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第十三讲《我国的教育目的》解析

王瑞朋（一）我国古代的教育目的我国古代教育从先秦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从总体上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主流。从反映社会要求上看，我国古代教育目的就是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统治人才，具体表现为“读书做官”，这种教育目的价值取向在孔子那里就已经确立。孔子本人就说过：“学也，禄在其中矣”，孔子的学生子夏也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这种价值导向下，我国古代的教育内容主要是研读儒家经典，即所谓“四书”、“五经”。从隋唐开始，历代封建统治者选择官吏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并根据考试的结果来授予相应的官爵，进一步强化了“读书做官”的教育目的。自此以后的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清末，科举考试一直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求得功名的最主要途径，以致形成一些知识分子皓首穷经以求得功名的悲惨景象。从我国传统教育目的观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来看，主要是培养个人良好的德行，养成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通过修身养性，然后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如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所谓“君子”、“贤人”，以便能够担当治理国家的重任。就个人的发展而言，儒家教育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圣人”，不过，在孔子的心目中，圣人是很少有的，比较现实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君子是通过“文、行、忠、信”四教培养出来的具有伦理道德之人。他要求学生能够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能够“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能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做到了这些，就称得上是君子了。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目的观，但更注重普通人的道德水准的提高。孟子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明人伦”。在孟子看来，“人伦”就是为人之道，主要包含着五种伦理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亦称“五伦”。孟子认为，“孝”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只有在“孝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人更高尚的品质，再经过进一步的锻炼，便能养成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国古代的这种内则“修身”，外则“治国”的教育目的价值取向，在儒家经典《大学》中表述得非常清楚。《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何才能达到至善？《大学》接着指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经过这样的修炼，一个人才能养成儒家所期望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由以上可见，我国古代教育目的价值取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有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教育塑造理想人格，并以个人的个人魅力和德行修养服务并服从于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二）清末与民国时期的教育目的：清末时期的教育目的：近代史上由国家制定的教育目的，始于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中体西用”的方针，中学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为基础；西学以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技能为主，以造就国家所需要的各种实用的通才为目的。1906年，当时的学部正式规定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民国时期的教育目的1912年，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新教育意见》一文中，主张教育应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项为教育目的。同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民国教育宗旨。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36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中华民国之教育宗旨，在于发扬民族精神，培养国民道德，训练自治能力，增进生活智能，以造就健全国民”。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这个方针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初期。（三）建国后教育目的的沿革新中国成立以来，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变革相适应，我国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教育目的。1949年12月,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它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种新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1957年，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教育方针，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对人才规格的要求，对我国教育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直是发展我国教育的重要方针。“五七指示”是指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对各项工作的原则性指示。毛泽东指出，各行各业都应该以干好本职工作为主，同时兼学政治、经济、文化，从事生产，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文革”时期，“四人帮”提出所谓“宁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等，将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与培养劳动者极端地对立起来，这种极左思维方式所带来的惨痛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取。1978年，我国的教育目的在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中被表述为：“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教育目的有新的表述：“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又红又专。红：就是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维护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权；专：就是掌握专门的科学知识和精通专门的科学技术。邓小平同志于1980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做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讲话中提到：“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这样做很见效，现在学校风气很好。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清华大学至今仍旧以“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作为育人理念。又红又专成为清华大学等一批高校的重要办学方针，形成了诸如“双肩挑”、“政治辅导员”，“红色工程师的摇篮”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红砖1985年，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教育方针（1985年）为：“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人才。”1990年指出，国家“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全面提高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素质。”1999年6月，《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则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这一教育方针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实现途径。建国以来我国教育目的演变的基本历史经验：第一、教育目的的制定既要充分考虑政治发展的要求，也要充分地考虑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不能顾此失彼；第二、教育目的的制定既要充分地考虑到国家或社会发展的要求，也要充分地考虑到个体发展的要求，要将两者辩证统一起来；第三、教育目的的制定应该在强调全面发展的同时，突出个性发展以及建立其上的多样性发展，同时突出人才素质的时代性。（四）我国教育目的的基本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对不同时期的教育目的有着不同的表述，但总的趋向是一致的，即始终不离“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主线。这些教育目的体现了共同的精神实质。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理解：1、培养“劳动者”是我国教育目的的总要求。教育目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回答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社会主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新人应该是以劳动为荣的。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分工的不同，劳动是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应该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劳动者，是全面发展的生产者。我国现行教育方针中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都是这样的劳动者。2、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我国教育的质量标准。社会主义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型劳动者，我国教育要充分发展受教育者的智力和体力，使他们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健康的体魄、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较高的劳动技术能力。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不只是生产者，还是生活的享受者，审美的需要也自然成为新型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浪漫主义兴起于18世纪末，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注重个性，特别是对主观性和自我表现的重视是浪漫主义美术的显著特征。《7月28日：自由引导人民》，纪念法国七月革命印象主义：19世纪60—9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画派。法国名画《印象•日出》。3、教育目的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我国教育目的的根本特点。我国教育目的在方向的规定上非常明确，即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它指明了我国教育所要培养的人既要懂政治，又要懂业务；既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些要求和素质规定的方向性反映了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特色。4、培养独立个性培养受教育者的独立个性，就是要使受教育者的个性自由发展，增强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形成受教育者的开拓精神、创造才能，提高受教育者的个人价值。教育学所讲的个性，应该更多地从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上来认识，是一个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创造性和自由性在社会关系中的集中体现。所以，培养个性，应该更多地强调培养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的创造精神和超越精神。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在指导思想上把全面发展和独立个性对立起来，排斥受教育者独立个性的培养，从而损害了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例如，由于我们往往强调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要求，排斥个性自由发展，把社会化看成驯服工具化，不承认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不爱护受教育者的独立人格，不尊重受教育者的个人尊严与价值，所以，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受教育者不能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然而，我们并不赞成那种与社会利益、社会秩序背道而驰、为所欲为的个性。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也的确存在与社会发展逆向或异轨的个性化要求，例如：损害社会利益或破坏社会秩序的极端自私自利倾向，这都是完全背离教育目的的。对于这种所谓的个性化或自由发展，必须加以教育、约束，使其回到教育目的所要求的轨道上来。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人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人的问题而忽视或排斥对广大受教育者独立个性的培养。全面发展与独立个性二者并不互相排斥。所谓“全面发展”，是指受教育者个体必须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得到发展，不可或缺；所谓“独立个性”，是指德智体美等素质在受教育个体身上的特殊组合，不可一律化，即全面发展的个性。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事实上，全面发展在不同的受教育者身上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个人特点，有不同的经历、经验和不同的智慧品质，在兴趣爱好、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等方面也不完全一样，不是千人一面的。因此，全面发展不能不是个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过程不能不是个人的个性形成过程。我们的教育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不能不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化，这是正确的，是社会发展对其成员发展的质量要求。但是，问题在于对统一性、社会化怎样理解，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