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运动

“拜上帝教”性质转变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河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09级康玉(2009012533)摘要:“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运动息息相关，是研究该运动不能不针对的重要对象之一，笔者根据一些材料的观察，得出“拜上帝教”在成立之初并不具备革命性，而其后性质的转变对运动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因此笔者将在本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在本文中，笔者响应“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引用了一些西方文件并注重小人物的研究①，希望得到老师的批评和指正。关键词：拜上帝教洪秀全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最初是冯云山依据洪秀全的思想，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区创建的一个具有宗教性质的民间组织。其后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拜上帝教”逐渐成为太平军将士的精神寄托，也成为洪秀全等领导阶层确立自己地位的手段之一。在此期间，笔者认为“拜上帝教”经历了一次根本性质的变化，即从不具备革命性到具备革命性。下面笔者将分别对这次性质转变及这次转变对太平天国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加以论述。一、“拜上帝教”的性质转变洪秀全接受基督教思想是在1843年，因其阅读了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于是洪秀全改信奉基督教，开始了其传教布道的过程，先后编写了《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冯云山在1844年来到广西桂平紫荆山发展“拜上帝教”至1847年8月洪秀全到达此处这段时间内，“拜上帝教”的主要教义均是由上述两部作品衍生出来的。在这两部作品中，《原道救世歌》主要宣传天父上帝是中外古今共同的唯一真神，主宰世间万事万物，因此人人均应敬拜上帝，不可拜其它邪神；并且还规劝人们为善积德，反对种种不义行为。而《原道醒世训》则提出天下男女均是上帝生养的兄弟姐妹，不应存在彼此之私，主张人人应提高个人身心修养，遵循上帝的真道，从而建立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在这两部作品中，洪秀全将基督教教义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主张人们只要敬拜上帝，就可以纯洁灵魂，消除邪恶，世界清平。为此，他采取了一种非常善良、但也是十分肤浅的方法——即通过自己的传教，来使人们改邪归正，来普渡苦难的众生。因此笔者认为，在早期的“拜上帝教”教义中，是不具备明显的革命性的，这点除了以上两部作①谢维：《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44页。品的内容外，还可以从以下几段史料得到佐证。洪秀全曾在1847年到广州，跟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过几个月的基督教教义，在这几个月的学习中，罗孝全对洪秀全有着这样的评价：“（洪秀全等两人写的基督教材料）简单明了，叙事清楚，令人满意，读后使我确信主已乐于感化他们的心，驱使他们抛弃偶像，来寻求救世主……现在他们每天都在这里学习，我几乎相信，是主送他们来这里的，不用多久他们就会被吸收进教会……在迄今为止我所听说过的所有中国人的经历中，他们所字数的那些经历是最令人满意的。我相信，这也许是圣灵感化这个蒙昧民族的开端。”①由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罗孝全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对洪秀全关于基督教的认识是持很大程度的肯定态度的，并且对洪秀全的一些理解还作了积极地肯定与赞扬。由此我们可以基本认定，洪秀全在1843-1847年这段时间，其思想大致接近于一个刚刚皈依基督教的中国教徒，其继承的是大多数纯粹的传教士的信念，即将主的福音传遍整个中国大地，教导民众“改邪归正”，从而给苦难民众以精神上的解脱。因此其思想中并没有萌生什么反抗的情绪，而在这段时期内的“拜上帝教”教义中，也基本不存在革命性。更值得一提的是，洪秀全在1847年回到广西桂平与冯云山汇合后，曾同冯云山一起制定了宗教仪式，并仿照摩西十诫制定了“十款天条”。这十条戒律除了规定敬拜皇上帝，不可敬拜其它邪神之外，其余的条款只是严格的到的生活准则（例如戒杀、戒淫、戒贪等），并无丝毫的斗争性。而在冯云山被团练头子王作新举报，遭清政府捕获后，其获救固然是因为冯云山采取巧妙对策以及拜上帝教会众的营救，但与清政府完全找不到拜上帝教反清的证据也有很大关系。据史料记载，负责处理冯云山一案的桂平县知县王烈查核王作新收缴的拜上帝教抄书，认为其中“尚无违悖字句，惟内有耶稣二字，系西洋天主教书”。②而事后，王作新也遭到“捏饰大题架控，是否挟嫌滋累”③的申诉。综上种种材料可知，在1847年之前，以洪秀全为精神领袖的“拜上帝教”确实不存在斗争性与革命性，其性质可基本定位为一个在中下层群众中传播的基①夏春涛：《有关太平天国的西文资料选译·罗孝全1847年对洪秀全的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总86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8-59页。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56卷，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3页。③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3页。层宗教组织。而“拜上帝教”革命性的萌发则是在洪秀全1847年8月回到广西桂平，与冯云山共同组织教内各种活动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当时正值广西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洪秀全与农民的广泛接触，再加上穷苦百姓出身的其它“拜上帝教”高层的影响，使得洪秀全逐渐认识到：实现天国的途径不应当是调和，而应当将全部希望寄托到力求实现天国的群众身上，借助他们的武器来消灭他们所批判的世界。这种大大前进了一步的新认识表现在他在这一时期的新作品——《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中。在《原道觉世训》中，洪秀全首先提出了与“皇上帝”对立的“阎罗妖”，提出只有消灭“阎罗妖”，才能真正实现“太平天国”，从而使压迫劳苦大众的腐败清政府成为了“拜上帝教”攻击的对象，使得这个组织真正具有了革命性质，并且可以说，“《原道觉世训》给太平天国运动指出了战斗目标”。①而《太平天日》则通过描写洪秀全病中的异梦，宣称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耶稣之弟，受命下凡“斩邪留正”，从而“第一次明确划分了正与邪两大阵营”②从此以后，“拜上帝教”有了明确的斗争对象，从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国运动。从“改邪归正”至“斩邪留正”，“拜上帝教”经历了其第一次性质转变，从此之后，“拜上帝教”正式成为了借西方基督教之名下的农民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组织。该教在第一次性质转变后，至第二次性质转变的这段时期内，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地、甚至可以说是有极大促进作用的，笔者将在本文第二部分对此进行论述。二、“拜上帝教”性质转变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拜上帝教”完成第一次性质转变后，其最根本的影响是使得西方基督教真正意义上同中国的农民阶级反抗斗争结合了起来。具体来讲，“‘人皆兄弟’的基督教博爱观念，被注入了农民阶级的经济平均主义和非常原始的平等观。宗教狂热被充实以积压已久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欲求。更突出的是，宗教戒律仪式被改造成相当完备的革命军队所需要的严格纪律。”③上述三个方面均对太平天国早期的①罗尔纲，周邨：《洪秀全论》，《江海学刊》1963年第4期。②苑书义，林言椒：《太平天国人物研究》，四川：巴蜀书社，1987年，第6页。③李泽厚：《太平天国思想散论》，《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笔者将在下文分别对上述三点进行论述。首先，因为宗教宣传成为了太平天国将士的思想教育，使得众将士均以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时，付出不均匀，无人不饱满”的理想社会为己任，太平天国内部空前团结。加之《天朝田亩制度》的公布，使得“均平”的原则以制度的形式被确立，从而吸引了大批穷苦百姓加入到太平军的队伍当中去。同时，宗教性质的宣传还诱发了清政府统治区域内人民甚至清军的反抗情绪，降低了太平军的一些军事行动的困难程度。总之，经过第一次转型的“拜上帝教”的广泛传播，使得太平天国运动在人数上和占领区域上迅速扩大，在短时间内成为了威胁清政府统治最严重的农民政权。其次，宗教狂热与农民的革命欲求结合起来，使得太平军内部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并且，由于宗教狂热的作用，使得太平军内部大多数将士并不畏惧附上甚至牺牲。早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洪秀全先后颁布了《欢喜踊跃向前诏》和《论众兵将遵天令诏》，要求“各军各营众兵将，放胆欢喜踊跃，同心同力同向前，万事皆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千祈莫慌”和“眼前不贪生怕死，后来上天堂，便长生不死……又眼前不贪安怕苦，后来上天堂，便永安无苦”①，这种近乎于愚民的宗教政策的宣传，使得太平军大多将士不仅笃信天父天兄护佑太平天国的说法，而且个人献身主义在太平军内部十分流行。曾在南京太平军中考察的慕维廉牧师在一封书信中提到：“他们（太平军将士）意识到路途的艰难，但坚信造物主上帝会使他们成功。他们并不认为战胜敌人是一件轻而易举的是，但他们认为在天父、天兄的旗帜下战斗，会理所当然地期盼美满的结局。……我问他（一名即将随杨秀清出征的太平军士兵）：‘不怕受伤或被杀死吗？’他回答说:‘噢，不！天父会保佑我。’‘那么，就假定你会被杀死，那怎么办？’‘那有什么，我的灵魂将升到天堂。’”②由此看来，太平军内部存在十分明显的宗教狂热，这一方面使得太平军内部十分团结，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使得太平军成为了一支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军队，这是太平天国得以同清政府抗争多年的最大凭借。最后，宗教戒律转化成了严格的纪律。以往的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的纪律十分松散。松散的纪律对内造成军队内部不团结，争抢财物等事件屡见不鲜；对外则造成起义军名声败坏，很难争取民心。而纪律的松散最根本的①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2-33页。②《慕维廉牧师的一封信》，《传教士杂志与编年史》26卷，第203-206页。原因是农民阶级保守、散漫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因而很多农民起义都不能克服这个问题，最终导致起义的失败。而在太平天国中，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克服。首先，太平天国在起义之初就奉行严格的“一切缴获物资充公”的原则，“见财起意”的现象在太平军内部基本没有出现，使得太平军不似一般农民起义军具有明显的“土匪”性质；其次，其次，“拜上帝教”的一条基本教义便是天下百姓皆是天父创造、彼此间皆是兄弟姊妹，太平军内部军法也严格禁止骚扰、哄抢百姓，这使得太平军在百姓中有较高的声望，从而从群众基础上瓦解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最后，太平天国建立了“圣库“制度，下令“凡藏银过五两不缴交圣库的就按律治罪”①，禁止或只能拥有很少的个人财产，这就使得太平军将士排除了很多不必要的杂念，取得革命胜利成了他们大多数人的唯一期望，“舍小家顾大家”的信念在军队内部根深蒂固。综上种种，“拜上帝教”带来的严明军纪使得太平军内部不论凝聚力还是战斗力都十分之强，成为太平天国在初期迅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总之，“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运动密不可分，而该教此次性质的转变是太平天国运动能以雷霆万钧之势，在短时间内横扫大半个江南地区、连续击退清政府的镇压的重要原因之一，“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对天国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样，由于愈来愈迷信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说教，使得太平天国上下不能如实的总结教训，反而将失败归咎于信仰，也成为葬送太平天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参考书目：1、苑书义，林言椒：《太平天国人物研究》，四川：巴蜀书社，1987年。2、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①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