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素质评价反思

综合素质评价反思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展开，教育部提出在中小学实施综合素质评价。遗憾的是十年过去了，综合素质评价并没有真正在中小学扎下根，以至名存实亡。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综合素质评价会开展不起来？为此，需要认清综合素质评价的性质和特点，再考虑其实施的内部要求和外部环境。一、综合素质评价的性质、特点和实施要求所谓综合素质评价，指的是对学生在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能力、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方面的整体发展水平的全面评价。I21综合素质评价属于什么性质？有什么特点？要认清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要提倡综合素质评价，所谓的综合素质又是什么、要如何评价。综合素质评价是基于落实素质教育方针的诉求和基础教育评价体系的现状而提出的。从世界的潮流和中华民族的前途着眼，亟需全面提高我国全体公民的基本素质。为此，党中央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方针。基础教育是培养和发展学生基本素质的重要阶段，然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却笼罩在“应试教育”的迷雾之中。“应试教育”的产生自有其思想和社会的根源和必然性，然而考试评价制度的不合理，不能不说是其主要的导火索。我国是考试的“故乡”，对考试特别是终结性的书面笔试一向过于倚重。这种终结性的纸笔考试考查的是学生对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并以简单的量化形式表达结果，不能全面深入地反映学生的智力和能力水平，更免谈反映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不过，经过量化的纸笔考试从表面上看却有其精细、规范和公平的一面。因此在公平性原则成为首要考虑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几乎是以高考成绩为唯一的标准。在功利思潮大泛滥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导致了“应试教育”的产生和日益严重化，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改革中小学的评价制度，要求全面衡量学生的素质发展水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综合素质评价的设想和要求也就应运而生。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为学校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保障。学生的素质发展是多方面的，学校的目标也是多方面的，除了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以外，还应要求学生在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能力、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等方面都有良好的发展。要全面评价一个学生就必须采用多元的视角和多样的方法手段，必须覆盖学生发展的方方面面，必须包括终结性的考试和过程性的考评，以及采用多种量化的和质性的手段。同时，考虑到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第一要考虑的要素，调动被评价的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非常重要的。这就需要在评价过程中聆听学生的意见，要有评价者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同样，从促进发展的目的出发，通过评价让学生认识自己存在的问题、明确发展的目标和手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学生的自我评价和自我反思的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所有这些也就成为实施综合素质评价所必须遵从的原则。这样的目标和原则要求，在不少方面颠覆了传统的评价理念。首先，综合素质评价不要求也不可能有相对具体、可对比的标准，只能有一些概括性的、描述性的标准，要依据这样的标准来准确判断学生发展的水平程度是很困难的。比如说，某省将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分为较好、一般和较差三个档次，有一项关于“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有报效祖国的大志”的描述（标准）如下：“较好的描述：敬重国旗、国歌、国徽。主动了解和宣传我们的祖国，将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有报效祖国的大志和行动。”“一般的描述：升国旗、唱国歌时能肃立敬礼，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关心国家大事。”“较差的描述：不认同、不尊重国旗、国歌、国徽；做出有损国家的尊严和利益的行为。”这一描述性标准写得相当不错，相信标准的制定者是花了很多心血，对学生中可能出现的行为表现和问题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归纳，最终得到这样有一定概括性而又不至于过分抽象的标准。然而从评价实施的角度来讨论，除了“升国旗、唱国歌时能肃立敬礼”这一条外，其他各条都难以和具体的行为联系起来。这是因为相关的具体行为大多而且不能简单地加以等同，只要不把综合素质评价与量化考试的结果简单相加，只要把评价定位于描述学生的具体表现而不是简单地定等级，只要不把最主要的关注点放在评价的结果上，而是移到评价过程中．移到评价对学生所起的作用上，就会发现对学生行为的描述可以更具体深入地反映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进步，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如“关心国家大事”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到什么程度就算关心？怎么样就算不够关心？如果一名学生天天看报纸新闻，能否据此得出他关心国家大事的判断？从逻辑上看，学生热爱祖国，可以推断出他会尊重国旗、国歌和国徽，也可以进一步推断出他在升国旗唱国歌时会肃立敬礼。但是反过来的推断就不能成立。不能从升国旗、唱国歌时精神不够集中或没有肃立敬礼就推断出他就是不尊重国旗、国歌，更不能上纲上线到他不热爱祖国。所以，如果从评价效度和信度来衡量这种做法，问题是根本性的。通过质性的手段对被评价对象的行为表现进行描述可以是深入的，但也是模糊和不确定的，和评定标准之间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不仅在评价标准和依据资料进行判断方面存在问题，综合素质评价在收集资料的方式和工具上、在过程的组织和实施上也难以做到统一规范。因此，从评价方法本身来看，综合素质评差异是本质性的。这两种评价各有所用，可以各施其职，互为补充，但不宜简单地加在一起。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综合素质评价的优势和可行性。只要不把它与量化考试的结果简单相加，只要把评价定位于描述学生的具体表现而不是简单地定等级，只要不把最主要的关注点放在评价的结果上，而是移到评价过程中，移到评价对学生所起的作用上，就会发现对学生行为的描述可以更具体深入地反映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进步，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对比是可以的，但主要是学生自己跟自己比，跟周围同学的表现比，而不是跟某种标准来比。在这样的前提下，综合素质评价就是可行的和有用的，有着纸笔考试所不具备的优点。综合素质评价采用质性的评价方法，考评工具就应当是开放的，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所有相关的行为表现纳入评价的视野。如某省要求从知识结构、学习兴趣、学习方法、学业表现、实践能力、创新表现等6个方面衡量学生的文化素养。I41每个方面又制定了若干条要求，如学习方法方面就有要求学生制定并落实学习计划一项。如果这项要求指的仅仅是有书面的计划，视野明确了但判断就有问题了。正如上面有关热爱祖国的标准一样，不能简单地判断没有写书面学习计划的学生就是学习方法不好。如果制定计划还包括学生心里想过学习计划，这样视野就扩大了，但也变得模糊了。不仅有模糊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改变、学校外部环境和学生心理状况的改变，评价的视野也必须适时地进行调整而不能固定化，这也导致综合素质评价的工具要不断调整。质性的评价过程如果不是与学生的学习活动过程结合在一起，而是要安排专门的时间来进行的话，不仅不能保证评价的时效性，还会因为其需要的时间比较多而造成负担。还是以某省为例，该省把综合素质评价概括为道德素养、文化素养、综合实践、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等五个方面。学生平时需要填写成长记录，到一定阶段按上述五个方面进行自评和互评并填写相应的记录表格，到毕业的时候还需要再进行全面的自评和互评并填写总的表格。许多学校试验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学生在开始时会对这些新事物表现出兴趣，但是时间长了就不耐烦了，需要教师进行引导和启发工作，才能保持评价的动力。还有各种评价活动和表格填写，都需要班主任来组织和管理，这就给班主任带来了相当重的工作负担，进而影响到评价的实施。如果把平时的评价工作都与学生的学习以及教师的教学结合起来，不要求形式上的规范和填写表格，综合素质评价就可以有更大的可行度并收到实质的效果，但是要将它与终结性、数量化的考生成绩直接挂钩，问题就更大了。二、对综合素质评价外部实施环境的反思尽管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角度出发综合素质评价有其迫切的需要，但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具备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的环境和条件。综合素质是一种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人的综合素质的发展，和人的短期表现，特别是在高功利的大规模考试上的表现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这样一来，在功利主义思想主宰下的人，自然会排斥功利性不强的综合素质评价。首先，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急功近利的思想在全国逐步抬头以至泛滥成灾，看不到眼前利益的事情得不到各级领导以至大众的响应。作为一项百年树人的事业，在许多情况下，教育的真正成效是难以即时显现的，能够显现的只是一些表面的、短期的东西，比如多少人考上大学，多少人在竞赛中得奖，等等。综合素质是一种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人的综合素质的发展，和人的短期表现，特别是在高功利的大规模考试上的表现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一个人能在考试中得到高的分数，不等于综合素质高；反之亦然。这样一来，在功利主义思想主宰下的人，自然会排斥功利性不强的综合素质评价。曾经有一位校长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发言说：“只要综合素质评价能与高考挂上钩，哪怕只算1分，我们都会认真去做好，不然的话就免谈”，就是这种功利思想的典型反映。为了在功利思潮泛滥的背景下顺利地开展综合素质评价，教育部门想了不少办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将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纳入到大规模的高功利考试中去，比如说，作为中考或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依据之一。综合素质评价从本质上来说是非功利的，不具备大规模高功利考试所要求的许多条件，比如说，公平性要求。综合素质评价由于采取了质性的评价方法和以个人的进步为衡量基础的标准，不强调横向对比，不强调统一的标准，即使采用等级制将质性评价结果加以量化，在公平性方面也难以有能够说服大众，使大众认可接受的手段。而高功利的考试中，公平性要求是最基本的。在公平性方面不能服众，就不能成为高功利评价的手段。因此尽管各方不断强烈呼吁，高考招生始终还是只能基于考试的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不能真正纳入高考的成绩体系之中。再比如说，效率问题。高校招生规模大，需要的资源投入非常大。为了节省投入，要求在考试、阅卷、分数呈现、招生录取等等环节都有高的效率。特别是在招生的环节，由于我们采取的是统一分配指标、集中录取的方式，往往要求一所大学在2、3天内就基本完成录取工作。具体到学校里的各院系，给他们决定的时间就更少，一般都是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要决定几百以至上千名学生的录取。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学的录取人员只能以最简捷而且为大众所认可的公平方式进行录取，即将考生的成绩从高到低排队录取。综合素质的内涵本身就不是可以排队的，即使把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量化了也不可以用来排队。综合素质评价的优势在于对学生的表现有较为全面而细致的描述，然而在这种高效率要求之下，录取人员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详细了解考生的综合素质，全面权衡考生各方面的表现。只有在个别的或特殊的情况下，如保送生、特长生的招生，或者大面积招生时需要考虑退档等等情况下，才可能花费时间和精力来考虑对象的综合素质。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这就大大降低了综合素质评价的“价值”。还有诚信的问题。大众之所以只相信考试成绩，原因在于考试成绩的产生过程是相对规范的，要在考试成绩上做手脚、搞欺骗既不容易，也需冒很大的风险。综合素质评价的内涵决定了其评价只能有一些相对抽象的规范，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具体的行为规定，否则就可毹导致形式化，失去评价所应有的效度。某学生有许多做“好事”的表现，可能反映这位学生有较高的道德水准，然而不能反过来简单地以做不做好事或做好事的多少作为衡量学生道德水准高低的标准。在综合素质评价中，从“做好事”这样的行为表现到道德水平高低的判断是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的，只能是主观性的推断，这就使不诚信者有机可乘。在社会诚信出现危机的今天，任何可能让投机者有机可乘的做法，都难以得到大众的信任。要从功利的角度来利用和解释合素质评价的结果，要求诚信的、功利的环境支撑，这在今天难以实现。功利价值不高的综合素质评价又为全社会对功利的追逐而得不到认真的对待和落实。从这一角度可说，综合素质评价是生不逢时。试图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功利性轨道的努力不可能实现，强行做的结果是使综合素质评价变质变昧。实施综合素质评价，需要做的是不断提高人们对教育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