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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联社会主义利弊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影响1992年苏联解体后,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成败得失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对于苏联解体,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应该坚持辩证分析的态度,既要承认它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也要看到其存在的严重弊端。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决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正确公正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应首先认识到该模式确立的时代背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刻,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研究苏联社会主义问题的最关键的部分。苏联实际上在斯大林时期面临两大生死抉择:一,旧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否则“落后就挨打”;二,面对法西斯入侵的威胁,必须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旧俄国仅仅是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工业水平比欧美国家落后很多,如果按人平均计算的话,煤,钢铁的产量以及机器制造业的产量都不及美国或者德国的10%。因此,苏联在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后,面临着十分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列宁的逝世,出现“权力的真空”一定程度上使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程。而斯大林在苏联政坛的崛起,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无疑是“黑暗中的曙光”。在全面控制政权后,首先他就结束了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1928—1929年由于市场上粮食供应不足,从而使城市人口面临食品危机,如果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苏联红军和城市居民就会陷于挨饿的境地,一发不可收拾。斯大林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组织农民走向集体化的国营农场道路,消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斯大林“暴力美学”的铁腕手段下,苏联开始了农业全盘集体化道路。而在工业方面,苏联经济落后,并且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为了捍卫红色政权,那就必须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建立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斯大林认为必须采用行政手段保证高积累多投资,从内部依靠自己的力量积累。斯大林时期固然有严酷性的一面,但只有这样才能集中掌握对于建设工业基础必需的资源,并奠定苏联工业体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2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成6000多个大企业,建立起飞机,汽车,拖拉机等重型机器制造业部门和大型的煤炭钢铁石油基地。1940年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6倍多,超过法,英,德,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到战争前夕的1940年,苏联年产1800万吨钢,1.6亿吨煤,3100万吨石油,483亿度电,同时全国耕地70%使用拖拉机耕地!苏联一跃成为欧洲强国。其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首先它比较容易发挥国家的资源动员和调配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稀缺资源服务于一明确的目标,完成特定的重大任务。第二,该模式保证苏联在二战时期迅速动员和组织全国各种资源进行备战和参战,对保证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三,二战结束后,该模式保证苏联战后经济的恢复和重建,使苏联成为足以同美国相抗衡的又一个超级大国,正因为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强大,使世界出现了以苏、美争霸为特征的两极对峙的格局。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高度赞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存在的严重弊端。斯大林模式实际上一种战时非常时期的一种实用性发展模式,事实表明这一模式确实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和平稳定时期它的弊端作用开始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经济运行以行政命令、教育动员、政治压力等因素为基础,忽视物质利益和经济效益原则,使经济发展缺乏内在的动因和活力,不能长期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劳动和创业的积极性;重视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使国民经济比例长期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实施赶超战略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消耗性质,使经济发展缺乏动力。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弊端是:容易造成个人迷信与个人专断,产生束缚民主、破坏法制、以党代政、官僚主义、权力腐败等消极现象,这种体制已经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和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凡此种种,要求执政党应当在尽量发挥这种模式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认真果断地加以改革和完善,把这种模式转换成新的、符合本国实际的、行之有效的新体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对新中国的影响是重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党的领导人顺理成章地选择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苏联模式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曾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一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并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障碍。毛泽东认识到要探寻一条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却因历史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局限,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实行改革开放,终于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彻底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制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找到了一条现实可行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采用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在当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它在稳定新生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首先是赢得了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对新中国的援助与支持,为稳定新生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承认新中国政权,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了极大支援。再次是促进建国初期工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仅“一五”期间,我国政府就投资776.4亿元用于大型工业项目建设,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工业的起步。1953——1956年间,全国工业和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分别递增19.6%和4.8%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较平稳地实现了向现代化国家过渡的历史任务,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较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其中苏联模式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这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一是权力过度集中,家长制作风和官僚主义盛行。苏联模式强化了毛泽东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个人地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出现决策失误,并且在实践中难以得到纠正。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党内民主和国家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官僚主义盛行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二是违背客观规律,盲目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统得过死,发展缺乏后劲。毛泽东沿袭了苏联的作法,强调计划性,排斥市场,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下。在分配方面,毛泽东虽然重视按劳分配,但始终认为分配差别太大是“资本主义法权”的表现,是在“向资产阶级让步”,结果导致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始终不能充分调动。在经济发展方向上,毛泽东以苏联为榜样,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以便尽早实现工业化,但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比例失调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全面发展。三是自50年代后期开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1957—1978年,中国经济一直在步履蹒跚中缓慢增长,甚至在“左”的思想的指导下,几次达到了崩溃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开始对传统的苏联模式进行彻底革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教训,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成功地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他首先从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入手,在经济管理和财政税收等领域向地方下放权力。同时建立了一批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和保税区,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扩大了地方的经济管理权和财政权。而对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随着实践的不断丰富,逐步清除了以往的很多误解,中国最终摈弃苏联模式的束缚,走上了一条成功的改革开放之路。2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长足发展,生产力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告别了短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已经胜利地实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年,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综合国力稳步上升。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这一成就正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突破苏联模式后所取得的,它使中国社会主义经受了国内国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同时也给全世界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增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重新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如黑格尔所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当时代的意识形态。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背景,我们应该认识其出现的原由,也应辩证看待其利弊及其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唾其糟粕,取其精华,合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
本文标题:论苏联社会主义利弊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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