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三个阶段的特点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三个阶段的特点肖旭威廉·莎士比亚，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以他杰出的创造性劳动，给后世留下丰富的精神食粮：三十七部戏剧、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和二首叙事长诗。他的主要成就是戏剧。根据社会和其思想的发展变化，他二十来年的戏剧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590年到1600年，正值伊丽莎白统治盛年，英国一派繁盛兴旺景象，莎士比亚的创作基调也是乐观明朗的。这是他创作的早期，即历史剧、喜剧时期。他写出《理查三世》、《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等九部历史剧，《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和《威尼斯商人》等十部喜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三部悲剧。这些作品，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从对待现实的态度上看，着重于讴歌赞美人文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喜剧尤为突出。他的喜剧突破了古希腊罗马喜剧重在社会讽刺的传统，而偏重于对理想事物的歌颂。他大多通过男女主人公在婚姻上的纠葛，来颂扬人文主义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如《第十二夜》等。其次，从人物形象上看，塑造了一系列理想人物。如历史剧中战功显赫、治国有术的开明君主亨利五世形象，喜剧中一大群新女性形象，例如薇奥拉，鲍西娅等。后者尤为光彩照人。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作者表达了他主张国家统—的政治理想和个性自由的生活理想。再次，从戏剧冲突上看：多用误会、巧合来编织情节，表现人物。例如《错误的喜剧》，便是把整个作品的构思建立在误会和巧合上。第四，从创作基调和风格上看，明朗乐观居主导地位。轻松的喜剧和严肃中含有诙谐的历史剧自不待说，甚至悲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乏欢快的情趣。上述特点的形式，不外乎三方面的原因：从社会根源上看，这时期正值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盛年，英国已建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国势强大，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举国上下陶醉在升平安乐之中。这自然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上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从思想根源上看，他的人文主义思想这时尚未经受社会的严重考验，他坚信人文主义理想是可以在现实中实现的，因而，对现实的看法过于乐观。从艺术规律上看，他之倾向于用历史剧的形式来反映现实，是因为他像每一个处在民族形成时期的伟大艺术家一样，出于一种用艺术形象来探索祖国历史的爱国主义热忱，而他致力于喜剧的写作，则是因为这种戏剧样式能比较自由地表现他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思想主题，而且喜剧多以误会和巧合来编织情节的特点，也便于他这个经验不多的青年剧作家去把握。这样，特定的生活内容找到了适当的表现形式，他在历史剧和喜剧的创作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601年到1608年，英国社会矛盾表面化、尖锐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莎士比亚对现实悲观失望。这是莎土比亚创作的中期，即悲剧时期，也是他一生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悲愤、阴郁的情调。他写出《哈姆雷特》等七部悲剧，《一报还一报》等四部喜剧，成就大者是悲剧。其中又以有“四大悲剧”之称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更为著名。这些作品，与作者早期创作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首先，不再是歌颂而是深刻揭露现实的矛盾和丑恶，着力表现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如《哈姆雷特》就是通过同名主人公未能完成“重整乾坤”重任的社会悲剧，来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专制暴政的罪恶。其次，占戏剧中心舞台的，不再是理想人物，而是一系列野心家、阴谋家。例如《奥赛罗》中的伊阿古，《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妇等，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和批判社会的罪恶，另方面表达了人文主义者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深切忧虑。第三，不再依赖外部的误会和巧合来构筑戏剧冲突、描写人物，而是在尖锐的矛盾中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他们内心的矛盾斗争。比如《哈姆雷特》的描写中心，就是写主人公内心激烈的斗争过程，通过他内心的冲突来表现并强化外部冲突即人文主义理想与专制暴政的冲突，他既坚定又软弱、既果断又犹豫的典型性格，正足以显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第四，创作基调由明快转变为悲愤沉郁。悲戚伤感的悲剧自不待言，就连喜剧如《一报还一报》也蒙上一层冷峻凄苦的阴影。总之，莎士比亚这一时期的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关于变化的原因，同样可从三方面来探索：从社会根源上看，这时的英国已从表面繁荣进入动乱时代，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都暴露无遗，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时代风云的变化，自然影响到作者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变化。从思想基础上看，莎士比亚之所以把创作的重心放在揭露和批判上，是由于他对现实的认识深化了，他看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看到了人文主义理想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悲剧性的事实。从艺术规律上看，他之所以完全或部分放弃历史剧和喜剧的写作，而潜心于悲剧的创作，是因为无论就表现矛盾冲突的深刻性而言，还是就展示人物内心活动的灵便而言，悲剧都明显地优于历史剧和喜剧，而且作者这时已积累了足够多的创作经验，能自如地驾驭这种难于把握的戏剧样式。悲剧创作代表了莎士比亚创作的最高成就。1609年到1613年，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使莎士比亚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乌托邦式的幻想。这是莎士比亚的晚期创作，即传奇剧时期。他写出《暴风雨》等三部传奇剧，《亨利八世》一部历史剧(与人合作)。传奇剧的代表作是《暴风雨》。作者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在这部剧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第一，它虽然对黑暗的现实有所涉及，但中心不是揭发批判，而是鼓吹宽恕调和。第二，主人公普洛斯彼罗被虚化成一个神话式人物。他被阴谋家窃去权柄，不图报复斗争，只求洁身自好，最后反宽恕了敌手，是一个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抽象的善的代表。第三，推动剧情发展的不是现实生活中复杂激烈的矛盾斗争，而是一系列虚无缥缈的奇遇。冲突的最后解决，不是人物行动的逻辑结果，而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第四，构成戏剧基调的，是虚幻超脱。一句话，作者这一时期的创作，明显表现出倒退。至于倒退的原因，仍可从三方面加以探寻：从社会根源上看，这时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不堪压迫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面对人民的反抗，詹姆斯一世一方面野蛮镇压，另一方面则加强对舆论的控制。戏剧界于是形成一股专写迎合宫廷趣味的、情节离奇的传奇剧的逆流。莎士比亚转向传奇剧创作，显然是受到这股逆流的影响。从思想根源上看，由于人文主义者自身的矛盾，使得莎士比亚未能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当人民群众起来反抗暴政时，他便很自然地退到企图以宽恕来调和社会矛盾的境地。此外，作者本人此时的经济地位，也使得他这样做，因为作为一个大剧团的股东和在乡下拥有田产的富裕绅士，他个人特别需要有安定的环境而不思动乱。从艺术规律上看，传奇剧往往依靠外部力量来解决矛盾冲突的特点，正好被作者用来调和矛盾服务。因而他抛开悲剧转向传奇剧的创作。从思想内容上看，传奇剧自然不是作者的上乘之作，然而，他们的艺术成就却很高。国外批评界把《暴风雨》看成是作者“诗的遗嘱”而予以高度评价，并非毫无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在传奇创作上同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特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描写人物命运，对于人物性格和生活现象，往往是从多方面加以描写，有发展变化，广泛运用了对比的手法。莎士比亚对戏剧艺术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他的创作方法也成为人们师法的标准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