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和谐管理的目标与径路

网络和谐管理的目标与径路钟瑛余秀才互联网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产生以来给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发展初期，广大的网络用户非常看重网络传播的自由性，竭力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管制，认为互联网具有“三无”的基本特征，即无法律、无国界、无法管制。在互联网的诞生地美国，一些人士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喊出了“网络空间零管理”的口号。然而，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的工作、生活、学习、交流等带来诸多便利的时候，也在不断地侵蚀人类的生活，带来种种社会问题。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界对于是否应该管理互联网的争论早已结束，网络管理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面对互联网侵犯个人隐私、威胁国家安全、传播不良信息等，各国政府都把对网络的有效管理作为目标之一。目前各国对互联网的管理模式与手段不尽相同，管理效果也很难一概而论。我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经历最初的认识、摸索阶段后已经具有很丰富的管理经验，但仍然还不成熟、不完善。网络和谐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网民乃至整个社会各部分的通力协作与努力。因此，要使网络能更加健康和谐的发展，让网络真正成为中国民主、经济发展的“增速器”，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网络管理的目标和完善网络管理的恰当路径。一、和谐理论观照下的网络管理从中外历史来看，“和谐”思想源远流长。和谐从内涵和本质特征上看，是反映事物与现象的协调、适中、秩序、平衡和完美存在状态的范畴，是多样化的协调和统一，是事物合乎逻辑规律的发展和变化。第二，和谐从实现的根本途径上看，不是无差别、无矛盾、无冲突，而是矛盾对立双方和多方的相异相合、相反相成，既对立又统一，从而推动事物的前进和发展。第三，和谐从价值上看，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理想。[1]和谐既是网络管理的手段也是网络管理的目标。和谐的管理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系统论的观点不谋而合。系统论认为：一个系统是由许多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的部分所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较复杂的系统可进一步划分成更小、更简单的次系统；系统中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系统的整体性。事物要想健康发展，就需要系统和谐。系统和谐，是指人、技术、组织结构等之间的平衡、协调、优化，包括系统与环境的适应性、各层级之间的匹配性、成员认识的一致性等等。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复杂系统间相互作用的状态和结果，而是特别注重人与子系统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追求一种动态的优化、协调与平衡的发展。如果把互联网管理看做一个系统，实现政府、网民、网络媒体的良性互动，则是一种系统内和谐；如果把互联网管理放在社会大环境中，则网络和谐管理则是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一环，这种外部系统的和谐要求网络管理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行业市场等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从自身发展及对社会的影响方面看，实现对网络的和谐管理都是建立中国特色网络管理机制的基本目标与根本手段。追求对网络的和谐管理，最直接的原因是当前的网络管理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与因素，客观原因则是互联网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和谐的实现途径并非总是坦途，和谐网络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国特色网络管理机制自身所追求的和谐，包括两个方面：管理手段的和谐与互联网管理主客体的和谐。网络管理的和谐有低度和谐、中度和谐与高度和谐。互联网管理在实现自身和谐管理的基础上，与整个社会外部环境实现高度融合，实现外部系统的和谐才是一种高度和谐，并在政府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大环境下才显得更加具有意义。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完整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概念,《决定》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一般来说,和谐社会的建构至少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等主要方面。当前,凭借国际互联网的崛起而形成的“网络社会”,使人类得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网络社会”一方面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另一方面,其中的种种不和谐现象也会影响现实社会的和谐构建。因此,我们当前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不仅包括和谐的“现实社会”,还应包括和谐的“网络社会”。[2]网络管理外部系统的和谐，需要通过综合有效的管理，实现网络的发展同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及文化环境等的高度和谐。网络管理这种系统内与系统外的和谐发展可以用下图演示。总之，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和谐管理”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构成和谐，指要素齐全，组成合理；二是组织和谐，指渠道畅通、整体协调；三是内部环境和谐，指人心所向，充满生机；以上三个方面构成内部的和谐。另外，再加上外部的和谐，即外部环境合理、主动适应机制强。这样外部系统和谐与内部系统和谐一起构成总体的系统和谐，从而达到较强的自组织性、较强的自适应性、较大的活力、较强的内聚力与吸引力、最大的总体功能。[3]政府部门网络媒体网络受众行业协会社会第三部门二、网络和谐管理的目标中国特色的网络管理需要目标规划，纲举目张，只有在具体的目标指引下，所有的理论研究才有的放矢，研究才不会茫然，同时对实践更具指导意义。当下，网络文化和谐既是网络管理的基本目标，又是网络管理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实现对网络和谐管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更好地为丰富和繁荣人民的精神、物质生活服务。如果说和谐管理既是基本目标也是基本手段的话，那么建设和谐的网络文化则更应该是中国特色网络管理的根本目标与自觉追求。关于人类文化，有学者比喻说，第一代农业文化是“井圈文化”，它受到当时传播媒介的制约，信息来源和活动视野都被禁锢在狭小的圈子里。第二代工业文化是“河流文化”，尽管它蜿蜒流长，但带有一种“界河”性的分裂特征。第三代信息文化则是把整个人类连接成一个整体的“海洋文化”。[4]这其中“海洋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网络文化，它四通八达，虚实相间，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空间。何谓网络文化，尹韵公先生在《网络文化是新人类文化》一文中认为：网络文化是全球同步的文化、是全民参与的文化、是个性十足的“客”文化、是集大成文化、是强势文化。网络文化的内容涵盖非常广泛，包括最基本的网络语言及网络娱乐文化、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视频文化、网络新闻、网络资源共享、网上广告、网上交易等。网络文化的诸多特性说明了网络文化的和谐与宽容性。然而随着网络文化影响的增强，网络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弊端逐步显现出来。首先是网络文化的失衡问题，传统大众传媒时代国际传播的不平衡格局在因特网上依然存在。由于各国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水平的差异，形成了发达国家在互联网上的优势地位。我国的网络技术同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国文化面临发达国家侵蚀与征服的危险。其次是人性异化问题，网络传播带来的不良影响还涉及到对个人生活状态、精神情感、生理心理等方面。主要表现为：网络传播内容泛滥、网络传播行为变异、网络道德意识、网络道德规范缺失、网络传播效果失衡、网络行业主体道德意识淡漠等。这些异化在网民身上主要表现为“信息焦虑症”、“网络孤独症”、“网络中毒症”等现代精神病，有人称之为信息综合症。[5]网络文化在我国还表现出与传统文化冲突的问题：文化的表现形态上，网络文化是一种高科技文化、虚拟文化，而传统文化要想加盟网络文化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形态；在文化价值的取向上，网络文化对传统文化价值有一种消解的作用，有时甚至输入大量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动摇人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并给人们造成一定程度的价值标准混乱和精神困惑。此外，网络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还表现在对汉字表意性、传统的语言方式、传统的知识存储方式等方面。我国网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有：网络文化内容方面的问题（如色情、赌博、暴力、愚昧、迷信、侵权等问题）、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网络文化产业运营中的问题、网络文化产业知识产权问题、网络文化产业竞争、文化侵略问题、网吧经营与管理问题等。网络发展过程中的的种种负面效应，从根本上说需要网络文化的和谐构建，需要形成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长效机制，需要不断地更新管理理念，进一步探索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管理、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管理机制。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管理机制需要明确以下方向与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净化网络环境，努力营造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营造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行业自律等手段，加快形成依法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切实维护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其实，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已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共识及中央高层的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网络文化建设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扩大宣传思想工作的阵地,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辐射力和感染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软实力。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中共十七大报告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党中央对网络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要求全党同志要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抓好互联网的管理,建设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网上舆论环境。[6]三、网络和谐管理的径路随着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同整个社会的生活愈来愈息息相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实现网络健康与快速发展，都离不开网络的和谐管理。在这种和谐管理过程中，需要一系列科学的并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方式与手段，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是“创新”，包括对旧有网络管理观念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管理文化的创新甚至管理理论的创新。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与进步的不竭之灵魂，也是网络管理最有效与最根本的路径。面对我国网络迅猛发展当中泥沙俱下等不和谐现象，完善当下的网络管理机制同样需要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在此方面，西方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20世纪70、8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重新发现”了制度分析在解释现实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形成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已经变成超越单一学科，遍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新制度主义代表一种经验研究方法，它像关注个体行为一样关注社会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础，强调制度因素的解释性权力。[7]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互联网管理经过三个阶段的螺旋式演进，管理成果总体尚好。但在各媒体进一步融合突进中，网络的发展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既有社会问题也有管理问题。互联网要想阔步发展，就必须改变管理思维，突破管理的制度瓶颈，进行不断的制度创新。这其中，新制度主义理论对互联网管理的制度创新与变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理论角度看，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不是泛指制度的任何一种变化，而是特指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的制度。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于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经济人”的“成本一收益”计算。主体只要能从变迁预期中获益或避免损失，就会去尝试变革制度。制度供给、制度需求、制度均衡与非均衡形成了整个制度变迁的过程。[8]从90年代起至今，我国的互联网管理历尽初创、发展与不断完善三个阶段，基本上实现了一种制度的供给。如果把制度的供给看成是创造和维持一种制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