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3个维度2019410页

15第4卷第1期2019年2月1问题的提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更需要在内政外交和社会经济转型中发挥智库的作用。作为“新思想”的创造者，智库（ThinkTank，又称“思想库”）为弥合知识与决策之间的鸿沟[1-2]，发挥着“合纵”与“连横”功能，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塑造者”。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在发生着转化。这些关乎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也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新期盼，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迎来了新机遇。然而，当前理论与智库界对智库的理解还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构成阻碍，归纳起来，大致有3种：一是“全盘西化”型，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大多有着国外智库的留学背景或者从业经历，他们强调智库的独立性，主张要在经费、人员、收入等方面向国外智库看齐[3]，认为只有社会智库才是独立的，才算得上真正的智库[4]；二是“全盘否定”型，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往往对中国的决策体制有一定的了解但又与体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认为中国的智库就是“神学院”“翰林院”“养老院”，批评中国智库离权力太近，所以有库而无智，只能随声应和，难以有所作为[5]；三是“全盘肯定”型，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多见于体制内，他们强调中国智库发展规律的特殊性，但凡西方智库的核心概念如影响力、治理模式、“旋转门”机制等等，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3个维度*■李凌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上海200020摘要：［目的／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更加需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对于中国发展之重大意义。当前一系列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似是而非的认识，或许都源于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一些片面理解。[方法/过程]本文把中国智库放到历史文脉、大国崛起和全球视野的背景下，全面梳理中国智库的“源”“效”“势”，深入阐述不同维度下中国智库的文化基因、治策过程和发展趋势。[结果/结论]本文提出，全面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需要结合3个维度：一是历史文脉中的智囊制度，二是大国崛起时的时代之问，三是全球视野下的智库发展新趋势。综合运用历史的、比较的和发展的视角，确立中国智库发展的价值取向和阶段性目标。关键词：中国智库历史文脉大国崛起全球视野分类号：C932.4DOI: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1.03*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创新型智库平台项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项目编号：2016TZK006）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简介：李凌（ORCID：0000-0003-0200-5254），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E-mail:[e-mail]。理论研究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16第4卷第1期2019年2月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智库的发展，认为西方社会不可能也不愿意了解中国智库，还要时刻警惕西方通过对智库评价开展意识形态输入[6]，由此否定中国智库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在自媒体的催化下，这些观点得以快速传播。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折射出当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相关建议也并非一无是处，因而可以引发共鸣。但是从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来看，这些观点都局限于某个或某些角度，可能过于狭隘。我们需要在更加宽广的时空场景中，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实践内涵。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不能照搬国外模式，一味地套用“独立性”“透明度”等西方价值体系来评价中国智库发展，忽视我国已有的咨政经验而妄自菲薄；也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固化政策市场的行政垄断，忽视目前智库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而妄自尊大；而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结合历史文脉中的智囊制度，大国崛起时的时代之问，以及全球视野下的智库发展新趋势等3个维度，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智库的“源”“效”“势”。为加快构建多元化的智库发展格局，加强政策市场的制度建设，构建新型“智政关系”，找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有的定位和应尽的使命。在历史的、比较的和发展的视角下，深刻认识中国智库的咨政能力与发展轨迹，确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价值取向和阶段性目标。2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源”：从智囊制度看中国智库的文化基因2.1智囊制度与王朝兴衰在中国历史上，古代先贤们凭借在自然地理、天文历算、农经医学、军事谋略等方面的聪明才智，以智辅政、以智启民[7]。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灿烂辉煌的一个时代，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诸子百家争鸣之盛况，用今天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一个竞争相对充分的思想市场，这个时代也被人们追溯为中国“智囊团”“思想库”的开端。在历史的演进中，智者们不断变换着身份，以门客、养士、谋士、师爷、幕僚、幕宾、言官、谏议大夫以及翰林院等，构成了中国古代“智囊制度”的主体，为实践“经世致用”“学而优则仕”的价值理念开辟道路。唐朝的翰林制度开启了规模化、制度化使用“智囊”之先例。翰林学士是社会中地位最高的士人群体，集中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社会地位优越。“由科举至翰林、由翰林而朝臣”，是科举时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也是儒家学说中“达则兼济天下”的具体写照，为后世承袭。唐朝的李白、杜甫、张九龄、白居易，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朝的宋濂、方孝孺、张居正，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入选翰林院被称为“点翰林”，荣耀之至。翰林学士不仅致力于传承文化学术事业，更踊跃参与政治、议论朝政、以匡人君。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王朝兴衰中，总是闪烁智囊的身影，响彻智者的声音。从七国并秦、三国归晋，到五代十国、宋辽大战，每逢乱世，雄踞一方、欲得天下者大都重视智囊的建议，并充分加以利用；在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背后，既有君王的雄才大略，也有智囊们的居功至伟；然而，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焚书坑儒、纲常独断、穷兵黩武的天子，就难免陷入波折动荡，甚至是漫长的黑暗时期。由此可见，政治的开明化和政治制度的有序化，历朝历代都离不开智囊群体的辅佐。中国古代的智囊制度为维护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以及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古代的智囊制度有着浓重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且在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等方面与现代智库不可相提并论，与现代文明也格格不入，但是仍有大量的文化瑰宝值得现代智库学习与借鉴，而且只有在扬弃的观点下，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智库的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继承古代先贤们为我们留下的历史遗产，更好地增强文化自信，在世界智库发展之林中拥有自己的地位和特色。2.2中国智库的文化基因今天，中国的智库仍然在咨政形式上保持着一定的传统，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递送专报、简报等，以期引起决策者的关注、采纳，或者圈阅、17批示，进而将观点和政策主张施加并影响于治策过程。中国智库在提出咨政建议时，往往更加看重决策者的态度社会认同、同行认可则在其次。好的智库就是要让政府“用的上、信得过、靠的住、离不开[8]”。中国智库的“轻重观”根植于传统文化，也与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休戚相关，因而与人类文明中其他类型的权力结构相比，也更容易陷入决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难以并举之困境。也就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真正能对决策产生影响的智库，不为外人所道；常常见诸于媒体的智库，实际上可能离决策很远。在应对决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难以兼顾的困境方面，体制内的智库宁愿牺牲社会影响力，但也有一些智库选择了“迂回战术”，通过先影响社会舆论再间接影响政府决策。作为基金会文化和社会捐助制度的产物，美国智库极其看重自身的社会价值，社会影响力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美国智库的经费来源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许多美国大型智库的主要任务不仅是为政治精英，也需要向商业精英以及公众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知识和信息。美国智库既同媒体打交道，也进行公共推广活动。智库常常雇用营销与公关专业人士来进行信息的公布与传播，但也因此常常被指责为“民粹主义”“利益集团”或者“意见领袖”的代表，所以“独立性”就成为了美国智库经常挂在嘴边的说辞，以宣扬其中立的价值观，尽管事实有时并非如此，美国智库的党派性仍清晰可辨[9-10]。所以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博士指责“中国智库仍然是个谜”时[11]，其实是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在互联网时代，缺乏网站建设与推广很可能会降低智库的社会影响力或知名度，但并不一定会左右决策者对智库的评价，因为大量的决策咨询活动信息可能仅存在于智库与决策者之间。简单套用西方标准来评价中国智库，难免“水土不服”。这不仅是两种咨政模式的差异，更是两种文化的差异，是不同文化孕育出来的不同的智库发展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是新型智库建设之“源”，如何做到扬弃，有两点必须澄清。首先，智库的咨政模式并无优劣之分，适合本国发展的模式就是好的模式。如果总是把他国智库发展的模式当做本国智库刻意复制或模仿的对象，智库建设就会失去方向。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2]中国智库建设要坚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其次，必须看到传统文化可能带来的不足，大部分智库的行政色彩还比较浓重，政策阐释性研究偏多，智库管理还面临不少体制性束缚，以及智库评价中强烈的“唯批示论”倾向，等等，这些方面都不利于智库产生新思想、新战略和新举措。随着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一股更加重视智库社会影响力建设的思潮，正在由体制外智库向体制内智库波及。与“民粹主义”不同，这股思潮的作用在于平衡分歧而不是制造分歧，一定范围内的信息公开与共享，可以帮助智库更加深入地研究问题、寻找对策。3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效”：从大国崛起看中国智库的发展与演变3.1改革开放以前的政策研究机构新中国最早的政策研究机构大概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其前身是1933年3月创办于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5年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称为中央党校，1937年迁入延安；1947年撤离延安，1948年取名马列学院，北平解放后迁往了北平。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一些隶属于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智库之型渐现，中央党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55年马列学校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1977年复校，定为现名①。受建国初期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影响，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大多为军工和国防科技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原本也是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加以发展的。在反右运动中，哲学社会科学院从科学院的建制中分离出来，促使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野[13]。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之①参阅中共中央党校官方主页简介。李凌.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3个维度[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9，4(1)：15-24.18第4卷第1期2019年2月前的政策研究机构并不能被称为“智库”或者“思想库”，因为它们只是政府机关下属的一个部门[14]，“断”与“谋”的功能并未分开②。“文革”期间，民主与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国内社会组织包括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基本陷入瘫痪和停滞状态[15]。3.2改革开放与中国智库发展的五个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了十年浩劫，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引领下，中国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智库体系。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科学家、工程师、教授、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共同组成类型多样、富于专业特色的政策研究机构，从不同角度关注、研究、解读、评估公共政策与发展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党校等部门推动了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80年成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可能是中国智库的早期版本，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