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_马小娟

中国出版CHINAPUBLISHINGJOURNAL学术园地《中国出版》CHINAPUBLISHINGJOURNAL2011年12月下22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为编辑学学科建设尽心尽力地奔走呼吁，实在是难能可贵。“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刘杲作为编辑学研究的拓荒者和引路人，他对编辑学、编辑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对编辑学、编辑学学科建设及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2011年10月24日中国编辑学会、新闻出版总署、中宣部等为表彰刘杲同志对编辑学研究和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专门在北京召开了“刘杲同志编辑思想研讨会”，笔者作为编辑学研究的新人，编辑队伍中的小辈，无力也无能对刘杲同志的编辑思想进行系统总结，仅以此文表达对刘杲同志的敬意。但愿刘杲同志的编辑思想进一步得到研究和弘扬。（作者单位：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参考文献：[1]刘杲.没有优秀编辑就没有优秀出版物[J].中国编辑，2007(2)[2]刘杲.编辑精神的嘹亮赞歌——《编辑之歌》序[J].出版发行研究,2009(2)[3]刘杲.编辑实践需要编辑理论[J].河南大学学报，2006(3)[4]王振铎.编辑学研究60年的六大发现——编辑学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J].中国出版,2010(13)论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文/马小娟[摘　要]　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沟通方式，同时也改变着普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目前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超越了传统媒体的局限，其所具有的交互性、及时性、透明性等优势有力地推动公民政治参与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促进民主价值的实现。但任何新技术都只是组织、制度变革的催化剂，只有合理利用和科学引导才能使社交媒体的潜在优势成为现实。[关键词]　公民政治参与社交媒体强势民主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应用之广泛和影响之深远有目共睹。互联网的应用催生了诸多新生事物，社交媒体便是其中之一。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沟通方式，同时也改变着普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社交媒体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广阔的政治参与平台。由于社交媒体允许人们自主地撰写和分享信息，并能即时地进行评价和讨论，因此普通公民可以自发贡献信息和观点并进行广泛的传播，这加快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步伐，也使传统型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社交媒体对传统媒体的超越由于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实现必须借助一定的参与工具，这种参与工具的提供与获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技术条件的发展尤其是通讯技术的进步为前提和保证的。“尽管民主的技术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民主得以实现的关键，但其工具性的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只有当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逐渐找到并采用了与要达到的民主目标相一致的技术或方法，并将其遍布到我们共同生活的各个方面时，民主才能得以实现。”[1]在中国出版CHINAPUBLISHINGJOURNAL学术园地《中国出版》CHINAPUBLISHINGJOURNAL2011年12月下23信息通讯技术水平较低的社会里，政策信息的公开通常是缓慢而又有限的，常常通过垂直传播中的下行传播链条得以在群众中传播。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也非常有限，大多是通过代议制的方式沿着自下而上的路径表达意见，尔后又以自上而下的逐级指示得到回应。由于缺乏水平传播，公民的参与意见无法得到有效的回馈，甚至存在着信息和意见失真的风险，因而，公民的参与行为对政策的影响非常有限。与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相比，社交媒体给公民提供的参与途径具有更多的优势。对于传统媒体来说,由于是点对面的传播，传统媒体对所报道的新闻信息进行了选择，传统媒体的拥有者和传播者同时又是信息和舆论的控制者，他们扮演着美国传播学者卢因（Lewin）所言的“把关人”角色。“把关人”理论认为，社会上存在大量新闻素材，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不是也不可能是“有闻必录”，而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组织形成了一道“关口”，通过这个“关口”传达到受众那里的新闻只是众多新闻素材中的极少数。对于广大的受众来说，他们只不过是被主体控制的客体，处于传播过程的末端，面对丰富的信息资源只能被动地选择接受，所谓传受双方的互动只能在肤浅的理论层面上徘徊。因此，在传统媒体时代，谁掌握了传播机构、媒体组织的一批把关人谁就控制了新闻信息和舆论。显然，以传统媒体为途径的公民意见的表达不是直接的，而是要借助记者和编辑的工作，间接地得以反映。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公民诉求都能够得到表达，而是要经过记者和编辑的筛选和过滤；另一方面，被表达出来的公民诉求或多或少也会受到编辑和记者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相比之下，对于基于社交媒体的意见表达而言，由于参与传播信息的发布者数量巨大，传播速度快，造成网络传播成为非中心的空间。管住几个编辑、版主是能够做到的，但是把所有上网发布信息、发表观点的网民管住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交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由传播者对信息的垄断和舆论的控制,使传播过程中的传播与接受双方变得更加自由、平等，共同享有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信息的自由和发表意见和观点的权利。[2]根据美国文化研究大师约翰·菲斯克（JohnFiske）大众文本的观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各种言论可被看做是开放式大众文本，与传统媒体的封闭式大众文本不同的是，“开放式的文本叙述清晰，力图释放出多种多样的联系和解释，允许多种解读同时并举，以使其全部的‘丰富内涵’和‘文本肌理’都得到赏识。开放式文本并未试图传达一种单一的信息从而关闭其他可能的意义，也未将自身的重点集中在一个唾手可得的意义上，从而把不同的读者都限定在同一种理解之中，它允许在其中进行各种不同的、复杂的解读，因为解读永远不可能是单一的”。[3]由于社交媒体文本具有开放性，所以网络中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可以提出、批判或反对某种观点，通过陈述自己的理由，让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认真听取他人的观点，从而使政治决策向更加理性、结果更加公平的方向上发展。二、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推动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公民对政治的参与更加方便、快捷、真实和廉价。第一，社交媒体中就某个政治议题的讨论更多的是从水平传播、斜向传播的角度上进行的，因而，信息的沟通更加透明，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为公民有效参与政治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二，社交媒体的运用降低了公民参与的成本（包括时间和金钱），他们无须为了表达某项意愿而专程去见某个部门的某个工作人员，可以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进行表达和交流。第三，社交媒体技术的运用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机会。由于技术的平民化，公民可以在电子邮件中交换链接、在社交网站参与议题、在微博上发布信息及观点、在论坛参与议题的讨论等。政府也可利用电子化的方式扩大自身对参与的可容纳性，通过网上民意调查、电子邮件征询、网上专题论坛、官员做客网站与网民互动等方式与公民互动，增强公民参与的可行性。第四，社交媒体的运用提高了公民参与的积极性。社交媒体上的表达具有匿名性和平等性，赞成和反对的声音在虚拟的空间中博弈，最终将主流的价值取向凸显出来。不管身居要职还是一介草民，他们在网络世界中都占有相同的权重，没有谁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没有谁必须接受和服从别人的意见，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现实生活中的参与受挫，其民主意识和参与热情自然会得到提高。中国出版CHINAPUBLISHINGJOURNAL学术园地《中国出版》CHINAPUBLISHINGJOURNAL2011年12月下24强势民主理论的倡导者美国学者本杰明·巴伯教授指出，“强势民主被界定为参与模式中的政治：从字面上讲，它是公民的自治政府而不是冒用公民名义的代议制政府。在这里，积极的公民进行直接的自我管理，他们并不必要在每个层次和每个事件上进行具体管理，但是，在作出基本决策和进行重大权力部署的时候他们必须经常充分地和详尽地参与”。[4]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为强势民主的实现提供了依托。“在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面对面的交流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大众传媒的新形式能够为大众社会中的强势民主提供便利，因为沟通是民主的关键……在那些曾经受到会议场所大小、集会规模或公共空间限制的地方，现在电子和数字通讯使参与决策变得更为迅速。”[5]强势的民主应当是所有公民的直接的、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的民主，从政策议程的设定到政策的执行，都应该有公民的参与。借助于社交媒体，公民不再受选举周期的限制，随时可以就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对具体的政策问题形成影响，将参与行为和自身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享受到更加充分、有效的民主权利，使潜在的权利转化为现实的利益。面对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的各级官员也主动通过网络听取民声，这成为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新亮点。在西方政界，如果还有谁不迅速从电视政客转变成网络政治家，他肯定会被选民抛弃。近年来，视频访谈、社区论坛、微博等网络新工具成为政治人物竞相涉足的新阵地，被称为“美国第一位网络总统”的奥巴马一部上网手机不离手，形象一向保守的英国王室也开通了皇家微博网站，俄罗斯总理普京与全球网民对话吸引了上百万问题，越南网站也开设国家高层领导同人民在线对话的专栏。[6]在国内，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与网民对话的举动备受关注。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人借助网络听取民意的例子也不鲜见，如做客网站、开通博客和微博、参与论坛等，互联网在促进社会与政府沟通方面潜力巨大。三、社交媒体的价值反思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超越了传统媒体所固有的局限成为公民参与的有效途径，体现了其工具性价值；另一方面他使公民参与向“强势民主”方向发展，体现了社会性价值。在传播学的研究历程中，不乏认为媒体工具价值优于社会价值的学者，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杰出学者，英尼斯特别注重对传播科技的研究，他认为新的传播技术的出现推动了知识的传播，进而引起普通大众参政议政。麦克卢汉发挥了他的老师英尼斯的思想，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论断，强调媒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不在于它所传递的信息，而在于媒体本身的特点。如果说媒介环境学派以恢弘的角度研究新媒体，把传播科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话，那么批评学派则以“建制”为中心的观点，分析了传播科技的本质、特征以及社会的影响，可谓是社会价值优于工具价值的理论。以美国赫伯特·席勒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学者，认为传媒技术非但不是中立的，而且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反对把科技作为单纯的工具。席勒指出，如果让人们用技术与技巧，去影响体制基础——这种基础仍在继续负责新工具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重点——那是在骗人……有关新技术资讯特性、前途的中心问题依然是：新资讯技术对谁有利?它在谁的控制下被实施?[7]加拿大学者莫斯柯在《数字化的殿堂：迷思、权力与电脑空间》一书中，从梳理历史的角度分析电报、电子媒介如广播、无线电视与有线电视的发展历程，指出每当一个新的传媒出现时，都有人提出这是空前绝后的新科技，从此时间与距离都会消失。但事实证明了不是这么一回事。在他看来，当今对互联网的吹嘘与历史的前例如出一辙。因而他的结论是，对电子空间的幻想，只是一个迷思而已，政治、经济的现实，才是决定一个新媒体的本质与影响的核心力量。[8]的确，任何新传媒技术都只是组织、制度变革的催化剂，其出现使得某种社会事物或社会活动的变迁成为可能，但技术不能决定它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历程。因此，目前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不能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我们也不可小觑新传媒技术给公民政治参与带来的机遇，因为社交媒体已经融入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其使用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被中国出版CHINAPUBLISHINGJOURNAL学术园地《中国出版》CHINAPUBLISHINGJOURNAL2011年12月下25拥有话语分配权——编辑社会地位和作用的新概括文/赵建国[摘　要]　话语权是指公民有就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它体现的是一种表达权和参与权。话语权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媒体传播,在媒体上话语权的真正落实和有效实现一般都要经过编辑的选择、分配、加工，拥有了话语分配权的编辑就被推到了这个社会的重要位置。[关键词]　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