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比较研究

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比较研究19世纪，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家，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对东亚地区实行了猛烈的殖民征服运动。而处在同一地区的中日两国，为应对西方入侵，几乎在同一时期实施了近代军事变革，但最后结局却大相径庭。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中国，跻身列强行列；而中华帝国却从傲视“四夷”的天朝大国降为备受凌辱的半殖民地。为什么从相似的起点起步，却有着如此不同的结局?本文拟用近代化理论，对中日近代军事变革进行比较研究，借以揭示造成这一结局的部分原因。t0$}j
c%一、中日近代军事变革的背景3aD\J_twmZd2H(一)中日近代军事变革的动力^oykimYI-中日两国推行的近代军事变革都属于外源型近代化。其动力来源于外部势力的冲击，这和西方由内部资本主义因素增长和海外市场的开辟引发的内源型近代化的推动力是不同的。y7iHBk^:19世纪西方的侵略，加深了中日两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从1840年到1860年，英国接连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毫不留情地摧毁了封建帝国赖以依存的军事力量。西方国家显示的军事实力，使晚清朝野大为震惊。林则徐、魏源作为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理性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这对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晚清政府来说，不啻为惊世之论。但掌权者昧于时势，仍死抱着“中国中心”的陈旧观念。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始认识到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已来临，遂提出了“用夷变夏……图在复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并将其付诸实际，从而开启了自强运动的先河。]
@Gw$而同期的日本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18世纪以来，外国势力人侵次数越来越频繁，自1764到1854年的90年间，达52次。特别是1853年美国柏利率领的四艘“黑船”出现在长崎，加之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消息传入日本，使日本统治阶级产生了危机感：“中国拘泥于古法，日本应在未败前学到西洋之法”。因此，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从幕府到各藩纷纷主动进行改革，如制造西式船炮、训练新式军队、培养西学人才等。到1868年，明治政府建立后，实行了以“富国强兵”为中心的军事变革。s{QS2-G$5可以说，中日两国相继推行的近代化运动，都是在外来人侵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刺激下发动的。选择的突破口恰恰都是军事变革，这是近代后发展国家为维护民族的生存发展而普遍采取的办法。,CGq_Zp#kBHgnF(二)中日近代军事变革的社会基础etcpto=Mo西方的军事变革，是近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一种横向延伸，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动了武器装备、军队编制体制、战略战术思想的革命性变化。也就是说，19世纪西方的军事变革，既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又是以工业革命为支撑的。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和日本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v}f7v'自18世纪以来，人口激增、军饷耗费、洪涝灾害、贪污腐败等现象严重腐蚀着中国社会的肌体，整个社会已陷入一种可怕的内衰状态。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传统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儒家文化同官僚政治和小农经济“三位一体”相结合形成的超稳定结构，给近代中国军事变革带来了重重阻力。!YM;5vte+而在同期的日本，也长期实行“闭关锁国”，幕府统治渐趋腐朽，社会各阶层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经济发展渐趋衰退，人口和农田数量陷入了停滞状态，“人民饥寒交迫，溺婴现象极为严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1800年到1868年，就多达1192起。FW`zQ46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日本，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从政治结构、文化类型、经济方式，都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均未完成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自身条件的储备都不成熟，都不能为近代军事变革提供有力的内在支撑。而时代偏偏赋予它们要完成近代军事变革的历史使命，那么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建立本土同外来文化的兼容机制显得非常重要。而机制的不同，使中日近代军事变革表现出了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具体表现在对西方文明的引进点上、军事教育和军事思想上的不同选择。APne!VG)Y$S8.二、中日近代军事变革的差异e-*nT+RpoBBL7/L(一)在军事制度上的差异B3v4f两国对西方军事文明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的洋务派仅仅看到了西方入侵者的“船坚炮利”，这就决定了在对西方文明的引进上不会超越这种认识。所以，将注意力仅放在武器装备的改进上。而日本对军事变革着眼点的认识则要深刻得多，一开始就将其定位在对军事制度的调整上。-GqMis}c首先，实行征兵制度。明治政府建立后，兵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各地诸侯手中，为了巩固和发展资产阶级统治，对封建军队进行了整编，建立统一的国家常备军。1873年1月，新政权采用了征兵制，颁布征兵令，并在以后经过三次修改，1880年基本定型。按照征兵法的规定，废除了武士阶层把持当兵的特权，规定：凡17－45岁的国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分常备、预备、后备三种形式。这样，日本建立了完备的近代兵役制度。:!fP~(R'm其次，建立了独立的统帅机构。为了提高军队的指挥效能，日本仿效德国军制建立了参谋机构，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机关。1874年，日本在陆军省内设置参谋局。1878年底，把陆军省的参谋局扩大为参谋本部，并从陆军省独立出来，形成了独立的统帅权，便于对战争的筹划指挥。QqF&l-MH第三，采用新编制体制。1871年将全国划分为4大守备区，即东京、大阪、镇西、东北4镇台。1873年，又进一步将4镇台扩大为6个军区，每个营区的部队编成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5个兵种，进行明确的兵种区分，以适应近代战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1888年又废除了镇台，仿照德国军队编制设置师团，以师团为战略单位。这种建立在近代军事科学基础之上的编制，直到20世纪初，仍是世界最先进的军队编制模式之一。l^LYSZg'R8与日本相较，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主持者李鸿章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此，从一开始，军事变革就局限在技术层面上，对军事制度的变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随着武器装备的引进，也带来了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如淮军中出现了新的营制，又模仿德国炮营编制，成立炮队19营。但其军队编制体制水平仍然没有摆脱传统体制的窠臼，不足之处仍很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EZq%Sd其一，中国近代兵役制度陈腐落后。传统的经制兵实行的是世兵制，腐败不堪，毫无战斗力。练军和防军实行募兵制，士兵受雇而来，缺乏义务意识和荣誉感，缺乏爱国精神和民族观念，战斗意志相对薄弱，平时糜费耗饷，战时极易溃乱。不像日本那样建立了完备的兵役制度，国防动员机制紊乱。4ONou&T其二，军事管理和指挥系统混乱。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基本没触及旧式管理和指挥体制。军机处和兵部都对军队具有组织领导职能，兵部名义上是全国的最高军事机关。但到晚清时期，其权限不过是“稽核额籍，考察弁员”而已。总理衙门平时负责武器装备的制造和购买，以及军队的日常训练。后来，随着地方势力的膨胀，督抚往往把持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但他们又无权调动军队。这样，尽管清朝参与军务的衙门虽多，但政出多门，彼此牵掣，往往造成决策不定，指挥不灵。`S&$y4|Vs其三，军队编制体制落后。淮军作为近代军事变革的产物，随着新式装备的出现，军队编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但大体上仍沿袭湘营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营下设哨。营官以上设统领，分带数营。营官是基层军官，而统领则是高级将领，它们之间缺少中间过渡阶层，这样造成的不良后果：一是不利于基层军官的历练成长；二是在战斗中不利于各部队之间的协同。这一时期，随着火器的广泛应用和杀伤力的提高，在战术上，散兵队形已逐渐取代方阵队形，而湘、淮军仍死抱着方阵队形不放，编制体制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c@uNA0p
纵观这一时期的军事变革，由于日本注重军事制度的调整和更新，为军事变革注入了活力。而中国仅注重武器的引进，变革缺乏新制度、新观念的支撑。随着变革的深入，发展空间会越来越狭窄，不仅使技术变革失去了动力，而且即使是已经引进的新技术新装备，其效能也根本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kS\A_bci&%/]Nq(二)在近代军事教育上的差异;$0)k(c9中日近代军事变革在军事教育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日本通过近代军事教育，造就了一支近代化军官团队，提升了军事变革的层次。而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则显得杂乱无序，发挥作用有限。\Y
?ByY培养合格的近代化人才是军事变革成功的关键。明治政府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木户孝允在1869年就建议说：“取舍文明各国之规则，渐次振兴军事学校，实乃今日一大急务”。截止1893年，共创办16所陆军学校，数所海军学校。陆军学校以大阪兵学寮为最著，1874年改为陆军士官学校，“培养教育步、骑、炮、工兵之士官”。海军兵学寮，1876年改为海军兵学校，培养海军各兵种士官。1883年设立陆军大学校，1889年设立海军大学校，专门培养陆海军高级军事指挥人才。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军兵种学校门类齐全，军官培训系统化、专门化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0WK在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也认识到了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意义。李鸿章认为：“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军将弁，必由武备学堂造就而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1866年到1888年，清政府先后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十余所军事学校。Z*M]AvO+#-近代军事变革推动了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但两国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日本军校的设立层次鲜明，从初级院校到高级院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从种类上分，既有军事技术学校，又有军事指挥学校；从层次上分，既有培养一般军事指挥人才的初级学校，又有培养军官战略眼光的陆军最高学府。有数据显示，从日俄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的中高级军官90％都毕业于陆海军最高学府。这种训练体制适应了战争的需要，顺应了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o1dECLQa而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则显得单调。军事学堂多是船舰修造、驾驶等技术院校。即便是指挥类学堂也以培养初级军官为主，没有顾及高级将领的培训，更没有形成从初级到高级这样有层次的军事教育体系。陆军仍由行伍出身者把持，那些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人才，往往“无指挥军队之权，仅仅当军营之教习，赏罚不属。而日聒于其侧，大为军中所排斥”。海军是近代军事变革的新生儿，对人才的任用比之陆军稍有改善，但仍受旧观念的掣肘，像刘步蟾、林泰曾等从西欧归来的海军留学生，李鸿章在挑选北洋海军提督人选时，将他们摈弃在外，选择了陆军将领出身的丁汝昌。这与日本以“教育”为国策，大量选用受过专门人才形成了鲜明对比。中日在人才培养方案及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军事变革水平的高低，也预示着军事变革的成败。52zD!(3TaGW1(三)在军事思想层面上的差异1Re5)Y:i从军事理论上讲，日本近代军事变革在大量引进西方军事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特色对军事理论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创新，从而奠定了近代军事理论的基础。反观中国，由于指导思想的局限，近代军事理论始终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徘徊，没有获得大的突破。tbNIlcAWS日本在军事理论的发展上，敏锐地关注战争理论的最新前沿，紧跟时代的步伐，发展定位明确。明治政府成立时，当时欧洲陆军以法国为最强，海军以英国为最发达，日本决计仿效英、法，大量引进其编制体制及战术思想，成为日本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1871年，陆军以《法国陆军操典》为蓝本，颁布第一部步兵操典。1873年，对步兵操典进行了部分修改，1877年，颁布了新步兵操典。1887年，陆军当局又制定了新操典，这部操典是根据1884年法国操典制定的。19世纪80－90年代，随着德国在普法战争获胜，其军事学说引起了日本军界的注意。日本陆军当局转而学习德国军事理论。1887年，老毛奇的得意门生麦克尔来陆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