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名词解释

中国古代文学名词解释先秦《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选编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及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等方面的资料。神话“鲧禹治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就保存在《山海经》中。《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实情感，无论是在形式题材，语言技巧，还是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笙诗:又称“六笙诗”，是《诗经.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诗的合成。据《仪礼》记载，这六篇诗用笙演奏，因此而得名。自汉代以来，这六篇诗都有目无辞，《诗经》305篇不包括这六篇。风雅颂:《诗经》所收录的都是曾经入乐的歌曲，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国风，即不同诸侯国和地区的地方土乐。《诗经》有15国风，大部分是民歌。“雅”即正，是指周朝京都地区的雅正之乐。“雅”分为大雅、小雅，大雅31篇、小雅74篇，“雅”诗多数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颂”是祭神祭祖时用的歌舞乐曲，音乐叫舒缓，“颂”包括周颂、鲁颂、商颂。赋比兴:诗六义之三，是指《诗经》的三种艺术手法。宋代朱熹曾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就是平铺直叙，直接议论抒情，体物写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一般起烘托气氛，谐调音韵的作用。赋比兴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创作的基本手法。风雅:是指具有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原则，确立在《诗经》。“风雅”不是指风雅体裁，而是指体现在《诗经》“风”“雅”中的艺术创作精神，即诗歌创作的高尚意义和严肃性。《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成“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第一事故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它引导后代文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人生观念，培养良好的审美习惯和道德节操兴观群怨说: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来的“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让人们交流情感，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变风、变雅:是《毛诗序》中提出来的说法，文中说:“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郑玄《诗谱序》将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裂纹“正风”其余13国风均列为“变风”，认为武王、周公、成王政治清明时期的作品是“正雅”，其余时候都是“变雅”。这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将《诗经》作品与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此外，变风、变雅的说法，也体现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有积极意义。四家诗:指汉代传习《诗经》的齐鲁韩毛四家。《鲁诗》因鲁人申培而得名;《齐诗》出于齐人辕固，《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毛诗》则由其传授者毛公而得名。前三家是今文学家，西汉时皆立于学官，置博士。魏晋以后，三家诗先后亡佚。“毛诗”是古文诗学，较晚出，系私学相传，后盛行于东汉。魏晋以后，直到现在，通行的《诗经》即为“毛诗”。四家诗均在注释中力图宣扬儒家思想，但对诗的解释大同小异。《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称《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送《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质疑。《左传》记事，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在思想内容上，《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在艺术方面，他以《春秋》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被称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知言养气说: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由此提出了“知言养气说”。孟子认为，作者必须首先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养气”了。才能“知言”，即知道如何写出好作品。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知言养气说的气抓住了人的内在最本质的蕴含，因而被后人广泛的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并引导作家从“养气”入手去指导创作，其影响是积极的。得意忘言说:“得意忘言说”是指庄子对言、意关系的看法。《庄子.外物》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他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他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想内容充分的表达出来。庄子这种认识对文艺的创作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而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香草美人:香草美人是《离骚》最引人注目的两类意象。美人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与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双方。总之，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比喻象征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香草美人”是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九歌》:是战国时屈原吸收楚地的民间神话故事，并利用民间祭歌形式写成的一组意象清新，语言优美并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抒情诗。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歌”之名来源于九天，古传说上天有九重，故称天乐为《九歌》。《九歌》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屈原加以改定而保留下来。从现存的《九歌》来看，它的民间文化色彩十分浓郁，而屈原的个人身世，思想痕迹倒并不重，可以说《九歌》主要是南方无祭文化的产物。风骚:“风”指《诗经》中的《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诗经》和《楚辞》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两大典范和旗帜，故文学史上往往将其并称为“风骚”。后世诗人，或受《诗经》的现实主义影响，或受《楚辞》积极浪漫注意影响，使诗歌创作沿着《诗经》或《楚辞》所开辟的两条道路前进。因此而发展形成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习惯上称为“风骚”传统。楚辞:“楚辞”这一名次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战国时候产生在楚地的由屈原吸取楚地神巫文化和民间歌谣的特色而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又称“骚体”，它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宏伟繁复的体质，句式的加长和“兮”字的大量运用;一是指西汉末年刘向编辑的一部楚辞体诗歌集，用“楚辞“作书名，内有屈原《离骚》《天问》《九章》《九歌》以及宋玉、景差等楚辞体作家的作品。所以，“楚辞”既是一种诗体的名称，又是一部总集的名称。秦汉*《吕氏春秋》:战国末年的杂家著作。是秦相吕不韦招集门下宾客、儒士集体编撰而成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吕氏春秋》既为吕不韦众门客集体编成，内容自然不免驳杂，风格也不完全统一，但它有严密的体系，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组成了一个“法天地”的完整体系。《淮南子》:此书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编成，共21篇，是西汉的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东汉高诱即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淮南子.要略》认为它并不是一部抽象论道之书，其重点乃在于“纪纲道德，经纬入事”，处处紧密关合着现实，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骚体赋:汉赋的一种，指在体制上激励模仿楚辞体并且以赋名篇的作品。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有意模仿屈原的《离骚》、《九章》，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被称作骚体赋。骚体赋并不等于楚辞，它已经散文化了，是楚辞演变为汉大赋的过度形式，在赋的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代表性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等。散体赋:指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以主客问答的方式“铺陈擒文，体物写志”，虽韵散结合，但散文的意味比较重，所以称为散体赋。一般篇幅较长，规模宏大，所以又称为散体大赋。散体大赋是汉赋的主干，所以散体大赋可以直接称为汉赋，一般来说，文学史上所说的“汉赋”，都是指汉代散体大赋而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是西汉末辞赋家扬雄在其著作《法言.吾子》中对辞赋的评论，他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诗人之赋”指屈原的骚赋，“辞人之赋”指宋玉的赋及枚乘、司马相如的散体大赋。“丽”指辞采之富丽，是一切辞赋的共同的艺术特征。“则”是“法则”的意思，“淫”是藻饰过分的意思，“则”与“淫”是区分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的界限。扬雄认为屈原的楚辞辞采华茂，合于儒家的标准，可为法则。而枚乘、司马相如的辞赋则是“极靡丽之辞”，铺张过分，无补于讽谏劝谕。这样的文学观点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劝百讽一:语出西汉辞赋家扬雄的哲学著作《法言》。“劝”是鼓励、提倡的意思，“讽”指“讽谏”。“劝百讽一”是说二者在赋中比例的悬殊，这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之语。扬雄认为汉赋本应该对统治者进行讽喻，使之归于节俭，但赋中却总是用极大的篇幅和过量的辞藻铺叙他们奢侈享乐生活，仅在结尾处稍微露出一点讽喻之意，结果丝毫也引不起注意和警惕，甚至欲讽反谀，适得其反，助长了奢侈的心理，如扬雄之处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欲以讽谏，而帝反有飘飘凌云之志，这就深刻的指出了汉赋讽喻作用的虚伪性。实录精神:“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这种实录精神对后世的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后世的许多史学著作，特别是所谓的正史，如“二十四史”等，就不仅在体例上受《史记》的影响，而且在写作态度上，也受到了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同时实录精神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就说明了这一点。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