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与智囊团

领导与智囊团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领导科学系列电视讲座。今天由我主持，和大家共同讨论的课题是《领导与智囊团》。我在这里说的智囊团，是现代智囊团。第一个话题我向大家介绍什么叫智囊团。说到智囊团，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些人物，比如秦始皇时期的韩非、李斯，汉高祖刘邦手下的萧何、张良，三国时期刘备手下的诸葛亮，这些人物大家都很熟悉。他们不是领导，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发挥着比领导更重要的作用。他们帮助领导，帮助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夺取了政权，巩固了政权，实现了他们的领导目标。后来人们就把这样一些人物叫作智囊人物。最早对这些人物下了准确定义的是唐朝的一个学者，是著名的训诂学家颜师古。颜师古对这样一些人物打了个比方，说这些人“一生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就是说这些人全身都是智慧，都是计谋，就好像口袋里装着很多东西，想用什么东西，拿出来就可以。这样一来，智囊就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代名词，比喻那些有智慧，有谋略，辅佐领导者干出很多大事的人物。后来，在现代领导科学中，就把这样一些人物组成的一种机构，称为现代智囊团。具体的讲，现代智囊团就是指若干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按照特定的需要，组成的以输出自己的智力成果，为领导者制定各种各样的决策提供服务的知识密集型的机构，这就是现代智囊团。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智囊人物和智囊组织，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在历史上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到了现代，我们应该指出智囊团对领导的作用，智囊团参与领导活动的必然性就更重要更加强烈了。返回顶端下面我就介绍一下要与大家讨论的第二个大问题，现代智囊团参与领导活动的历史必然性。说到现代智囊团参与领导活动的历史必然性，我想从两个方面谈起。第一个方面，这种历史必然性，我认为是现代领导活动的服务性、群众性、民主性特点越来越显著的一种必然需要。现代领导活动的服务性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句话，“领导就是服务”。我们毛泽东同志当年也经常讲一句话，“领导者要做人民群众的勤务员”。这就说明了领导活动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是为群众服务，为被领导者服务。领导活动的群众性，是说领导活动的主体是群众，是被领导者。领导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归根到底是为群众制定的，为被领导者制定的，而不是为自己制定的。所以政策路线方针对不对，应当由群众说了算，让群众来决定，让群众来评价。既然领导活动有服务性、有群众性，就决定了民主性，就是说领导活动要听大多数的。领导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原则，为主要标准，要让大多数人拥护，大多数人支持，大多数人赞成。那就必须要听大多数人的意见，这叫民主性。领导活动的群众性、服务性、民主性，就决定了领导者应当充分地依靠智囊团。我想有三点原因。第一点，领导既然是为群众服务，是为大家办事的，那么领导者制定的目标，围绕目标制定的方案，根据方案制定的政策，都应该以大多数群众的意愿为主要标准。要听大家的意见，因为你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同意不同意、拥护不拥护，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听他们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听智囊的意见。山西省阳泉市委市政府去年就在全市搞了一个运动，叫作“我为家乡建设出计谋”，就是发动全市的几十万老百姓，人民群众，为市委市政府提意见，怎么样建设好阳泉，怎么样发展好阳泉的经济，怎么样搞好工业，怎么样搞好农业，特别是怎么样搞好城市建设。在1、2个月的时间内，市委市政府就收到了来自人民群众的几千条建议，有很多都是非常合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所以我们必须指出，领导者的高明是建立在能够吸收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基础之上的。哪一位领导者善于联系群众、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走得好，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能够从群众中来，再回到群众中去，那么他的领导主意就比较高，他的领导方法就比较科学，他的领导目标也就必然正确。所以，群众的智慧是领导者智慧的主要来源，领导者的智慧应当主要来自于人民群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智囊团，正如我后面要讲的，不管它有什么样的形式，不管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归根到底它都来自于人民，来自于群众，来自于基层。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谋略，都是人民群众的智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意愿的一种反映。所以智囊团的智慧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智慧的反映。另外一方面，我们说的智囊人物，当然是人民群众中具有相对优秀的先进的知识、经验、谋略的一些代表，他们给领导提供的谋略，提供的经验，提供的方法，提供的主意，归根到底都是人民群众中一些因素的反映。我认为，根据这样的三个特点，这样的三个原因，现代领导活动必须要依靠智囊团，智囊团参与领导活动的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方面的原因。我想说的第二方面的原因是重点。智囊团为什么要参与现代领导活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由于现代社会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领导活动日益复杂化的一种必然要求。现代社会有非常明显的三大特征，就是出现了现代化的大科学，现代化的大建设，现代化的大经济。现代化的大科学、大建设、大经济又相应地产生了三大活动。现代化的大科学产生了现代化的大科研活动，现代化的大建设出现了现代化的大工程活动，现代化的大经济出现了现代化的大企业活动。大科研活动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世界能力不断深化、不断提高的一种标志，需要多种学科、多种领域的科研人员参加，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而也推动了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一种科研活动。大家知道，二次大战以后大科研活动越来越多，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比如1969年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大科研活动。这种大科研活动，涉及到的工厂企业120多家，涉及到的高等院校180多家，涉及到的科研人员达42万人之多。阿波罗登月飞船上的零件有700多万个，总投资300多亿美元。大家想一下，这样大、这样复杂的一个科研活动，靠少数一两个领导者去组织、完成、实施几乎是不太可能的。第二是现代化的大工程。从二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我们中国，现代化的大工程也越来越多了。现代化的大工程一般而言是指投资在20亿美元以上，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提高的大工程。比如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地区性的供电工程，超级桥梁工程，超级隧道工程，海底石油工程等等。比如美国在1974年建了一座楼，叫西尔斯塔楼，高443米。后来美国又计划建一座楼，“世纪贸易中心”，高700多米。前几年，日本有一个环境程序研究所，设计了一座楼，叫立体城1000，顾名思义，这座楼要高到1000米，在关东平原，关东平原有一座山叫筑波山，筑波山高870米，但这座楼比山还要高。建成之后坐电梯从一楼到顶层需要11分钟，大楼能够容纳将近30万人。大家想一下，建这样的一座楼，靠一两个领导者、一两个设计师、一两个工程指挥所，是不一定能建成的，因为它非常复杂。还有，我们国家领导人到日本几乎都要访问的一个世界级的大工程，就是日本的青函隧道，把日本的本州岛和北海道连接起来，是一个跨海的地下隧道。这个隧道全长60公里，在海底240米以下，修建了20多年，投资9000亿美元。大家知道，在海底修隧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涉及到很多的因素，都是人类不可知的，一旦工程失败，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现代化的大工程。包括我们中国的三峡水库工程，也是世界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之一，这点我在之后还要提到。现代化的大企业是二次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更多的一种跨国公司，它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日益发展，而使生产要素越来越集中，形成的功能齐全、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和经济联合体。这样的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也标志着全球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发展的一种趋势。我这儿有一组数字，大家可以看出来，1904年美国年产值100万美元的企业有1900家，这1900家的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8%。到了1973年，美国年产值1亿美元的企业达到了3500家，产值占到了全国工业产值的70.3%。而到了1995年，年产值5亿美元的企业2300家，数量在减少，但是产值占到了全国工业产值的93%。从我们中国来看，大家知道，90年代末期我国首批抓了300户重点企业，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这300户国有企业的数量只占全国当时国有企业数量的0.44%，然而这300家企业1996年的销售收入占到了全国总量的43.73%。这就是现代化的大企业。我们看到现代化大科研，现代化大工程，现代化大企业，这三大活动的出现，可以总结出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现代的领导活动规模很大，规模一庞大，因素多了，因素众多，结构就复杂了，结构复杂，变化就快了，变化迅速，后果影响很大，就影响深远。比如盖一座两层的楼房失败，和盖了200层的楼房失败，后果哪一个大？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人类领导活动，随着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表现出了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因素众多，变化迅速，后果深远的特征。这就使领导活动，特别是领导活动的一种重要活动——决策活动，就出现了以下三个性质。第一，目标的非线性；第二，过程的随机性；第三，后果的突变性。目标的非线性就是目标的取向不是直线取向的。什么叫直线取向？举个例子，大炮炸碉堡，这叫直线取向，大炮本身不动，碉堡也是固定的，瞄准好碉堡发送炮弹，就可能会击毁碉堡，击毁目标。这叫直线取向，相对来说目标取向比较简单，双方都没有量的变化。然而非线性取向就不一样，相当于坦克打飞机，坦克在地下快速地前进，飞机在天空飞行，你也在动，我也在动，我要打中你，这个目标就叫非线性取向。人类现在的领导活动就是一种非线性取向，叫作目标的非线性。目标在不断变化，过程就不可能不变，包括自己也在变化。过程的随机性是指领导活动的过程存在着很多不可知不可测的因素，潜伏在领导活动过程中。正因为不可知不可测，正因为认识不到，所以随时可能会爆发出来，因而产生了后果的突变性。就是这种不可知不可测的因素，一旦发生，它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前提。它不可能通知你“我要发生了”，而是突然发生，这叫后果的突变性。比如我刚才提到我们中国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家知道这是我们国家酝酿争论了近30多年的结果。为什么酝酿争论了30多年，就是因为它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目标的非线性、过程的随机性、后果的突变性。我们的目标是在不断调整的，它既有防洪，又有航运，还有发电，还有防涝。过程的随机性，表现在这个过程太复杂，所以在修长江三峡水库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不可测不可知的因素。尽管我们做了最大可能的预测，最大可能的分析，但是我们是否把三峡水库建造过程中一直到建造成功以后，其中可能潜伏的多种危险因素都认识到了呢？不可能。比如三峡水库所在的地理位置，是在湖北、四川交界地带，那一带的地质结构非常复杂，经常发生大规模的山体滑坡。作为世界最大的一个水库，比当前世界最大的巴西的伊泰普水库还要大，三峡水库建成之后，大坝高185米，长江水位抬高将近170米，就形成了一个长500公里的河道性水库，上游截止到重庆，水位都要提高2米，水库总蓄积的水将有7万亿立方米。7万亿立方米就意味着7万亿吨，7万亿吨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么大，这么多的水，这么重，聚集在这样的地区，会不会诱发地质结构发生变化，比如地震之类，这的确是不可测的因素。另外大家知道，在未来的国际形势发展中，战争、世界大战的可能还是有的，战争一旦要爆发，我们的三峡水库会不会成为敌对势力重点轰炸的目标呢？一旦成为他们重点轰炸的目标，大坝被炸毁之后，7万亿立方米的水一涌而下，后果不堪设想，这就叫过程的随机性。另外，这样的不可测不可知因素一旦爆发，没有任何征兆，它不可能通知我们人类，通知当地的群众，那就会使人措手不及。这就是现代领导活动及其决策活动的三个性质，这样的三个性质，使现代领导活动出现了三个后果。第一个后果，任何一项领导活动，包括领导决策成功的概率降低了，失败的风险加大了。任何一个领导者对自己的领导活动，都不能盲目乐观，都不能也不敢胸有成竹，说我的这项领导活动、我的这项决策100%成功。不可能，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领导活动决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