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诉时效案例

且看“追诉时效”在一起盗窃案中的适用——兼谈97刑法的一处疏漏案情简介：1988年秋到1989年冬，被告人刘勤先后入室盗窃多家，价值约计1000元，1990年7月30日后他被公安机关传唤期间趁工作人员不备逃跑，到2001年4月被抓获。问题：该刘是否在追诉期限内？追诉时效制度是现代各国刑法普遍规定的一项制度，是刑法人道主义和社会合理性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对社会自我调节、净化和运行机制的尊重，是对犯罪人自我改造和自我约束社会效果的积极承认，是对司法机关和自诉人行使求刑权的督促，也是有效配置司法资源、减少司法成本、节约社会财富的必要措施。1979年刑法第77条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1988年、1995年8月8日、1996年8月31日、1996年10月10日、1996年12月20日、1997年2月17日、1997年3月1日7次修改稿都作了同样规定，但1997年修订通过的新刑法对上述规定作了部分修正，在第88条第1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等。因此依刑法规定，如果犯罪人在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采取了上述强制措施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仍然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司法机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其进行追诉，已不存在追诉时效期限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法条规定加以分析，此种因犯罪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而导致的无限期受追诉，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司法机关已经立案或者受理从追诉机关来讲，必须是司法机关已经立案或者受理。公诉案件已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国家安全机关中的任一机关立案侦查，自诉案件已经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对于法条所称的法院“受理”，在理解上较为简单和统一，通过是指在刑事庭接受检察机关的提起公诉或自诉人的刑事诉状，并决定进行审理的活动。只有在经法院审查认为自诉人的起诉理由成立，并决定审理后，一审程序才算正式开始。但是对于法条所称的“立案侦查”，究竟是指何意，我国刑法理论界就存在不同意见。通常情况下，立案是指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自首以及自己发现的犯罪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并应追究刑事责任，进而决定作为刑事案件实施侦查和提交审判的诉讼活动。所谓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时，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强制性措施的活动。但是关键在于，对于法条中所提及的“立案侦查”的“立案”与“侦查”应当如何理解？刑法理论界的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立案侦查，应当理解为立案并且侦查。如果只是立案但是还没有开始侦查的，就不符合上述立法原意（参见陈兴良著《刑法疏议》）。但是有的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其一，司法机关立案后，行为人就可能逃避侦查或审判，并不是要待侦查后，才能逃避侦查或审判。其二，由于立案后就开始侦查，所以“立案侦查”有时就是立案决定侦查之意，或者说就是立案的意思。例如，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一章的标题为“立案”，第二章的标题为“侦查”，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案与侦查似乎具有明确界限。但是该法在第一章“立案”的头条即第83条即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此处的“立案侦查”就显然具有立案决定侦查的含义，但确实是指立案。基于此该学者认为，案件从司法机关立案后，就进入到了刑事诉讼程序，立案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即使还没有开始具体的侦查活动，犯罪人也已处于受无限期追诉的境地（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因此只要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无论是否进行侦查，均可能对犯罪人适用追诉时效终止制度而无限期进行追诉。就立法原意来分析，应当说前一种理解更为恰当，对于司法实施中的具体操作也更为便捷。而后一种理解则是对法条的误解。因为法条的“立案侦查”应当是指立案后进行侦查，而不是立案。否则法条使用“立案以后”将就更为简单明了。二、犯罪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从犯罪人来讲，出现了犯罪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情况。何谓逃避侦查和审判，在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中的准确含义并不完全相同。由于1979刑法将“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前提条件限制为必须发生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些强制措施都是对现行犯、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暂时加以限制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既然是为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而限制了其人身自由，那么行为人要逃避侦查和审判，就必然要挣脱限制，从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逃跑并隐藏起来，也即摆脱人身自由被限制的状态。理论界通常将“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理解为犯罪人从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逃跑并隐藏起来。但是，由于1997年刑法将这一前提条件修改为发生于“立案侦查”或者“受理案件”以后，从诉讼程序上讲把犯罪分子逃避侦查和审判的提前了两个阶段，即由采取强制措施提前到立案，因而上述“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在新刑法中就有了全新的含义。由于对犯罪人立案时通常尚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因而此时犯罪分子即使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也不可能是采取挣脱人身限制的方法，不可能是从限制人身自由场所逃避的方法。因此，如果犯罪人在司法机关立案后仍然不归案自首的，都可能被认为是逃避侦查与审判，这就极可能导致对大部分犯罪都适用无限期追诉的时效制度，是与法学发展方向相悖的。综上，按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笔者认为刘勤应受追诉时效限制，可不负刑事责任。此案是否已过追诉时效一、案情介绍1997年1月13日吴某等人与赵某等人因为看不顺眼发生吵架。1月14日晚上吃过晚饭，犯罪嫌疑人吴某、张某、朱某、陈某聚在一起称赵某等人老X，昨天跟我们吵架，如果今晚来我们就打他们。7时30分左右，吴某等上述4人碰到边走边唱到村东边看船的赵某、余某、马某、李某等人，双方语言不合进而发生厮打，过程中吴某从身上掏出尖刀先对赵某腹部刺了一刀。赵某和余某被刺后就往后跑，马某和李某也跑。吴某一方4人跟后追了一段路程，听对方讲肠子出来了，就没有追。后经鉴定：赵某被他人刺伤腹部，致大网膜及胃破裂，构成重伤；余某被他人用刀捅伤腹部致肠穿孔、肝破裂、右肾蒂破裂、右肾切除、腹腔积血，构成重伤。吴某案发后一直外逃，2010年3月10日因形迹可疑被贵阳铁路公安处凯里车站派出所盘问后抓获。张某在事发后及时接受了公安机关的询问调查，并且在家学木匠手艺，在家从事了较长时间木工工作，后到外面打工，并每年过春节回家过年，期间结婚生子，自己在派出所办理了二代身份证。此案是刊登在《安徽检察》2010年第五期《此案是否已过追诉时效》一文中的。对此案中张某追诉时效的认定，笔者与文中作者的观点持不同意见。故而撰写此文，以期共同商榷。二、原文作者观点文中作者认为此案应根据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或死亡，情节恶劣的，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的条款认定，对张某的追诉时效为二十年，并据此认为应对张某追诉。原文作者认为本案属于“情节恶劣”范畴。并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理由，一是以此案是共同犯罪来认定张某“情节恶劣”，但笔者认为需要明确的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是不同的，是需要区别对待的。有时根据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对犯罪嫌疑人还应做主犯与从犯的区分。此案张某虽不能认定为从犯，但显而易见，张某和吴某的主观恶性是不同的，在这起故意伤害案中，吴某在殴打的过程中从身上掏出尖刀刺向被害人，造成被害人重伤的犯罪后果，因而，吴某的主观恶性甚于张某；二是以导致两被害人重伤来认定张某“情节恶劣”，笔者认为，这一点就更站不住脚，根据案情，很显然，两被害人的重伤后果是吴某一人所为。三是以悔罪表现差来认定张某“情节恶劣，笔者认为这一点很牵强附会，根据案情介绍，我们推断不出张某悔罪表现差，相反的是，笔者认为，张某的悔罪表现不错，在案发后，张某及时接受了公安机关的调查询问，在张某被执行刑事拘留不久，主动与对方协商赔偿2万元。因而，笔者认为，不能认定此案中张某的行为属于“情节恶劣”。三、评析意见笔者认为，此案中，对张某的追诉时效已过。要得出以上结论就需要明确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追诉期限的起算问题关于追诉期限的起算，各国立法不尽相同。理论上也有较大争议，有主张应自犯罪发生时开始计算，也有主张应自犯罪结果发生时开始计算等。我国关于追诉期限的起算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第八十九条。我国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第一，一般情况下，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算。但对何谓“犯罪之日”，没有立法或司法解释，学理界也是众说纷纭。一说是犯罪行为实施之日，二说是犯罪行为发生之日，三说是犯罪行为完成之日，四说是犯罪成立之日，五说是犯罪行为停止之日等。还有学者综合这几种观点，认为“犯罪之日”应理解为“犯罪行为停止或结果发生之日”，“停止”包括被迫停止、自动停止和完成。笔者认为，“犯罪之日”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学理解释，根源就在于法条本身就有缺陷，过于原则，定义不明。因为，犯罪行为由于其复杂性而具有不同状态，除了通常所说的连续犯或继续犯外，还有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举止犯、行为犯、危险犯、结果犯、牵连犯、共同犯罪等。对于不同的犯罪形态，其“犯罪之日”的含义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对何谓“犯罪之日”不能一言以蔽之，以防遗漏内涵，造成执法困难，应根据具体的犯罪形态分别确定“犯罪之日”的含义。此案犯罪嫌疑人触犯的罪名是故意伤害罪，而故意伤害行为应是一个一次性终了的行为，而行为终了之时就是犯罪结果发生之时。因而，此案中，对张某的追诉时效的起算时间为1997年1月14日。2、张某的追诉时效期限的确定因为在此案追诉时效进行中，刑法对该犯罪的法定刑作了修改，而当新旧刑法对同一罪名的法定最高刑作出不同规定时，就应注意适用追诉期限。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该适用对犯罪人较为有利的法律规定。由于旧法对该罪追诉期限的规定较新法为轻，更有利于犯罪人，因而应该适用旧法，此案发生在1997年，因而应适用1979年《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张某判处三年到七年有期徒刑，而根据1979年刑法第七十六条（二）项之规定，对张某的追诉时效为十年。3、对追诉的理解对“追诉”的理解，有人理解为“开始追诉”。即只要在时效内启动了追诉程序，追诉期限就无限顺延，案件就不受时效的限制。这种理解与我国设立追诉时效制度的目的是相悖的。追诉时效制度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促使犯罪人在没有受到国家刑事责任追究的情况下，悔罪自新、重新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另一方面对国家司法机关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重要意义，是现代国家对国家刑事追诉权的自我限制，以防止追诉权的无限扩大与延展。如果一经立案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司法机关将要花费大量司法资源去处理陈年旧案，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极大地削弱了及时打击现行犯罪的力量。同时，将司法机关的追诉权无限放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应当说，法律理论界、司法实务界及最高司法机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如1982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罪追诉时效的复函》中规定“检察机关决定立案时未过追诉期限的贪污犯罪，在立案以后的侦查、起诉或者判处时超过追诉期限的，不得认为是超过追诉时效的犯罪，应当继续依法追究。”这说明，在当时对“追诉”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开始追诉”。在当时“严打”形势下，刑罚的目的侧重于特殊预防，追求从重从快打击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法治观念也随之演进，刑罚的目的更侧重于一般预防，打击犯罪与预防犯罪并重。97刑法颁布后，2002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将此司法解释予以废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