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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边际人人格:中国私营企业家人格定位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曹德骏摘要:大量例证说明,中国私营企业在经营中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非理性,导致企业生命十分脆弱。企业行为的非理性,说到底是企业家非理性决策的结果。本文依据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原理,提出中国私营企业家边际人格的假说,试图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企业家非理性行为的内在发生机制。关键词:私营企业家非理性行为边际人人格MarginalPersonaliity:PositioningofChineseEntrepreneurs’PersonalityAbstractEvidencesdemonstratethatChinsesprivatebusinessesareapparentlyirrationalintheiroperations,whichleadtothefragilityoftheirlifespan.Irrationalbusinessbehaviorsaretheresultsofirrationaldecisionsmadebyentrepreneurs.Baseduponsomeprinciplesofpsychologyandsocialpsychology,thispaperputsforwardhypnosisthatChineseentrepreneursaremarginalpersonality,andattemptstoexplaintheinternalmechanismthatdeterminestheirrationalityofbehaviorsofChineseentrepreneursintermsofpsychologicalinstrument.KeyWords:EntrepreneurIrrationalBehaviorMarginalPersonality观察表明,中国大量的私营企业的生命轨迹很不正常,表现为“三年暴富”后,仅因一、两次战略失误就“一夜崩盘”。造成这种非正常生命轨迹的成因何在?本文认为,归根结蒂源自于企业家的非理性经营行为。美国经济学家埃蒂思·彭罗斯(1957)指出:“我们拥有的全部证据表明,企业的增长是与具体的人群做什么事紧密相关。如果这一事实未被充分认识到,那么不但谈不上建树,而且什么都丢失了。”1本文试图深入企业家的心理世界,探寻其非理性决策的心理机制,从而解释企业家非理性行为的成因。一、中国私营企业生命的脆弱性《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0年中国第四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不同地区私营企业追踪调查表现状东部西部正常营业52.7%55.7%迁往外地23.7%6.3%倒闭、被兼并23.7%37.9%1EdithPenrose,“TheTheoryoftheGrowthoftheFirm”,OxfordUniversityPressInc.,NewYork,1995.P.59.删除的内容:中国家族企业一般分析模型2资料来源:《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0年中国第四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表23。该课题组在1997年对私营企业进行抽样调查时,有意留下部分企业名单,以期在今后对这些企业进行追踪调查。这些企业的分布情况为:东部两省8县93家企业,西部两省5县174家企业。从表中数据可看到,倒闭与被兼并的企业数量,西部明显高于东部。两部分相加,倒闭破产率差不多为全部被调查私营企业数量的1/3。从第一次调查后仅3年时间,被调查的企业就有近1/3不复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心怵的数字。中国私营企业如此高的破产倒闭率,还可从别的统计资料中得到佐证。王强2统计了北京中关村5000家私营高科技企业的生存期。他的结论是:生存期超过5年的,只有430家,生存期超过8年的,仅有3%,其余91.4%的企业都已退出历史舞台。他对整个中国企业的生存期的计算结果是:中国现有3700万家企业(包括个体户),其中80%的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疾病。每年有400万家企业销户,每天有1.2万家、每分钟有9家企业因种种原因关门。他的最终结论是,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5年,集团公司的平均寿命还不到10年。问题还在于,近些年来,以牟其中、杨斌和周正毅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私营企业家,因经营违法乱纪而受到法律惩处。他们创办的企业尽管规模庞大,仍难免困境,有的甚至倾刻土崩瓦解。所有这些例证说明,中国私营企业的生命十分脆弱,而危害企业生命的则是中国私营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表现的普遍的非理性行为。二、理性与非理性界说为了阐明本文的观点,首先需要对理性与非理性行为概念,作一个简短的界定。(一)经济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主义是兴起于17世纪欧洲的一个哲学流派,领导人物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洛莎等人。它区别于当时由约翰·洛克奠定的另一个哲学流派“英国经验主义”。“我思故我在”是理性主义最响亮的口号。无论作为一种哲学流派还是一种思想方法,理性主义对过去和现在的人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认识论的角度,理性主义认为,推理是获得知识的主要源泉和手段,它与经验主义的区别在于,所有的知识都可从已知的规律和自然界的基本事实中演绎获得,而不一定完全依赖对世界的感知与观察。理性主义者反对把真理的获得看成是神的恩典,认为是人的聪明才智起的作用,但也不认为单用聪明才智就能获得真理,而强调主要应正确地运用才智。所谓的聪明才智,指的就是判别真假是非的理性,又名良知或自然光明。这就是广义的理性。3理性主义还认为,人的理性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手段,是评判真理与错误的唯一标准。理性主义始终坚持从世界本身证明世界,通过认识自然规律而获得自由。由此而知,理性主义作为一种认识和了解世界的思想方法,强调运用客观规律来认识与改造世界,相对于宗教迷信、盲目信仰、幻觉感觉、鲁莽冲动与胡思乱想,无疑是进步的和科学的。2王强:《企业失败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0页。3此一段文字引自王太庆在所译笛卡尔著《谈谈方法》一书中的代序言,“笛卡尔生平及其哲学”,第8页。删除的内容:法国哲学家删除的内容:,3魏建(2002)4认为,理性是一个多层次多含义的概念,是一个从核心逐渐向外扩展的概念体系。他认为人是其目的的理性最大化者,目的外生于决策过程,对实现手段的唯一要求就是能使目的实现达到最大程度。这种形式理性是外延最大的理性,包含逻辑上符合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的所有行为,都是理性行为。以此为根据,本文界定企业家的理性行为的含义。企业家的理性,不完全与哲学家或科学家追求真知的理性形式一样,但却应有这种理性形式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内核。就是说,企业家首先必须保持一种冷静的和理智的心态,正确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指引下实现自己的经济目的。企业家的职业规定了他的全部努力应集中于通过市场活动创造财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应该认识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特别是成本——收益关系。就是说,企业开展的任何活动,如果成本大于收益,就意味着亏损,也就等于失败。这时,作为明智和理智的企业家,显然会否定成本大于收益的活动,而选择收益大于成本的决策。这就是企业家的“经济理性”。具有经济理性的企业家,一定是自觉按照基本经济规律行事的企业家。如果有某些因素干扰了企业家正确认识成本——收益关系,使之无法理智地比较两者大小就做出决策,导致企业行为达不到企业目的,那就叫非经济理性。从这个角度观察与审视任何企业的任何形式的失败的终极原因,均逃不出成本大于收益这个范围。非理性思维存在着妨碍企业家做出理性决策的必然性,一旦它成为现实,企业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二)中国私营企业家非理性行为典型表现1、缺乏明确的战略意识直到今天,中国许多私营企业家仍然缺乏明确的战略意识,他们对自身、对环境、对市场缺乏理智的了解,对事关企业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还是凭直觉,成功与否全系一次赌博。还有的企业家喜欢“见异思迁”,为市场所表现的短期盈利可能所左右,搞经营“游击战”,“哪里热闹哪里赶”,忽而房地产,忽而证券,忽而生物制药,忽而保健品,忽而环保,忽而网络。还有的企业家以经验主义看待战略,把在短缺时代经营成功的经历当作基本经验与制胜法宝,把偶然因素、运气、甚至是违法经营获利看成是“基本规律”,因此,战略在他们眼中可有可无,既使有战略规划也束之高阁。作为规律来总结,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私营企业都经历过没有明确战略的时期,成功主要依赖于市场短缺。企业家的直觉和胆量,与短缺的市场条件相结合,就为企业的扩张奠定了基础。至于那些特别成功的企业,则是因为企业家善于学习,逐渐明确了战略的理性本质,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开始重视战略,比较自觉地进行科学的战略选择。而那些失败了的企业,则是因为企业家始终没有明确理性的战略选择的重要性,从而踏上衰亡之路。2.缺乏科学的、民主的战略决策机制缺乏科学的、民主的战略决策机制是中国私营企业的普遍现象,它是企业家非理性战略行为的组织基础。依据2000年中国第四次私企抽样调查数据,在被调查的3000余户私营企业里,总经理、厂长的93.2%由主要投资者担任,只有6.7%由其他投资者担任。0.1%由非投资者担任。说明企业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业主手上。企业的重大经营决4详见魏建:《理性选择理论与法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删除的内容:的删除的内容:更删除的内容:没有4策43.7%由主要投资者决定,董事会决定的只有26.3%,由主要投资者和主要管理人员共同决定的只占25.3%。由主要投资者和其他组织共同决定的占0.5%,由专职经理做出决定的是0.8%。更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一般管理决定的35%仍由主要投资者决定,董事会决定占18.2%,主要投资者与主要管理人员占41.8%,由主要投资者与其他组织共同决定的为0.8%,而由专职经理做出决定的,也仅有0.8%5。这说明,私营企业家的个人决策的范围,从重大经营决策到一般经营决策“一揽无余”。决策权如此高度集中,就是战略与组织结构的失调,谈不上建立科学化的、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其结果是决策的非科学性增大。须知,这些被调查的企业还是一些比较大型的私营企业,考虑到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还没有设立董事会和吸引外部管理人员,这些企业的重大经营决定肯定只靠业主个人做出。考虑到许多企业的董事会仅仅是一个摆设,因此中国私营企业仍是能人经济。当能人做出正确决策时,企业可能繁荣昌盛,当能人犯了战略错误时,整个企业就崩溃。问题恰恰在于,缺乏专业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增大了能人决策的随意性,提高了能人犯错误的机率。3.“唯大为美”唯大为美是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普遍追求。一是目标定得大,动不动就要当“500强”,沉缅于航母情结,甚至要把把小舢板焊接成航空母舰;二是企业理念空,动不动就要振兴民族工业;三是口气大,一块土地可以是“帝王”,一件产品是“领(秀)袖”,一个营销活动是“引领世界潮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唯大为美”的战略追求的实现手段通常是“多元化迷信”。办企业都想把企业做大,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当唯大为美成了企业的唯一战略追求后,一些企业家就头脑发热,不顾客观条件,不顾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能否胜任“大目标”,为了“贪大”,不惜四处举债,八方兼并,急躁冒进,把企业置于极度的高风险下。一旦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便引起全盘崩溃。按照彭罗斯(1957,1995)的观点,企业扩张导致的企业规模扩大,虽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一定会变得缺乏效率,但是,在扩大了的企业规模的情况下,企业的“管理职能”与“基本行政结构”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大企业的基本行政结构与小企业的基本行政结构是如此之不同,因而在许多方面,“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6。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企业家做大企业的动机,不是出自企业家的职业追求,而是为了“提高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据2000年中国第四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表40的数据,在问及私营企业家如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时,有81.6%的企业家选择的是“尽量把企业规模办大”7。在这种心态下,企业家就很难保证自己的认识与客观实际保持一致,就可能丧失理智,做出非理性、非科学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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