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隋唐五代-第八章-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

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袁行霈主编第八章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第一节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第二节倡导古文的理论主张与杂文学观念的复归第三节韩愈、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第四节晚唐古文的衰落与骈文的复兴第一节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一、中唐士人的中兴愿望西魏的苏绰和隋的李谔,都提出过文体复古的主张,但都未曾产生多少实际的影响。初唐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在唐代影响很大,但其时并未形成文体文风改革的普遍风气。文体的由骈而散,在开元时期已有相当的发展,而作为一种改革思潮出现,则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二、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安史乱后,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儒学开始出现一种新倾向,就是重大义而轻章句。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二、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馀力的抨击。二、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柳宗元也是重新阐发儒家义理的重要理论家,与韩愈有所不同的是,他对所谓儒家“道统”没有多大兴趣,也不排斥佛教,他更重视的,乃是源于啖、赵学派不拘空名、从宜救乱的经世儒学。二、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由通经致用到改革现实,是此一时期的一大变局。永贞元年亦即贞元二十一年(805),以王叔文为首,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为中坚的一批进步士人,发起了一场旨在打击宦官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贞元弊政,廓然一清。这场运动在多种政治势力的联合打击下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它致力于王朝中兴的内在精神,却直接影响到此后元和一朝的政治方向。既有力地促使唐王朝走向中兴,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而所有这一切,又无不与广大士人志在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紧相关联。三、文体与文风改革中兴的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三、文体与文风改革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韩愈的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柳宗元最初“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将全副精力都投入更具实效性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去,待到改革失败、被贬南荒之后,才不得已而主张以文来明其“道”。三、文体与文风改革由此可见,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韩、柳二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第二节倡导古文的理论主张与杂文学观念的复归一、唐代的骈文文体文风的改革高潮既缘于前述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的触发,也与文章发展的内部规律密切相关。以骈文而论,它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续不衰。作为一种美文学,骈文十分重视对偶、声律、用典和辞采,重视美感。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日益精致华美,从散文的艺术特质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发展到后来,弊端也随之而生。如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一、唐代的骈文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大量的章、奏、表、启、书、记、论、说多用骈体写成,唐代骈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初唐“四杰”始,不少作品已于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辞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重骨力的刚健风格。二、从萧颖士、梁肃、柳冕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骈文去赘典浮辞,逐渐走向平易流畅,反映出文风的变化和散文领域中要求改革的愿望。这种愿望,也表现在理论批评上。从初唐以来,不断有人对骈体文风提出批评。天宝中期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和继之而起的独孤及、梁肃、柳冕、权德舆等人,或友朋游从,或师生相继,形成了若干个文人群落。他们以复古宗经相号召,以古文创作为旨归,从文体的角度倡导改革。二、从萧颖士、梁肃、柳冕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萧颖士、李华都倡导宗经,因宗经而自然走向文学上的复古。独孤及在宗经之外,主张“先道德而后文学”。这一主张的重心是在强调文章的内容、气势和骨力,是对当时空洞浮靡文风的一种批判。它的提出,对其弟子韩愈的文气说显然具有直接影响。二、从萧颖士、梁肃、柳冕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比起上述诸人,柳冕的理论主张更为系统,更为集中,也更为绝对。他有大量的论文专篇,所说的意思概括来讲有两点。一是以文明道,极力突出文章的教化功用。二是由教化论出发,对文学史上与教化无关的文学性作品一概否定。二、从萧颖士、梁肃、柳冕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从李华、萧颖士到独孤及、梁肃,再到柳冕,围绕文体文风的改革进行了反复的理论探讨,他们那些一味强调教化乃至否定一切文学性作品的态度,显然是偏颇的;他们的理论主张缺乏实践性品格,带着空言明道的性质,因而不可能给创作带来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鲜活的生命力;但他们提出的宗经复古、以道领文、充实文章内容而反对浮靡文风等观点,在当时却具有积极意义。二、从萧颖士、梁肃、柳冕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文理论。概括来讲有如下内容:其一,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遗产。其二,为文宜“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其三,韩愈论文非常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二、从萧颖士、梁肃、柳冕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韩、柳理论主张的核心是“文以明道”说,他们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也是以这个口号为主要标志的。从这一主张与现实政治紧相关联的实践性品格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就这一主张尤其是韩愈“明道”说的内涵来看,却没有比它之前的理论家提供更多的东西;而且它一旦脱离了产生的具体环境,作为一种普遍理论存在时,便会成为一种束缚,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这常常使得文章缺乏真情实感,充满道学气。三、杂文学观念对散文发展的深远影响他们论“道”只关系到写什么,而论“文”则重在解决怎么写,怎样才能写好,相比之下,后者无疑凝聚了他们更多的心力。如果我们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便会发现,韩、柳的古文理论之所以重“道”亦重“文”,甚至有时重“文”超过重“道”,实在是受到了自唐代以来逐渐复归了的杂文学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是杂文学观念在特定时期的集中表现。三、杂文学观念对散文发展的深远影响所谓“杂文学”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言的。纯文学指非功利、重抒情的美文;混美文与非美文为一的,我们称为杂文学。我国早期文学与非文学是不分的。齐梁之际,有文、笔问题的讨论,各人看法不同,但一种要把美文与非美文区别开来的意向却清晰可见。这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就文学自身的演进而言,这一观念更重视文学的特质,意在把“文学”从杂的境地纯化出来。三、杂文学观念对散文发展的深远影响到了唐代,这一观念仍有相当影响,盛唐以后,这种观念逐渐消退,随着文体文风改革呼声的增高,文、笔之分又为文、笔未分之前的“文章”概念所取代。表面看来,以“文章”取代“文笔”,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变化,但在这一现象的底层,却反映了唐人文学观念的重大变革,亦即杂文学观念的复归。这种似旧实新的观念,将南朝人想从“文”中排除出去的大量应用文体重又收罗进来,施以新的写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地位。三、杂文学观念对散文发展的深远影响韩愈、柳宗元在文坛的崛起及其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除了现实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外,正与这种杂文学观念的影响紧密相关。他们大量使用“古文”“文章”之类词语,将经、史、子乃至碑、铭、杂说等一切有韵无韵之文统统包罗在内,并在理论上予以倡导,在写作实践中赋予这些应用文体以文学的特质。三、杂文学观念对散文发展的深远影响从杂文学始,到“文”“笔”之分的讨论,最后以“文章”合一终,散文的发展似乎在绕了一个大圆圈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这一现象,就文学自身的演进来说,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就杂文学观念在特定时期重建的意义而言,则是一种进步。因为这一观念蕴含着以复古为新变的充实内容,给予当时和此后的散文发展以深远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杂文学观念的复归并没有影响到唐代诗歌的发展,因为在唐人那里,诗、文的界限并不混淆,有时,一些人则用“诗笔”来区分诗、文两种体类,如“杜诗韩笔”“孟诗韩笔”之类。这里“诗”,纯指诗歌,“笔”则与“文章”同义,包括诗以外的各种文体。第三节韩愈、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一、自初唐起散体文的缓慢发展过程散体文的创作高峰是在中唐时期,但这个高峰是建立在此前散体文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唐初三四十年的文风仍延江左之旧,但在一些总结历史、议论时政的文章里,已较少浮词赘典了。陈子昂的出现,在唐代前期文风的转变上起了关键作用。他提倡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使“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从陈子昂开始,直至开元末,写散体文的人数开始增多,散体文的表现领域也日趋扩大。一、自初唐起散体文的缓慢发展过程这一时期最有生气的散体之作,是那些出自诗人之手的书信和抒情小文。李白和王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将诗人的激情和意绪注入文中,使文既具有诗的特点,又不失文的本色,形成了盛唐时期特有的“诗人之文”。一、自初唐起散体文的缓慢发展过程天宝中期以后,文章由骈而散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元结、李华等人已写出很好的散体文。随着建中元年科举策问开始使用散体,文体改革的声势益发高涨,在经过缓慢的发展之后,散体文已被普遍接受。一、自初唐起散体文的缓慢发展过程不过,除少数作者之外,这时的散体文似乎还不具备与骈体文一争高下的实力,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艺术上的独创性,再加上大都是对先秦两汉文体文风的模仿,语言和表现方法显得陈旧,生气不足而因袭有馀。此一情形的改变以及文体文风改革的成功,是在韩愈、柳宗元手中完成的。韩、柳的出现,使得散体文的创作生面别开,气象一变。苏轼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韩文公庙碑》),这是很深刻的看法。二、韩、柳的开拓韩、柳在散体文创作上有着众多的开拓,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美学规范。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了杂文学的发展路途;但在创作实践中却颇为重视辞采、语言和技巧,突破了一切文体的界限和陈规旧制,把大部分应用文写成了艺术性很强的文学散文。二、韩、柳的开拓从辞采来说,韩、柳既一致反对“绣绘雕琢”“类乎俳优者之词”的骈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骈文的优长,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从技巧来看,韩愈善于用变化多端的构思方法组织文章,善于通过比喻、排比、细节描写来丰富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他的文章既“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又自有抑扬起伏开阖照应的规律可寻,“法度不可乱”(刘熙载《艺概·文概》引《姜白石诗说》语)。从而在无法与有法之间,创立了一种与上古文判然有别的新的散文规范和秩序。二、韩、柳的开拓其二,韩、柳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唐代散文到了韩、柳这里,可以说是竖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三、韩愈的论说文、杂文与碑志韩愈的论说文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矛盾,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