通得到认可后于6月16日带我们去见常务副省长张鹏图同志。张已经把组织部长，省政府行政处长叫在身边。听我们汇报和要求后，一一落实。要组织部长从河西地区和省上有关单位即调行政副队长，办公室主任和6个分队长干部。从河西堡汽车公司调6辆解放牌大车，限一星期报到。要行政处长上街帮助采购100多人考察队的各种装备。张副省长询问我们考察队进山以后的通讯联络办法，我答以缺少具体办法，只好等任务完成后出山联系。他说这不行，立即要秘书通知邮电局为考察队配备6部电台和报务员，一日两次发报联系。我们期望省上支持的条件，不到半天超过预期完满解决了，这对我们真是莫大的鼓舞。张副省长还允许用省委名义和省上内部电台向各大学调集业务骨干。要刘允中同志代表省上约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水利厅、气象局、建筑工程局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