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弗兰茨·敦克尔出版社版一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46，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47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荷兰同帝国的脱离48，把德国从世界贸易中排挤出来，使它的工业发展一开始就限于极小的规模；当德国人如此艰辛如此缓慢地从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当他们把从来就不很大的全部市民精力耗费于毫无结果的斗争，以反对每个小邦主和帝国小贵族强加在他们臣民的产业上的关税壁垒和专横的贸易条例的时候，当帝国城市在行会习气和贵族骄横中衰落下去的时候，荷兰、英国和法国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首要地位，开拓了一个又一个的殖民地，使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达到最高度的繁荣，直到最后，英国由于蒸汽使它的煤铁矿有了价值，站到现代资产阶级发展的最前列。但是，陈腐可笑的中世纪残余直到1830年还束缚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发展，当还需要同这种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只是随着关税同盟49的建立，德国人才能够理解政治经济学。从这时起，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才实际上开始输入，以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不久，学者和官僚就抓住了输入的材料，用一种并不替“德意志精神”特别增光的方式把它加工改造。于是，从那些耍笔杆的投机家、商人、学究和官僚的杂凑班里，产生了德国的经济学著作，这种著作就其乏味、肤浅、空洞、冗长和抄袭情况来说，只有德国的长篇小说才能与之相比。在那些讲求实际的人们当中，最先形成了产业家的保护关税派。他们的权威是李斯特，虽然他的全部洋洋大作是从大陆体系50的理论创立者法国人费里埃那里抄来的，但是总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51。同这一派相对立，在40年代产生了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份商人的自由贸易派，他们怀着幼稚的然而自私的信仰，重复英国自由贸易派52的论据。最后，在从理论方面研究这门学科的学究和官僚中，有像劳先生那样子瘪而无批判能力的采集家；有像施泰因先生那样把外国的原理译成没有弄懂的黑格尔语言的自作聪明的思辨哲学家；或者有像黎尔先生那样在“文化史”方面舞文弄墨拾人唾余的人。从这一切最终得出的是官房学53，这是一种浇上了一些折衷主义经济学调味汁的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对于准备应考官职的人倒是有用的。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①。这篇序言的主要部分已经在《人民报》54上刊载过，因此我们请读者去参看一下。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②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喊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干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月革命41把我们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虽然如此，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每个场合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在这个时期从国外来影响德国越来越不可能了，我们党把流亡者之间争吵——因为这成了唯一可能的行动——的场所让给了庸俗民主派。他们心满意足地热中于争吵，今天大吵大闹，明天握手言欢，后天又公开自己的丑事，他们在美洲到处行乞，接着立刻在瓜分几文讨来的银钱上重新出丑，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却因为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研究这个观点已经够忙了，单是这一点，我们党就不可能堕落到像流亡中的“大人物”55那样深的程度。这些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本书。二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决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决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阐述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结果，正如一位波恩的教授所说，这些黑格尔主义者懂一点“无”，却能写“一切”。情况的确如此，这些先生们虽然自命不凡，却深感自己的虚弱，因此尽可能回避一切重大的问题；陈腐的旧科学由于具有实证知识方面的优势而保持着它的地盘；只是在费尔巴哈宣布废弃思辨概念以后，黑格尔学派才逐渐销声匿迹，于是，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这个现象是有它的自然原因的。黑格尔学派的狄亚多希56的统治在空谈中结束之后，自然就出现一个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的时代。同时，德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致力于自然科学，这是与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的强大发展相适应的；在这种科学中思辨倾向从来没有多大地位，随着这种科学的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直到沃尔弗式的极端浅薄为止，也就重新流行起来。黑格尔被遗忘了，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同18世纪的唯物主义几乎完全没有差别，它胜于后者的地方主要只是拥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的材料，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我们从毕希纳和福格特身上看到这种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甚至信奉费尔巴哈的摩莱肖特也极其可笑地每时每刻都在最简单的范畴上纠缠不清。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智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当然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由此可见，在这里就得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在这种形式上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能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一种自己承认是“从无，经过无，到无”57的方法，在这种形式上在这里是根本不适用的。虽然如此，它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它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辩证法家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因此，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58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么，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干这件事。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