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共连续多次出现“左”倾错误(1)

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连续出现“左”倾错误？对今天有什么启示？01中共连续出现左倾错误的原因02左倾错误对今天的启示目录中共连续出现左倾错误的原因1一、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出现的“左”倾错误1、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7年11月～1928年4月1927年冬至1928年春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由瞿秋白主持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政治纪律问题等决议。此时，革命处于低潮，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革命运动遭到敌人的极大摧残。共产党员从大革命时期近六万人减至一万多人。然而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却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种“左”倾盲动错误，在实际工作中给党造成许多损失，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1928年初即在许多地方停止执行。同年2月下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案。至此，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即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2、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0年6月～9月1930年夏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错误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这次会议的决议，运用和发展共产国际过分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其他一些“左”的理论，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且不切实际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左”的“策略总路线”。不久，李立三等人制定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3、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1931年1月～1935年1月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1.对革命性质、形势和阶级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分析。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实行“关门主义”，主张“进攻路线”；2.对革命道路问题和城市斗争的方针问题提出了错误的政策。低估根据地建设和农村游击战的重要性，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坚持“城市中心”论，号召全党准备决战；3.在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在组织上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强调所谓的“正规化”、“正规战”、“全线出击”等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二、出现左倾错误的原因1、社会原因:党内长期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严重影响2、历史原因:“八七”会议以来,党一直未能从根本上清算“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3、组织原因:民主集中制被破坏,宗派主义、个人专断和惩办主义盛行4、思想原因:党内思想路线不端正,理论水平不高5、国际原因:共产国际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的指导1、社会原因:党内长期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严重影响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由于急于改变自己的处境,希望革命马上成功,因而对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耐心,对“左”的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急性病。这就成为“左”倾错误产生的基础。在一次“左”倾错误被暂时停止,而没有同时克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急性病以及其它弱点,那么,小资产阶级的不良影响就会成为新的“左”倾错误产生的条件或基础。如此下去,“左”倾错误就会连续出现。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和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激起了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在党内相当普遍地产生了愤慨、报复和拼命的急躁情绪,出现了忽视同盟者的倾向,从而产生了打倒一切的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这种情绪和倾向反映到党内领导机关,就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所以,周恩来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教训时指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发生,“也是造成盲动主义发展的因素”①。1930年,红军又利用蒋、冯、阎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打了一些胜仗。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左”的情绪有了新的滋长,开始骄傲起来。在党中央负实际领导责任的李立三,更是神气起来,认为具备了“大干”的条件,可见,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已经使李立三的头脑热得发昏、“左”得发狂了。不久在第二次“左”倾错误被停止执行时,党仍未能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结果又产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他们同样由于小资产阶级急性病,企图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把应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进行的任务(如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主义为教育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提到民主革命时期来做,结果造成政策混乱,扩大了打击面,脱离群众。2、历史原因:“八七”会议以来,党一直未能从根本上清算“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反对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使党进了一大步。但它“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②。它没有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组织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并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人的人身攻击,开了惩办主义的先例。“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③这种作法极大地妨碍了对错误倾向的实质的彻底清算。而在这次错误被停止后不久召开的“六大”上,显然批判了盲动主义,但大会“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④。这就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而形成比第一次“左”倾错误更为完备的第二次“左”倾错误。王明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比立三错误更“左”的政治纲领。他虽然也批评了立三的某些错误,但主要地却是批评立三的所谓“右倾”,指责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⑤,提出“尤其要特别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⑥。结果,王明一伙比第一、二次“左”倾错误“左”得有过之而无不及。3、组织原因:民主集中制被破坏,宗派主义、个人专断和惩办主义盛行第一次“左”倾错误的代表瞿秋白,对不同意他的错误主张或对他的错误主张执行不力的同志,不问情况如何,就加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大加惩办。第二次“左”倾错误的代表李立三,大搞“一言堂”,借口当时是“军事时期”,“党的组织军事化”,禁止和拒绝党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更不准发表任何反对他的意见。否则,就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小组织”、“反革命”等吓人的大帽子,而加以组织处罚。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代表者王明,先是违反组织纪律,在党内结合一部分人,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号召成立临时中央领导机关,并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依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强行夺取了中央的领导权,终于使第三次“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就极大地压制和打击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确的意见得不到听取,全党的意志无法集中,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使错误思想和政策能取得对全党的统治。不愿盲目服从和随声附和但有工作经验并能联系群众的老干部,而轻率地提拔同他们气味相投、只知盲目服从和随声附和而又没有工作经验、又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这无疑就削弱和打击了反对“左”倾错误的力量,而使“左”倾错误得以贯彻到全党各级组织和全国各地。由于以上错误的党内斗争方法和与之相结合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惩办主义,使革命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4、思想原因:党内思想路线不端正,理论水平不高一定的思想路线是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基础。有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就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中共正确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三次“左”倾错误的思想路线则是,一切从本本出发,从外国经验出发,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出发。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党的政治路线的错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长期生活、工作在大城市,从未深入农村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因此,他们不可能从中国实际出发,就搞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相对的真理夸大为绝对的真理,信若神明。例如,他们都盲目地照搬俄国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革命经验,推行“城市中心论”,结果事与愿违,屡遭失败。王明一伙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者。王明本人是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没有革命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他们对中国实际情况较之瞿秋白、李立三更加隔膜。他们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就自命不凡,自称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处引经据典,却往往闭口不谈中国革命的实际,把马列的书当作天书,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或公式当作宗教教条,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视之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肆意割裂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否认通过实践发现、检验和发展真理的原则,而一切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以及苏联的革命经验。党成立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除少数同志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逐步有了统一的理解外,党内相当多的人对于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着囿于具体经验的经验主义倾向,往往单凭热情蛮干,具有很大的盲目性。5、国际原因:共产国际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的指导①共产国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政策——“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竟然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是革命的敌人,应当成为打倒的对象。1927年4月14日,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书》中,立即断大革命失败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动向的主流,只能说是符合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并非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符合了反革命。显然,共产国际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混为一谈。因而,革命的对象只能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地主买办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是一个爱国的阶级,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是能够参加民主革命的动摇的同盟者。①共产国际在土地革命中的“左”倾——歧视中农、反对富农、消灭地主如何正确对待中农、富农和地主,这是土地革命中极其重要的问题,他关系到土地革命能否顺利开展,中国革命能否成功。然而,作为指导中国土地革命的共产国际,却提出了一条“左”倾错误路线——歧视中农、反对富农、从肉体上消灭地主。1927年10月,在谈到中国革命目前的首要问题时,共产国际认为,“党应当预见到农民中富裕的上层分子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动摇,然后公开转到反革命一边。因此,应当建立起农村劳动者的专门组织,发挥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在农会中的优势作用。政治上的错误措施,使中农产生被歧视和孤立感,促使中农与贫农隔离,甚至对立。对待富农,共产国际的方针是“加紧反对”。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