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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乌托邦》读后感《乌托邦》于1516年12月在卢万(Louvain)出版。「乌托邦」一词是从希腊文ou(「没有」)和topos(「地方」)两字组合,构成一个新词,取其意为「乌有之乡」。在写书的这段日子中摩尔于1515年5月被任命参与修改英国与法兰德斯间一项商务条约的工作。会谈在布鲁日举行,而会谈间隔时间较长,摩尔常常去游览比利时其他城市,在这期间摩尔完成了这一部重要的小说。而《乌托邦》这部作品上承柏拉图的《理想国》下启书写「乌托邦」议题的小说,在西方文学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政治上也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后起的许多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物,如欧文、圣西门、傅立叶都曾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区,虽都曾兴兴向荣,但最后还是宣告失败。虽然「乌托邦」理想的实行不易,但是其背后的动机皆是出自其悲天悯人的胸怀。接下来就从《乌托邦》一书中探析摩尔的思想。在《乌托邦》一书中作者是藉由一名惯游世界各地的船长拉菲尔的口中带出的,不过正式描述乌托邦一国的景象,是书中第二部份的内容。书中的第一部份的内容为作者与另一位人物的对话,这位人物是个位高权重的红衣主教,作者和他谈论许多问题,主要针对当时英国窃盗情形严重而发的,在当时的英国对于犯窃盗罪的人的处罚是处以「死刑」,作者认为这样的严刑重罚是很无法解决问题的,而且也是很不义的,因为那些会去偷窃的人,大多数都是情非得已,因为了活命而为的。而他们之所以会穷到需要偷窃维生是因为大多数的贵族不事生产又大量剥削农民,所以对他们处以「极刑」是不义的。但是两个人的讨论最终还是没有结论,甚至没有交集。但这不是第一部份的重点,第一部份的内容主要是要带给阅读者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思想空间,让阅读者能在阅读文本的同时开启了一种重新思考的活动,以及也衬托出第二部份的乌托邦国的优异性与完善性。在书中对于乌托邦国的描写先从其地理环境着手,乌托邦国史一个成新月形的岛屿,而岛的腹部就是其港口,在海湾中有许多浅滩与暗礁,除非十分熟析地形不然是难以进入的,所以从其地理位置可以得知它是一个十分封闭的国家。而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不与外界做任何交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资源很丰富,乌托邦国的人民每天都会在其工作时间六小时中勤奋的完成该完成的事务,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劳动就能生活的,于是国家十分富裕。再加上在乌托邦国是不实施私有制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国家的,就连住的房子也是年限一到就要进行更换的。但乌托邦的人民并不会反对私有制,因为在国内,人民所需的一切都不匮乏,国家拥有足够的食物以及金钱。但是乌托邦国的国民对于金钱、黄金是十分轻视的,他们认为那些东西并不会让人快乐,所以金银对他们而言是无用的东西,更讽刺的是在乌托邦国中罪行越重的犯人,他们身上所带的黄金越多。从以上的描述,反对私有制、轻视金银,都是作者藉由小说来表达他对人生真谛的看法,甚至是对其所处社会的嘲讽。2接下来在文本中作者有花了很大的力气探讨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是什麽?作者藉由乌托邦人的回答是-追求快乐。而其所指的追求快乐不是放纵身体享乐所带来的快乐而是指身体的自然快乐,包括肉体的快乐和精神的快乐。肉体的快乐包括饮食排泄,搔痒抓痛,夫妇行房等,但是绝对不能放纵感官追逐快乐;此外还有精神层次的快乐,在乌托邦中每人除了每天需要工作的六小时之外,其馀的时间可以用于发展自己的兴趣或称增进知识,他们认为藉由这样从事己乐之事,能够促使一个人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而关于精神上的满足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关于宗教乌托邦人主张自由信教,因为他们体察出各各宗教之间的争斗,会带来多麽大的伤害。他们虽然不限定人们宗教上的自由,但他们认为人们生前行善修德,死后将会有赏;若为非作歹,死后便会受罚。并且认为唯有高尚的德性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所以他们十分注重自己是否行善去恶,同时也会尽力去帮助所要帮助的人,不论是不是乌托邦人,他们都会尽力救助。但是在书中我发现了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在讨论「战争」这个议题时,他们通常不会以本国人民组成军队出去打战,而是会用钱聘请外国人民来为其打战,而他们募兵的对象其中之ㄧ为塞波雷德人,而乌托邦人十分乐意僱用他们,因为「乌托邦人丝毫不介意有多少赛波雷德人为他们送掉性命,只认为如能扫清这些万恶可恶的人类渣滓,将世人带来最大的好处。」在这裡可以看出作者的种族意识型态,虽然在此书中作者展现出其对于一般百姓的理解与同情,但是仍有其侷限,种族意识型态依然是当中没办法完全消弥的一点。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远见,他远在十六世纪就看出当前社会以及未来社会会出现什麽样的弊病。于是在书中他建构出一个没有阶级、十分平等的社会,人人都能在其中获得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同时他也指出人们对金钱的追逐是十分愚蠢的,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人们盲目的追求物质生活,科技的发达使得人们每天更疲于奔命,几无休喘时间,于是精神上的快乐与满足的缺乏真的是现代社会严重的问题。此外更难得可贵的是作者看出了宗教与宗教之间的争斗所会带来的种种伤害,所以主张人人拥有宗教的自由,这已作者当时身处的环境而言,其想法是非常难得可贵的。而作者在书中所提倡的这些理念,一直以来都有人们积极的去推动,但是时至今日,已经有非常多人失败了,然而为何会失败,我想应该是这种理想与人性有一段很大的落差吧!最重要的就是缺乏自由以及个人财产的拥有。但是作者以及许多这方面的努力者所提出的理念,有一部份也已经被落实在社会福利制度当中,如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制度就发展的十分完善,可见其理念还是有其可行性与珍贵性的,只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与试验才能看到那成果出现,现在世界各国无不努力推行各种社会福利,我想这应该就是这个理念开花结果的3时候了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读后感之前知道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是对于文革,更多的是愤慨这一场浩荡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而对于它产生的原因,却并不能说明分析,正如朋友中有人所说的:“若不是文革,中国现在发展到韩国的水平是没有问题的。”关于这样的话,我之前亦曾信服过,但今日想来,去却并不是这样情绪化的分析就能够得来的。今日看MauriceMeisner先生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关于分析这三者的区别和渊源,提及文革,让我顿时有耳目一新之感。先看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关于这二者,我想不必赘诉,因为前面的日记中已经有所叙说,而叫我吃惊的是毛泽东本人并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是先生的观点,我现在还欠缺这方面的知识,本文就以先生的立场观点出发,此为读后感的写法),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捡起了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抛弃的一些乌托邦主义思想(今日世界的许多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未尝不是如此)。拿对待资本主义问题来说,马克思本人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及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财富的必要,故而对于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来说,在感性上并不是绝对的敌视,至少在这点上它有可以利用的价值(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和理性上并不容许他这么做)。而毛泽东及卡斯特罗等人,则未必承认这种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现代化(城市化)是两个可以分开的过程————马克思不这么认为,他的理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本身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而城市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主导力量;而毛泽东在对待城市化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认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在农村,故而对于城市化问题的经典理论并不赞许,他的理论是农村的现代化,然后达到马克思列宁等人的共同目标————消灭城市和农村在各个方面的矛盾。所以单在这一点上,对待资本主义以及城市化和城市无产阶级问题上,毛泽东并不是完全继承马克思主义,而是融合了乌托邦主义思想——通过农民的意识来革命和改革(下文见叙)。于是毛泽东认为不必要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上达到一定程度再去进行苏联式的农村建设及革命(当然,不可否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确进行过重工业在城市的重点发展)。在思想上,城市必须进入农村——这缘于毛泽东本人对于城市的不信任态度,在60年代,开始进行人民公社,这便是他乌托邦思想在实践上的躬行,并以农村——他个人的感情认可的地区进行,经过这样的失败,毛泽东在个人信仰及理论上仍然坚信,农村才是进行乌托邦思想及其理论实践的首选地,于是在10年之后,“乌托邦思想成分又燃烧着启示的怒火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4我曾经自诩为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爱国者,尤其是因为我的环境,对于农民问题更是有一层复杂的感情,也幻想过某一日我是中国农民问题的终结者———当然,这种想法只是在我心静的时候才出现。那种烦躁和被感情所困的时候自然是不能够有这样伟大的情怀去考虑这些国家大事的,今将一段出自本书的文字录于下:不再把阶级斗争当做重点来抓,这不仅支持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将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展开的进化论观点,而且还起到掩饰当前社会矛盾的作用。矛盾之一,就是城乡差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一矛盾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极大的忽略了这一现实的社会矛盾。它将阶级斗争限定在对旧剥削阶级“残余”斗争这样狭小的范围内,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没有根本的经济利益冲突”这样的新正统理论。虽然消除城乡差别仍是一个最终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要等到生产力达到足够成熟的时候。既然社会变革必须在经济发达之后才能进行(这是反复强调的观点),消除城乡差别的目标就游离于当前的社会实践之外,被推迟到将来某一无法具体说明的时刻,从而顺顺当当地成了一种空洞的口号。录到此,暗暗给我的感觉是,觉得在毛泽东主义之后的发展以延续上,犹如在陈支平先生《历史学的困惑》一书中的观点,当代的理论家们,并非是在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些正统的思想去指导学术理论及实践,而是用所面对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现实去套用马克思主义可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不知道理论家们的意图是什么,但是又回到根本的唯物哲学立场上,这是不是陷入了教条主义中去了?是否又在坚持毛泽东所坚持过的————后来被实践论证是错误的——唯意志论之中去了呢?而被掩盖的第二个矛盾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当私有制度基本被取消,国家成为社会经济的实际管理者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那些在国家机构中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与那些没有掌握权力的人之间的矛盾,此时,矛盾是性质不再是经济的,而只政治的了,这实际上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分。毛泽东早就注意到这一基本事实:他在1957年曾经特别指出过“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并由此得出无情的结论,说中国政治及经济官僚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他在1965年指责说他们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实际上,这些政治,经济官僚虽然没有财产,但就其职能而言已经成为资产阶级,他们能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利剥削社会,攫取大量的社会劳动成果。当毛泽东和他的拥护者谈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时,资产阶级不是指已经被没收了财产的旧资产阶级残余,而是指那些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身居高位的人,认为官僚能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观点和米洛凡*得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十分相似。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理论家们的充分发挥和说明。5毛泽东关于官僚统治阶级的理论在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当然已经消灭,因为它显然会使执政者感到不安,并且对坚持认为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会日益减弱这样一种思想体系来说也是毫无益处的,诚然,人们承认,官僚及官僚主义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问题,但现在它被咎于经济文化的落后,封建残余的顽固的“小生产”思想。可见,那种认为已出现了同广大群众利益根本对立的官僚统治阶级理论,在政治范畴内已经不能为人们所接受,因为正统的理论早已断定,在一个已经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中,不可能再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因此,不在强调阶级斗争,其作用就是掩盖革命胜利后由新社会秩序自身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的落后所带来的问题上去。以上长篇摘录,使我感到不适得很,但是这实在是我的预料之中的,只是现在渐渐觉得知道思想本身以及它所变革的过程,在许多方面和根本的哲学指导思想是矛盾的
本文标题: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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