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权益基金公司审计案例

美国权益基金公司审计案例一、美国权益基金公司审计案例概述这是美国第一例上市公司电算化会计舞弊案件。在这件案子中，公司管理部门利用注册会计师不谙熟计算机知识，并通过偷看审计人员的工作底稿等方式，使得公司在EDP程序中虚构了二亿美元的保险单而不被发现，从而使得诈骗得逞。由于是上市公司，其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注册会计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60年，有四个美国人创建了一家名为美国权益基金的公司，他们在公司里享有平等的合伙权益。公司组成不久，有二人两个退出了合伙企业，把这个小公司留给了剩下的两个人担任，即公司总裁的斯坦·戈尔布莱姆和担任董事长的迈克尔·瑞尔登。权益基金公司的基本经济业务，是销售人寿保险单和“基金项目”。即把人寿保险和互助基金并入财务的一揽子计划。在公司创办的初期，创造性财务投资的开发，是权益基金公司的招牌。实际上，公司在1964年股票公开上市之后，权益基金公司很快被公认为是这个极端保守行业中,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公司之一。1969年1月，迈克尔·瑞尔登死于一场泥石流，这场泥石流毁坏了他位于洛杉矶市郊布林特伍德高级住宅区的家。之后，戈尔布莱姆很快荣登董事长的宝座。不久以后，他又聘请了弗雷德·列文－一个1967年进入公司的职员－-担任执行副总裁。由他负责人寿保险业务。在戈尔布莱姆和列文立足于创新与发展的经营策略下，权益基金公司的总资产和收益均有显著的增加。到了1972年，权益基金公司已跻身全美十大人寿保险公司之列，而且成为本行业发展最快的公司之一。那时，权益基金公司已拥有约五亿美元的总资产，而在八年前,即它刚刚上市时,仅有九百万美元的资产。在同一时期，公司的税前利润,从六十二万美元增加到二千六百万美元。1972年年末，金融服务和保险业的证券分析家们从金融行业的几百种股票里,选中了权益基金公司的普通股,作为他们最佳的投资建议。70年代早期,权益基金公司普通股价格的飞涨,使得戈尔布莱姆和列文财源滚滚而来，并使得他们跻身进入了洛杉矶名流社交圈子中。这二人所获得的财富和名声，尤其使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出身平平。列文从芝加哥的德保罗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而后在伊利诺州的金融管制机构工作了一段时期。他在那里负责管理该州的保险业。1967年，列文进入权益基金公司之后，他敏捷的反应，逗人的幽默，更重要的是他冷静的判断,很快得到了戈尔布莱姆对他赞赏。据说，列文常常义无反顾地当众责难他的职员，他能牢牢地控制由他管理的所有保险销售人员。和大多数戈布莱姆的下属人员一样，列文认识到拥有一个包括与高官显贵和业务伙伴的关系网，会有多大的好处。当他不幸遇上法律纠纷时，他曾一度聘请了他的一个朋友－律师埃德蒙·布朗，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来作为他的辩护律师。列文的才智使得他在全国保险业管理阶层和金融分析家们的集会上,成为一个颇受青睐的演说人。在1973年1月的这样一个集会上，他概述了权益基金公司的经营宗旨：“在财务管理上，我们是稳健的……而在项目开发方面，我们却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我们始终坚持为公众真正需要服务的宗旨，我们将朝着既定的目标勇往直前。”在许多方面，戈布莱姆与列文形成鲜明的对照。戈尔布莱姆是个非常孤僻的人。他宁可长时间地呆在办公室也不愿把时间花在应酬上。在七十年代早期，戈尔布莱姆的私人财产据估计超过三千万美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在十几年前，他还只是一家肉类加工场里工作的退学学生。除了获得的巨大财富外，戈尔布莱姆还在他的行业里受到了广泛的尊重，并在许多专业和经济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全国证券经纪商协会洛杉矶分会准则委员会的主席。他以前的朋友回忆说;戈尔布莱姆是那个组织道德规范的强有力的捍卫者：“他对待违背规则的人十分严厉……（并给予其）‘远超出预料的处罚”。1973年春，一个对公司心怀不满的前职员,透露了公司内部存在着极大的财务欺诈行为，这件事使得权益基金公司在几个星期内濒临破产。起初,这些话似乎显得有些荒唐，当它们刚被公开时，许多与公司有关的人,都拒绝相信有这么回事。被委托进行调查的人和联邦政府调查员后来进一步证实，权益基金公司大多数的人寿保险单都是伪造的。作为法庭委托的权益基金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塔奇·罗丝会计师事务所,对权益基金公司进行了一次长期周密的审计，结果显示;这家公司发行了超过二亿美元的伪造保险单。这些伪造保险单的大部分,被售给再保险公司。戈尔布莱姆和其他公司董事,为了向保险监察员和外部审计人员隐瞒真相，不得不经常半夜举行“填文件”会议。这些会议的目的，是为数以千计的投保人提供证明文件，然而这些证明文件所表明的已从权益基金公司购买了人寿保险的投资人,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的事。权益基金公司的诈骗行为就象许多财务诈骗行为一样,有一个不起眼的开端。据说在1964年公司之前，戈尔布莱姆常常为每年的收益之低,而忧心忡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戈尔布莱姆决定,权益基金公司将经纪人销售共同基金所得到折扣或者回扣列为公司的收入。（这些共同基金是权益基金公司卖给一般公众的“基金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戈尔布莱姆把这些纯粹是臆造的折扣,称为相互收入或是互惠。这种相互收入被戈尔布莱姆用来增加权益基金公司1964年的纯收入，使之达到一个他认为公司在那个会计年度本应达到的水平。在一篇披露该丑闻的报告中，有人指出，“戈尔布莱姆向一个下属提供了一个夸大的平均每股收益指标,为把这夸大收入归属于‘互惠’。（这个下属）受到指示，尽可能地夸大每股平均收益数。”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相互收入被用来滥竽充数，形成其它骗人的数额，以达到戈尔布莱姆预定的收益指标。实际上权益基金公司根本没有获利。在1973年春公司崩溃之前，甚至就在戈尔布莱姆刚发布了一份财务报告时，公司就已经摇摇欲坠了。在该财务报告中，公布了权益基金公司1972年比1971年增长了17%的收益。而且在同一份报告中，厚颜无耻的戈尔布莱姆还宣布,在以往的12个月中，权益基金公司使得它所拥有的有效人寿保险单的平均值，增长了近50%。这次权益基金公司特大舞弊的最惊人的特点有二个方面:一是该公司早在六十个代初,就开始用电子计算机记账。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由于计算机尚末普及，大多数人对计算机知识知之甚少，美国管制机构也没有对计算机的使用作出任何规定。因此，当戈尔布莱姆发现审核该公司的注册会计师萨丹恩不懂计算机时，他就大胆指使手下人篡改计算机中的会计数据，通过将注册会计师诱到外面吃午餐的机会，偷看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底稿，然后，利用计算机的功能，将数据伪造成符合注册会计师所需要的标准。由于注册会计师不懂计算机，所以，他根本无法发现这些舞弊现象。其次，就是在这件案子中，知道舞弊存在的人数是那么的多。许多人，包括权益基金公司的职员和外部的第三者，对参予隐瞒这家公司的舞弊计划，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联邦检查官判处了二十二名与此事有关的人员（其中包括三名参与该公司审计的独立审计人员）有罪，还有另外五十多名公司职员（原公司职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舞弊，但检查官没有对这些人加以指控。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对权益基金公司所做的大量调查,以及许多描述了这件人寿保险业最臭名昭著的丑闻的书和文章,都表明了戈尔布莱姆和列维恩是怎样逐步地蓄意地引诱他们的合作者卷入这场骗局的。在股权、高薪、红利和过度的开支等形成的巨大的金钱诱惑下，这些人不但没有就此罢手，反而更变本加利。戈尔布莱姆和其他参与这场骗局的公司董事们,从权益基金公司的股票销售中,获得了他们最大的经济利益。据报道，仅戈尔布莱姆一人就从股票销售中,获利超过五百万美元的好处。而这部分被销售的股票,只占他所大量拥有的权益基金公司普通股的一小部分。实际上，把公司股票价格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是隐藏在戈尔布莱姆欺诈行为背后的主要目的。在1972年，权益基金公司的几个合作者与戈尔布莱姆碰头，并要求他公布那几年间的全部收益。他们指出,这样做可以使公司得到一个制止欺诈行为的机会，使公司经营完全合法化。戈尔布莱姆拒绝合作。他狡辩说，如果宣布公司收益并没有每年增加，那么股票价格就会下跌。上梁不正下梁歪，公司管理部门的贪污腐化，为基层人员钻空子，提供了机会。下层人员的串通舞弊，作为权益基金公司最肮脏的事件之一，也被公之于众，它生动地刻画了这间公司的不道德风气。几个权益基金公司的低级职员计划在几个再保险公司的费用上作文章，以谋取私利。这些人“消灭”了许多“购买”了权益基金公司人寿保险的人，实际上，这些人都是虚构的。随后保险单被权益基金公司卖给再保险公司。于是，这些职员又转而成为那些据说已遇难投保人的受益人。然后把再保险公司付给这些受益人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里。当戈尔布莱姆和列文发现这些阴谋时，他们命令这些人继续而且是大规模地进行这种舞弊，但要把再保险公司所付给受益人的钱，存入权益基金公司的银行户头。十多年里，许多考察和报告权益基金公司财务记录的保险监察员和独立审计人员，也成了公司董事们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列文命令手下在联邦保险监察员所使用的权益基金公司办公室安上窃听器，这样他就可以知道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以及他们得出的结论。有三个多年为权益基金公司进行年度审计的独立审计人员，最后因在这起欺诈行为中的共谋关系而被判有罪：无论如何，绝大多数权益基金公司的独立审计人员根本没有意识到这起特大诈骗案。权益基金公司的董事们竭尽全力向这些人隐瞒他们的欺诈行为。举个例子，公司的高级职员以共进午餐为借口，催促审计人员离开他们的办公室去一个讲究而繁忙的餐馆用餐，希望他们忘了锁起他们的工作底稿。这些审计人员的确这么做了，于是其他的公司职员便利用午餐时间，抄下审计人员随机抽取以便检查的保险单号码。当然，有了这些号码在手，委托方的董事们就能够通过计算机，保证这些被抽取出来的文件是完全“干净的”。权益基金公司的股东和那些被权益基金公司欺骗了的公司遭受了数以亿计的损失。实际上，权益基金公司丑闻的确揭露震惊了整个华尔街，在一个星期内，由公众持有的超过一百五十亿美元的股票的市价开始下跌，相比之下，戈尔布莱姆，列文和他们的共谋者，为他们的罪行所付出的代价似乎一点也不过分。最后，戈尔布莱姆被判在假释前需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滩的终极岛联邦监狱里服刑4年，而列文只需在相同的地方服刑两年半。听完判决后，表示忏悔的列文请求宽大处理，“有朝一日梦魇结束的时候，我将成为一个严格恪守社会道德的人，我希望这样也许能弥补些我所犯下的罪行。”获释后的几年内，列文住在贝弗利丘陵地区，并担任了一家小型塑料公司的总裁。1984年，他因贪污了公司的二十五万美元的养老基金而被起诉。对列文所进行的的指控中列举了超过二十四项的其它欺诈行为。这些指控各有不同。其中包括伪造发票和文件，以证明那些虚构的公司交易。戈尔布莱姆在获释离开联邦监狱后，也重返商界。1984年，他被选为一家公司的总裁和董事长，这家公司经营一系列的医用护理用品。戈尔布莱姆宣布，他希望“把公司建立在一个坚固的经济基础之上”，而且最后“要把它建成一个更大的商业创举”。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布莱姆的新公司那时是由塞德蒙事务所审计的，而这家会计师事务所正是在权益基金公司存在的最后一年里为其进行审计的事务所。戈尔布莱姆进入公司后不久，塞德蒙事务所就宣布退出审计，还放弃了一笔4万美元的正在办理中的年度审计收入。显然，塞德蒙事务所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它不愿意再和其它戈尔布莱姆担任董事长的公司扯上关系。该案作为首例上市公司计算机会计舞弊案件而在美国轰动一时，美国各大报刊连续九个月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这个案件，并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上市公司的管制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也为此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特别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本着“亡羊补牢”的精神，开始着手对现行的审计准则予以补充、修订，1974年12月，即在该案例发生的一年之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布了《审计准则说明》第3号──《检查和评价内部控制对EDP的影响》，详细地规定了对实行电算化会计系统的公司，应如何开展审计的行为规范。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审计总署也在此基础上，颁布了一个新文件，即《审计总署补充审计准则──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系统审计》。重申了对电算化会计系统应采取的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