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水污染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

中国工业水污染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来源草根论文网时间2011-08-28字体[大中小]收藏我要投稿浏览：368[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流,这对水资源造成严重的污染,而征税、管制或者排污权交易等治理污染手段没能够有效遏制我国水质继续恶化的趋势。通过剖析我国工业水污染产生的内在原因,提出我国工业水污染是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在政治市场上博弈的结果假说。采用1997年2008年我国30个省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广义矩(GMM)方法对政府企业公众的博弈模型进行环境污染实证检验,得出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谋是导致工业水污染的重要因素的结论。[关键词]工业水污染;地方政府;博弈论;利益机制;广义矩方法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恶化水质环境。因此,维护健康的饮水环境、保护水资源安全已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征税、排污权交易以及政府管制等传统的污染治理手段未能有效地遏制我国日益严峻的水污染趋势,因此本文将从地方政府的行为入手,结合企业和公众在政治市场上博弈,分析工业用水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然后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一、中国水污染现状(一)废水排放量增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废水排放量也在急剧地增加。2008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达到572.0亿吨,比2007年增加了2.7%。废水排放的主要来源是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农业废水。其中,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达到241.65亿吨。(二)水污染事故频发水污染事故频发威胁着居民的饮水安全和社会稳定。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我国共发生水污染突发事故1551件,平均每天发生1件。2005年11月,松花江受化工厂污染,苯含量严重超标,导致哈尔滨市停水四天,几百万市民陷入缺水恐慌。同年12月,广东北江韶关段发生镉超标严重污染事故,导致下游10万人无法饮用北江水。2006年1月,湖南省株洲市霞港湾因水利工程施工不当,导致含镉废水流入湘江。2007年5月,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威胁无锡上百万人用水安全。2009年2月,江苏盐城市自来水水源受到污染,20万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三)水环境质量状况不容乐观我国地表水和近岸海域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首先,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2008年所检测的200条河流409个断面中,~类、~类和劣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是55.0%、24.2%和20.8%。与2007年的相关数据相比较,~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减少了5.1个百分点,~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增加了2.3个百分点,劣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增加了2.8个百分点。七大水系中除了珠江和长江水质总体良好、松花江为轻度污染之外,黄河、淮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其次,近岸海域水质属于轻度污染。2008年全国近岸海域和类海水比例为70.4%,比上一年上升了7.6个百分点;和类海水占11.3个百分点,与上一年基本持平;和劣类海水占18.3%,比上一年下降了7.1个百分点。在四大海区的近岸海域中,黄海、南海近岸海域水质良好,渤海水质一般,东海水质差。二、文献回顾和中国工业水污染问题的理论分析(一)文献回顾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环境资源的非竞争和非排他的公共属性导致私人的边际成本与社会的边际成本相分离,使得企业将本应该由自身承担的环境成本转移给社会,而社会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环境资源的负外部性诱使企业减少环境资源投入,忽视环境恶化问题,最后导致全社会的整体福利减少。为此,学术界提出克服污染外部性的两种措施,它们分别是政府干预和排污权交易。政府干预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对排污企业征税;另一种是对环境进行管制,利用行政权力抑制企业的排污行为。排污权交易市场是根据科斯定理,对界定产权之后的环境资源进行市场交易,让排污企业购买污染排放许可证。上述这些都是促使环境排放成本内部化的途径。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水污染治理专业委员会曾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多年来我国污水治理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说明我国治理污染的成效甚微,反映了现有污染治理方式既没有消除市场失灵而且陷入政府失灵的局面[1]。文贯中也曾在其一篇文章中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有时候不但不能够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扭曲了市场中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在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的后果更加严重[2]。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之中,政府与市场的衔接不够顺畅,这使得政府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或者被某些利益集团所俘获,导致以牺牲环境等公共资源为代价,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在攀枝花污染事件中,河流上游的省属企业黄磷厂排放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而民间环保人士为了让黄磷厂彻底搬迁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诉讼,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使得该案件一直未予立案。福建省上杭县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也是相似的原因,该企业以地方政府为盾牌忽视环保部门的整改警告。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使得环境保护成为一句空话,甚至地方政府有时还会阻挠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的检查[3]。在2004年环保总局的诊治违法排污企业的行动中,就查出208件地方政府保护下的企业违规排污案件。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国际上通用的治污措施,运用到中国却没有发挥预想的作用,这是水土不服的缘故。我国的环境污染背后显示出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问题。为了寻求地方经济的增长,地方政府积极提供税收、金融、土地等利好政策及降低准入门槛来吸引能够创造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的企业,而不去过多的地关注其是否是高污染企业。地方政府以短期的收益牺牲长远的生态安全,这必然增加现在推行节能减排、控制环境污染的压力。因此,本文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建立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共同参与的公共资源非市场竞争模型,分析政府与排污企业的合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二)中国工业水污染问题的理论分析1.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目标及行为(1)地方政府。研究政府的许多文献中都暗含着公共人的假设。布坎南、塔洛克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原则运用到政治交换中,提出政府官员是具有独立的利益并按照成本收益核算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主体[4]。North(诺斯)对经济史进行研究得出的诺斯悖论也印证了政府的理性行为,即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一旦政府的租金最大化目标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及社会产出的目标发生冲突时,政府将倾向于牺牲社会整体福利而为自己谋求利益[5]。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央政府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税收和支出的权力,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即财政分权。然而,财政分权到底给环境带来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至今学术界尚存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本地区的财政收入,竞相招商引资,甚至降低环保门槛,通过干预环境评价和审批等手段,促使一些污染项目破土动工。另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分权让地方政府参与进来,这样能够提高环境公共物品的供应效率,从而减少环境污染水平。因此,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的环境偏好还需要验证。(2)企业。企业群体通常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它们对环境质量的偏好要小于社会公众。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不愿意花费巨资引进清洁生产设备,而是把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成本转嫁给其他社会成员。在环境资源产权归属模糊的背景下,企业是否享有向他人转嫁成本的权利,地方政府拥有最终的裁决权。在市场机制并不完善、计划遗风也未完全褪去以及民众监督不健全的转型经济中,政府官员往往凭借对资源的垄断权来攫取经济利益,这使得企业寻租行为有了基础。只要企业群体在寻租行为中支付的边际寻租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那么企业群体就会设法俘获地方政府,获取更大的排污权,从而实现有利于自身的社会资源再分配的目标。学术界的研究表明,政企合作的结果将增加本地区的污染排放水平。Lopez(洛佩斯)和Mitra(密特拉)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得出尽管腐败或寻租不会影响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但是腐败会提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水平,恶化环境质量[8]。Cole(科尔)通过对1987年2000年众多国家的污染与腐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腐败行为增加了人均二氧化碳与人均二氧化硫的排放量[9]。(3)公众。公众是环境保护的支持者和企业污染的受害者,其目标是消除污染、减少经济损失。由于个人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很难通过价格机制来传达和实现,这就需要经过政治程序将个人偏好转换成集体行动,然后制定法律法规规制污染行为。事实上,公众面临着阻碍其偏好表达与传递的不利因素。第一,公众诉求机制不完善。我国的法制还不够完善,政府在缺乏监督和约束条件下可能违背公众保护环境的意愿,转而追求自身利益。第二,搭便车行为削弱集体行动的合力。在众多不同利益成员的集体行动中,如果没有共同信念和选择性激励,集团成员的理性选择是不采取增进集团利益的行动,而免费享受集团其他成员努力的成果[10]。第三,用脚投票的机制缺失。用脚投票是指公众通过跨区域自由流动的方式选择与其偏好相匹配的公共物品[11],是公众向地方政府施加环保压力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户籍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众传递环保偏好的权利。2.水污染产生原因的一种理论解释由于我国法律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地方政府就有了当地水资源的配置权。如果地方官员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他们就会根据自身的效用函数来配置水资源的使用方式。这样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公共资源的主宰者,企业和公众则需要为使用水资源展开俘获地方政府的非市场竞争。在现有经济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与当地排污企业合作。其一,企业上缴的税收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企业到本地投资,不惜提供大量的税收、征地等方面的政策优惠,甚至减低环境准入门槛[12]。随着财政体制的改革,地方政府维持正常的运转需要依赖于地方经济增长和地方企业的利税,而这些纳税大户不少是地方的污染企业。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提供庇护,这就造成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地方财政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倾向于降低环境保护门槛。其二,企业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将提高政府官员的晋升机会,官员晋升考核指标体系造成官员目标(官员仕途)与政府职能(保护环境)发生冲突[13]。在我国现有政绩评价体系中,尽管公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主管地方政府的官员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评价,但因考核的方式仍然是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指标,因此地方政府的目标就趋向于短期化。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致使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而过度竞争,那样不仅会扭曲资源配置方式、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而且会降低地方政府对公共物品的偏好,从而对环境资源造成巨大的破坏。第三,环境破坏具有负外部性,而环境保护却是具有正外部性。在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下,地方政府希望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好处。另外,因为环境污染或保护是难以界定的,所以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提供环境保护。三、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将采用相关变量对我国工业水污染理论进行实证检验。(一)变量选择1.被解释变量。本文用各省历年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来反映工业水污染的指标(En)。2.解释变量。财政分权(Decentra)作为反映地方政府的变量。ZhangTao(张涛)和ZouHengfu(邹恒甫)用人均省级财政支出和人均中央财政支出的比值、人均省级预算支出与中央预算支出的比例,以及人均省级预算外支出与中央预算外支出来衡量财政分权水平[14]。LinYifu(林毅夫)和LiuZhiqiang(刘志强)采用地方预算收入的边际增量来表示财政分权[15]。本文将沿用ZhangTao(张涛)和ZouHengfu(邹恒甫)的方法,用各省人均财政支出除以人均中央财政支出来反映地方的财政分权程度。腐败程度(Corrup)是用来反映企业寻租的指标。在现有文献中,对腐败程度的度量分为主观认知评价和实际腐败数据统计两种类型。前者的优点在于能广泛地调查一国的腐败情况,但是它存在因为受调查者缺乏对腐败认知的统一标准而使调查数据产生巨大差异。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