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质量与企业风险承担

政府质量与企业风险承担摘要：在中国式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质量在地区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视角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的支持增长的制度安排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颖而又重要的认识，而企业的行为是对制度的一种反应。本文分别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府质量、企业风险承担的文献综述，发现当政府发挥掠夺或扶持作用时，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行为，这一研究值得深入探讨。一、问题的提出Fan等（2011）指出，地方政府对于企业活动的严重干预是新兴市场的共同特征。（Montinola等，1995）研究发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由于各地方政府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较大，政府间的横向竞争由此加剧。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水平从而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激励，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治理机制影响着公司的行为。政府质量主要体现在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础设施以及公开公平的税收管理体制和规制管理的制度框（Hermanetal.，2000）而企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公司所处的地方政府环境。现有文献研究了政府（KnackandKeefer，1995；Mauro，1995；EasterlyandLevine，1997；Johnsonetal.，1997）“扶持之手”与“掠夺之手”（FryeandShleifer，1997；Shleif-erandVishny，1994）行为的两种效应。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的行为特征不仅受到企业内部人（例如大股东和经理层）和外部投资者（例如中小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影响，更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与具有强制力的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均衡结果（李增泉、孙铮，2009），因此，政府的双重角色在我国同样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我国经济在行政分权、财政分权的转轨阶段，各级地方政府都深刻地参与到改革与经济发展过程中（许成钢，2005），（周黎安，Li和Zhou）发现省级GDP的增长率与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正相关，地方政府（官员）为了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相继展开了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有强烈的动机，以行政征费、审批和生产资源分配等方式，利用公司的资源帮助政府解决社会负担、改善就业等方式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或使其他社会成员获益以促进社会稳定，从而获取政治资本。同时，地方政府也有动机为当地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降低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通过推动地方政策、改善经营环境或直接补贴等方式通过帮助企业发展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因此，地方政府的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对企业的决策（风险承担）行为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二、文献综述1.风险承担的国内外研究综述：国内外关于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决定机制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第一，从微观企业特征和治理架构着手进行分析，例如Fiegenbaum和ThomasC1988）认为企业的风险承担意愿会随着企业经营绩效是否达到预设的目标水平而发生改变。当业绩低于目标水平时，企业表现为风险搜寻（RiskSeeking），以求通过承担更多的风险来摆脱“令人不满意”的现状。而当业绩达到或者超过预设目标时，企业表现为风险厌恶（riskaversion使得风险承担水平与经营业绩成正相关。他们进一步利用1960-1979年美国企业数据证实了这种非线性关系。其他学者则分别从股权激励机制、股权结构和管理层过度自信特征等其他内部因素来探究企业风险承担行为（Kempfetal.}2009；Li和Tang，2010）。第二，从外部制度安排因素着手展开分析，例如国外学者John等（2008）和Acharya等（2011）通过跨国面板实证研究了投资者保护制度对企业风险决策的影响。前者认为好的投资者保护会削弱管理者私人利益规模和私利对内部管理者的重要性，促使管理者进行更多的高收益风险性投资，后者则认为更强的债务清偿权利会激励企业倾向于采用低风险的多元化并购项目。其他学者如MihetC2012、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则分别从产业竞争化程度、国家文化特征、国内区域制度差异等其他因素来解释企业风险承担决策。上述研究，母庸置疑，对理解国内企业战略决策、提升微观经济活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价值，但总体上仍缺乏相关文献对货币政策的企业风险承担效应进行具体、细致的解析。2.政府质量的国内外研究综述国外研究：世界银行将政府质量定义为国家权威实行的惯例和制度，包括政府被选举、监督和更替的程序，政府有效制定和执行正确政策的能力，公民的尊重以及控制经济社会事务的制度状态等（Kaufmannetal.）1999）。不过，现有文献在选择度量政府质量的数据指标上的分歧则要小得多，主要选取了政府效率、财产权利保护、公共物品供给、腐败等指标来刻画政府质量的高低（LaPortaetal.1999，Kaufmannet1999，Treisman，2002；Alesi-naandZhuravskava，2010）。（LeuzandOherholzer-Cee，2006；Fanetal.，2009；Jiangetal.，2010）研究了政府质量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公司治理和信息透明度产生显著的影响。Stulz（2005）提出双代理理论模型认为，在专制体制机构国家的政府，很可能通过过度的政府监管干预，政府腐败，过多的税收和过多的侵占公司的财产等途径。（Caprioetal.，2011；Stulz，2005）当政府腐败程度较高，政府采取掠夺较多的企业资产时，管理者越会规避风险.DurnevandFauver（2011）考虑了政府掠夺风险、对企业的财产保护程度，政府腐败，研究表明政府的掠夺性政策与制定企业政策时管理层激励相互影响，因此将会影响管理层在进行项目投资时风险承担水平选择。NarjessBoubakri1，SattarAMansiandWalidSaffar3研究发现，国家的政治制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负相关。KnackandKeefer，1995；Mauro，1995；EasterlyandLevine，1997；Johnsonetal.，1997）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的“扶持之手”与“掠夺之手”（FryeandShleifer，1997；ShleiferandVishny，1994）两种同时存在的效应。（Rajan&Zingales，2003；Roe，2006；Roe&Siegel，2011）当政府掠夺企业资产，政府腐败行为盛行时，不仅影响了公司层面的资源配置而且影响了企业间契约的执行效果。（Nee与Opper，2009）认为作为法律的主要执行者，政府提供和保证资本市场发展所需的制度基础，法律制度通过政府间接影响企业。政府与企业内部人如何互动最终形成或影响企业财务行为，这在现有研究中未受到足够重视（Durnev与Fauver，2008）。国内研究：对于政府质量，国内学者起步较晚，国内相关研究仍较少。例如，岳猛、顾宇航（2000）从价值角度和政府工具角度来对政府质量进行认定与衡量，指出要从政府运行法制化、政府政务公开、政府廉政建设和政府机构改革四个方面去提高政府质量；尤建新、王家合（2006）探索了政府质量管理体系建构中的要素、要求和程序。陈刚，李树（2012）政府质量显著影响了居民幸福感，其对居民幸福感的促增效应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陈刚（2013）财政分权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质量，且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质量的正向影响随着政府质量的提高而递增；财政分权所具有的政府质量提升效应，主要源自政府效率和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陈德球，李思飞，王丛（2011）实证结果发现，在政府质量越高的地区，公司现金持有量越低，实证结果支持地方政府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扶持之手”假说。陈德球，李思飞，钟昀珈（2012）地方政府质量影响企业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机理。林洲枉，林汉川（2013）政府质量与当地企业的研发投资水平正相关；研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政府质量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基于政府质量的文献回顾，国内外学者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更多的集中在微观层面，企业特征和公司治理方面，而在宏观方面，尤其是国内研究制度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水平的研究甚少。再者学者们将政府质量不仅与宏观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而且目前有更多的学者研究视角也开始转向政府质量对微观的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考虑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处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中国企业的行为特征不仅受到企业内部人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影响，更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与具有强制力的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均衡结果（李增泉、孙铮，2009）。企业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公司所处地区的政府环境。研究政府自身行为（官员）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即政府更偏向于发挥对企业的扶持作用或是掠夺企业的行为较严重时对企业选择项目投资决策的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三、研究意义第一，国内外学者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更多的集中在微观层面，企业特征和公司治理方面，而在宏观方面，国外研究制度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水平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国内学者涉足该领域的较少。基于国外学者研究的的政治制度环境，政府的掠夺行为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本文结合中国的现状，地区政府质量存在差异，研究政府质量高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的文献。第二，未来可以针对同一大环境下不同地区政府质量发展程度的比较分析，可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国家之间的其他内生性因素的影响，是对已有的跨国比较政府与企业决策行为的研究（Capiroetal.，2008，DurnevandFauver，2009）的有益补充。第三，根据文献综述，考察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行为及其经济后果时，不仅要关注传统意义上的代理问题对于企业内部人的决策动机的影响，而且还要关注地方政府与公司层面之间的代理问题。转型中的中国，其主要制度特征之一是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对经济的干预，同时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地方政府质量差异对公司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管理者进行风险承担水平的选择时，乃至其他财务决策需要以地方政府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为基础，而不是仅仅考虑公司财务决策行为本身。在政府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中，要重视政府质量对企业决策的影响。第四，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需要培养企业管理者了解相关决策知识，尤其管理层的企业风险选择是管理者进行投资决策的基础，而这一行为将对企业价值的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风险大多数隐藏在长期决策中，在研究企业的风险承担倾向需要在特定环境下进行，这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企业的投资战略。参考文献：[1]李文贵、余明桂：《所有权性质、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J1]《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2期。[2]余明桂、李文贵、潘红波：《民营化、产权保护与企业风险承担》[J1]《经济研究》2013年第9期。[3]张三保、张志学：《区域制度差异，CEO管理自主权与企业风险承担—中国30省高技术产业的证据》[J1]，《管理世界》2012年第4期。[4]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5]戴亦一等人（2013）《媒体监督、政府质量与审计师变更》，《会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