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方式变革中的逻辑关系

1生产方式变革中的逻辑关系――不同分析框架的比较和新框架的提出刘刚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276826日照[关键词]：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分工、交换、技术、制度[摘要]：本文以近年来提出的生产方式的新概念为基础，以“分工－交换”为考察生产方式问题的关键角度，比较了斯密定理、杨格定理以及马克思对“分工－交换”问题的分析，确定了分工与交换之间“互为条件”的紧密联系。本文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以原始部落为历史和逻辑的起点，分析了生产方式变革中，技术进步、分工深化、交易范围扩大与制度变迁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明确了分析生产方式变革问题的分析框架，并阐述了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而明确了考察生产方式先进与落后的关键标准。本文还以此为基础，概括列举了生产方式变革中的基本问题。引言经济发展是经济学研究领域永恒的主题，而经济发展必然对应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转变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提法，尤其反复出现在近年来的政府文件与学术研究中。而遗憾的是，在现有文献中，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数停留在经验的总结和一般性的讨论上，缺乏理论深度。这一现状存在，主要由于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框架难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从而导致现有的讨论难以从经济学基础理论中获得深入分析所需的分析框架。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难以分析生产方式变革问题的原因；其中，传统政治经济学对生产方式的定义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障碍，本文第二部分则简要介绍和总结了理论界突破这一障碍，对于生产方式概念的新的认识；基于这些新的认识，本文第三部分，通过比较西方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生产方式的研究框架上的不同观点，提出了分析生产方式变革的新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新的框架下，本文第四部分本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理，在动态演变的分析思路下，进一步展开讨论了生产方式变革中的基本逻辑关系；作为全文的总结，本文第五部分重新概括了在这个新的框架中影响生产方式变革的各类因素，提出了生产方式变革中的基本问题。一、理论的困境对生产方式变革问题的研究，之所以缺乏理论深度，是由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范畴与分析框架，都难以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生产方式变革问题。1、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难以明确界定我国现存的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我们所讲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是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学初级教科书中的分析框架。接触过初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人大多会认为，在这一分析框架中，界定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并非难事――生产方式不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吗？因此，转变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则不过是提高生产力，确立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而已。但是，只要仔细翻阅一下关于“转变传统（落后）生产方式”的相关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多数文献并不是沿着“提高生产力，确立先进的生产关系”的思路展开的。其原因就在于，上述生产方式的定义对于讨论生产方式变革问题造成了明显的理论障碍：既我的同事任洲鸿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文献检索与分析思路上的帮助，刘冠军教授阅读并评论了本文，使笔者受益匪浅，在此谨表感谢；但文责自负。2然把生产方式界定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综合，那么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就只能落脚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考察上；因此要解释“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就必须界定传统（落后）的生产力，和传统（落后）的生产关系；如果说生产力的先进与落后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低来比较，那么什么又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呢？尤其是在我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已经确定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去界定现存的传统（落后）的生产关系，从而分析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呢？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困境。2、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能用于分析生产方式的变革我们所指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主要是指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对于分析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经济发展问题有着明显的困难：这一分析框架的前提假设中，完备的市场机制已经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建立，劳动力市场已经确立，即以劳动雇佣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形成。因此，这一分析框架，难以用于分析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或尚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必须重新讨论市场机制、现代经济制度从无到有的变革过程①，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则只能讨论这些变革已经结束后的资源配置问题。这也正是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分离的理论根源所在。二、生产方式概念的新解释依据前面的介绍可以发现，源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生产方式概念，难以界定我国现存的落后生产方式。但是，依据近年来政治经济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将生产方式的概念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其实并不准确。自1997年吴易风教授发起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生产方式”概念的讨论以来，理论经济学界已经就“生产方式”的概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基本上修正了原有的生产方式概念，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从新的观点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也可以不把它归结为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观点”［2］P77。生产方式的正确概念应当理解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其内容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的技术方式和劳动方式，即适应特定技术要求的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形式，以及人与劳动资料的技术组织形式；另一方面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过程中人对人的支配形式，以及人与人之间对物的占有形式、交换形式和利益的分割形式②。简言之，对生产方式的正确理解应当是，生产方式即一般而言的生产的技术方式与社会形式，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结合而进行生产的方式。吴易风与孟捷还进一步比较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讲的生产方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所讨论的资源配置方式之间的关系：“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3］P26。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生产方式概念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所讨论的资源配置方式概念之间也有本质在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具有比较普遍的共识：即生产方式概念中的劳动者具有主观的能动性，是生产活动的主体，生产过程也就是劳动的过程；而在资源配置方式的概念中，劳动与土地、资本一样是被配置的生产要素，是被动的客体。这一差异，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差别之一。也正是这一差异，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对分工问题的不同态度――将生产过程理解为劳动过程，劳动者之间的①实际上这也正是生产方式变革问题中的核心问题。②具体的分析和文献综述可见包先建2005，这一概念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将在后面的分析中体现出来，这里不再展开论述。3分工协作也自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而由于只将劳动力作为被配置的要素，新古典经济学基本上不再关心劳动分工问题①。三、生产方式的研究框架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都难以分析生产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问题。为了进一步寻找有效的分析框架，还需要从更为包容的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经典范式中寻找答案。1、斯密定理及其逻辑倾向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自然也非常强调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因此，作为分析劳动方式的关键角度，分工协作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其《国富论》开篇，亚当斯密就指出工厂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是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重要力量。斯密还认为：分工“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4］P17――这也就是所谓的“斯密定理”。依据“斯密定理”，在分工与市场交易之间，分工单向的取决于市场规模②――这难免会造成这样的逻辑倾向：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虽然在量上依赖于生产要素（包括人口）总量的增加，但在质上却取决于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以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为条件；而分工又受制于市场规模的大小――也就是说，要想增加国民财富水平，从根本上讲，需要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交易效率，推动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技术的进步。在这个逻辑链条中，市场规模成为决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进而影响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外在因素。因此，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交易效率，为市场交易扫除一切障碍，就成了最为关键的问题。那么，大力倡导自由贸易，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了。显然，过度强调市场交易，是斯密的分析框架中必然的逻辑倾向。在斯密的逻辑倾向上，新古典经济学走得更远。新古典经济学基本上放弃了对分工问题的讨论，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生产方式）的研究集中在了市场交易方面，通过对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来研究生产要素如何配置③到效率高的企业和部门。那么各部门效率高低的差异又如何解释呢？由于放弃了对分工问题的研究，难以内生的解释技术进步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很难把决定经济效率水平的关键变量――技术进步问题，内生地纳入其分析框架④。因此，要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讨论先进与落后的差异，以及生产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由落后到先进的变革――这种发展命题――是很困难的。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刘易斯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最终选择了回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他宣布其代表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是按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做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5］P1――这种明显的区别，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离。2、杨格定理其实，除了新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界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还出现过其他的思路。杨格定理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杨格定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于1928年提出的，他并没有沿着斯密的分工单向地受制于市场规模的逻辑走下去，而是超越了斯密的思想，提出分工的深化也会扩大市场的交易规模，从而将分工与市场交易的关系，确定为双向互动的关系，为分析经济发展的“自我演进”机制提供了思路。“杨格定理可以表述为，市场规模引致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又引致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演①具体分析见本文第三部分。②所谓“单向的取决于”是指在斯密的分析中市场规模影响分工，而没有讨论分工对市场规模的“反作用”。③确切得说，新古典经济学对“配置”的讨论更多的是分析资源的流动问题，即使其“生产理论”也只是讨论如何确定各类要素最优的使用量，即确定流动到某一生产领域的要素的最合适的数量。④新增长理论的出现，也正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而新增长理论也只能解释，技术进步与技术投资之间的关系，无法解释生产方式的变革，市场的形成等经济发展问题。4进过程，杨格把它定义为‘经济进步’（即经济发展），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规模已是内生的而不是给定的约束”［6］P58杨格的这种思想，体现在他对市场规模、生产规模以及产业间分工等问题的认识上：“构成大市场的又是什么呢？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即吸收大量的年产出的能力。……购买力的能又取决于生产的能力。用一种包容的观点来看，考虑到市场不是作为某种产业产品的输出口，因此不是外在于那个产业的，而是作为总产品的输出口，市场规模是由生产的数量决定和确定的。如果叙述需要进一步说明，那么，市场概念在包容的意义上是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因而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它必须是某种平衡，不同的生产活动必须是成比例的。”［7］P54可见，在杨格看来，市场上的贸易行为必然发生在各生产部门之间；随着分工的深化，生产规模的扩大，新部门的出现以及迂回生产范围的扩大，市场的交易量必然也要相应的增加。而为了保证产品在各部门之间的交换能够实现，各部门的产量必须依据各部门之间形成的供求约束，成比例的增长。杨格不仅指出了分工与交换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还将两者进一步结合起来，从而模糊了分工与交换在概念上的对立，将分工与生产问题作为广义的市场规模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应该承认，正是基于杨格的贡献，“转变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