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贫困问题_兼论人口流动的影响_王瑜

1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兼论人口流动的影响王瑜汪三贵[摘要]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乡城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更加复杂，然而，目前仍缺乏对老年群体有针对性的贫困监测。本文提出老年贫困测量应衡量经济条件、身体健康和心理状况多个维度，并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视角，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健康和心理三个维度进行了贫困决定分析。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的经济贫困和心理贫困都有显著的影响；独居的老人陷入三种贫困的风险更高；而无退休金的老年人陷入经济贫困的风险比是有退休金老人的22倍。[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农村老年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在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变过程中，几乎所有人群的贫困发生率都有大幅降低，然而，相对于其他群体，老年人群贫困的降低幅度有限并有可能恶化。随着中国在21世纪初进入老年型社会以后，老年群体的总量和比例都在持续上升，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老年人口总量超过1亿的国家[1]，其中农村老龄人口比重远远超过城市。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赡养、医疗保健、生活照料等尚未得到有效保障，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加深、乡-城人口迁移规模增长过程中家庭养老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农村老年贫困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老年人是特殊的群体，在社会转型、人口流动和农村的保障体制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更易遭受贫困冲击。同时，由于老年人特有的特征，不仅他们的消费结构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他们在健康、精神慰藉、肢体扶持方面也有特殊的需求，而这些都是单一收入标准难以衡量的，这就要求从收入、健康、心理等多个维度衡量老年人福利状况。尽管学界对老年贫困问题已倾注较多关注，也有学者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分析了老年贫困的现状和趋势[2-4]，但研究内容主要限于宏观的层面。此外，从其他人口学的维度，比如人口流动、家庭的变化或从全局的角度探讨人口转变与贫困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5]。本文旨在考察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双重背景之下，农村老年人群体在收入支持、身体健康和心理方面的多维贫困状况。一、文献综述（一）老年贫困的界定与测量根据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老年划分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为老年人群。对老年人经济贫困的测量主要有贫困线法、恩格尔系数法和主观感觉法[5,6]。根据国际贫困线标准法或收入比例法，将老年人相对贫困标准线定义为当地（以省为单位）老年人月均可支配收入[收稿日期]2013-07-09[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特殊类型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战略研究”(项目号:10zd&025)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号:13XNH153)研究成果。[作者简介]王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汪三贵，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邮编：100872。DOI10.13240/j.cnki.caujsse.20140120.0092014-01-2019:02乘以0.5[7]。在绝对贫困线方面，乔晓春考虑了中国农村维持最低生活的标准要远低于城市的情形，界定城市最低保障标准乘以0.3作为当地农村的绝对贫困标准[7]。另外，主观感觉法主要以经济状况自评为基础，王宁和庄亚儿以调查数据中各年龄组的人口对家庭所处的经济状况自评中感到“贫困”和“十分贫困”的比例作为划分贫困与否的标准[6]。但是，老年贫困概念的界定不仅随一般贫困概念逐步发展而发生变化，老年贫困也有其特殊性。特别是，仅仅考虑收入和消费的老年贫困概念是不足以认识老年贫困问题。除了收入与消费之外，将他们的身心健康、所处的社区环境、家庭生活状况、情感支持等多方面纳入老年贫困的研究也是必要的。但是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老年贫困仍然主要以经济贫困为主，而经济贫困又主要从收入进行衡量，因此除收入贫困之外，本文也将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境况进行分析。（二）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贫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数量庞大，还表现为老龄化的程度与加速趋势建立在目前比较薄弱的社会经济条件上[8]：中国刚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人口红利却即将要消失，老龄化趋势却不断凸显，致使中国成为“未富先老”国家。而从城乡比较来看，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更加突出：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都在上升，在总量和比例上远高于城市，而且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也远高于城市[8]。与此同时，城镇老年人享有不同程度的退休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保障，而农村则远不及城镇，因此乡村劳动力的赡养负担相对比城镇更重。无论是绝对意义上，还是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老年人群都是一个比较贫困且容易发生贫困的群体[9]，抽样调查及研究表明，农村贫困老年人口比例高于城市贫困老年人口比例[10]。在自感贫困方面，中国城乡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年）中老年人经济状况的自我评估数据显示，城市老年人中有26.1%和8.8%的老年人分别表示经济状况有些困难、很困难，而农村老年人有29.3%和10.2%的老年人分别表示经济状况有些困难、很困难。在不同程度的困难感知方面，农村人口的自感贫困都高于城市。（三）乡—城人口迁移与农村老年贫困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大量农民远离家乡，进入城市务工，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数量持续增长，总量达到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①15863万人②，与此相呼应的是，大量农村老年人在居住方式上逐渐呈现出空巢化和隔代化[11]，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空巢老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空巢家庭”达1561.6万户，生活在“空巢家庭”中的老年人2339.7万人，其中农村老年“空巢家庭”户占71.58%，农村“空巢家庭”老人占空巢老人总数的69.79%[8]。一般认为，劳动力外出务工能够增加收入并通过汇款增加老年人的转移收入，但是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并不完全如此。首先，子女外出务工可能增加老年人负担、老年福利受损。成年子女外出务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加重了农村老人的农业劳动负担[11，12]，降低农村老人晚年的福利水平[12]，而举家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以及具有失业经历的农民工汇款较少[13，14]。第二，留守老人是最容易被边缘化和遭遇贫困的群体。农民工流动的作用对于家庭中不同的成①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②其中，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增长2.6%；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举家外出是指农村劳动力及家人离开其原居住地，到所在乡镇区域以外的地区居住。3员影响并不相同，而相对于非贫困户和年轻人，贫困户、老年人更边缘化了[15]。微观层次实证结果也表明，子女外出务工对“空巢”家庭多方面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因父母的经济、身体和心理状况，子女的收入和家庭状况，以及老人的配偶和老人有几个子女等状况而异[16]。第三，即使留守老人的经济条件可能有所改善，但孤独感普遍加重[11]，与非空巢老人相比，农村空巢老人的孤独感比例较高，达到34.3%，独居老年人的自杀倾向也高于总体水平将近3个百分点，并且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家庭空巢比例更高，独女户老人在养老上最“弱势”[17]。乡—城人口迁移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这将对农村传统养老制度产生巨大的冲击，进而将会引起农村养老资源供求失衡[18]。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支持的影响并非一概而论，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影响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多个维度有所差别，即使在同一个维度，也会因为外出的形式（独自外出还是举家外出）、老人是否照料孙辈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由于老年人或被纳入成年子女的家庭而不被单独监测，或因年龄较长而不便于接受调查，贫困监测往往遗漏对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的测量[8]，因此，有必要在不同维度对老年人的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和分析，审视老龄化和人口流动对老年贫困的影响。二、农村老年贫困：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流动的影响贫困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老年贫困更是如此。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从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心理贫困（孤独感）来衡量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地区，人口老龄化本身还受到了人口流动的影响，相互交织而作用于老年人的福利与支持，对老年贫困问题产生复杂的影响。因此，以下部分将要着重探析家庭层面的人口转变，以及人口流动方面的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经济贫困、健康贫困与心理贫困的影响。（一）研究基本假设家庭成员支持是农村老年人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规模巨大的乡-城人口流动使得对农村老年人的支持受到一定冲击，这些冲击不仅会表现在经济方面，同时会反映在老年人的健康与心理方面。根据已有研究的结论和农村社会的特征事实，我们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流动及因其造成家庭结构和居住方式等变化上，针对老年贫困产生的影响，生成以下假设：假设1：人口老龄化提高了农村老年人陷入经济贫困、健康贫困的发生率。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宏观层面的概念，由于本文使用的是微观数据，并不能直接对其进行检验。但是这里可以引申考察家庭层面的影响：假设1a：农村家庭中老年抚养比越高，老年人陷入经济贫困、健康贫困的概率越大。家庭中儿童与老年人共同构成抚养负担，尽管孝道是乡村社会的传统美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家庭对儿童所倾注的物质与关心可能都会超过对老年人的给予，因此，在家庭的资源分配中，儿童会形成对老年人的挤占，但是儿童的抚养对老年人来说常常是天伦之乐，因而提出：假设2：家庭中儿童比例越高，老年人陷入经济贫困、健康贫困的概率越大，但是心理贫困的概率越低。4在传统的家庭中，代际交换仍然是一种普遍的互惠行为。而上述儿童对老年人可能产生的影响，还会受到老年人是否照看孙子女的影响，一般来说，如果老年人能够照看孙子女，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能有所提升，并更得到成年子女的重视。因此提出：假设3：照看孙子女的老人，陷入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心理贫困的概率更低。考虑到家庭的规模、子女数量以及居住形式对老年人支持的影响，并且这些方面还受到了人口流动的影响，因此提出：假设4：子女数量越多，陷入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心理贫困的概率越低。假设5：独居的老人更容易陷入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心理贫困，和子女同住可以降低老年人陷入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心理贫困的概率。假设6：同住子女外出比例越高，老年人越容易陷入心理贫困；但其对老年人陷入经济贫困、健康贫困的影响方向不确定。假设7：同住子女每年平均外出时间越长，老年人越容易心理贫困,但是其对老年人陷入经济贫困、健康贫困的影响方向不确定。除了以上家庭方面的影响，公共服务对老年人的各方面的支持都会有显著影响。良好的公共服务对老年人的支持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提出关于公共政策对农村老年人贫困影响的假设：假设8：享有退休金的老年人遭遇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心理贫困的概率低于其他老年人。假设9：享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遭遇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心理贫困的概率低于其他老年人。社区方面的设施以及服务直接影响农村老年人各方面服务的可及性，从而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0：社区层次的各类公共服务有助于降低老年人健康贫困和心理贫困的发生率。在个体因素方面，主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的包括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个人生活习惯等方面。除此之外，控制了两省地区差异的影响，但是没有控制到市级水平，因为在社5区层面已经得到了更全面的控制。（二）实证模型、数据及方法1.变量及模型的建立基于前文中的假设分析，本文将各个维度是否贫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家庭中老年人比例、儿童比例、是否独居、子女数量、是否和子女同住、同住子女外出比例、同住子女外出时间、是否照看孙子女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