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危机的前因后果

中国经济危机的前因后果你或许感到了危机，但你不知因何危机；你也许看到了繁荣，但你不懂为何繁荣。眼下中国经济的种种乱象让人不由不联想起危机与萧条，但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如厉以宁、林毅夫、樊纲之流还在不断歌功颂德。吴敬琏、张维迎、许小年等人虽然看到危机四伏，开出的却是错误药方。事实上整个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无论左右两派、凯恩斯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或者奥地利学派，对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都缺乏正确认识，由他们所主导的中国改革思路也注定了不可能化解危机，如此，新政府的改革也就难逃失败命运。新一届上任后立马喊出“不搞刺激、不搞印钞、不靠房地产”的经济改革思路。但自他们喊出改革口号开始我就断定新一届早晚会走上上一届的老路。果不其然，刚接棒就不声不响推出了新的四万亿，但也只使经济兴奋了半年多；眼看形势吃紧，暗地里又搞了一轮刺激，主要是投资铁路交通；到了现在，又来一轮刺激，只是改了个名号，叫“微刺激”，不过数额可不微，达10万亿之巨。看官啊，刺激、微刺激、强刺激，不都是刺激么，何况10万亿的规模已是全球之最，又何微之有？再说印钞，这一届可不比上一届少，虽然经济增长率下降不少，但货币供应量仍保持两位数增长，目前已高达120万亿。至于最敏感的房地产，在保增长的压力下早已将当初的承诺抛诸脑后，各地纷纷放开限购。在此不想批评新一届，就象不想批评上一届一样，实际上他们都想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主要责任并不在他们身上，而是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身上，是他们的错误观点导致中国经济走上危机之途。那么，中国经济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才能对症下药，化危为机。否则再多的改革措施也于事无补，甚至可能使形势恶化。事实上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储蓄过剩（我称之为财富仓库不足，用财富仓库不足替代储蓄过剩的好处有空再谈）。假如一年产出50万亿，其中只消费了20万亿，那么余下的30万亿储蓄必须找到出路（即财富仓库），否则就将出现企业减产裁员，严重时导致危机。在消费者储蓄的同时，企业家会进行投资，正常情况下通过利率的调整会使消费者的储蓄恰好与企业家需要的投资相等，于是所有的储蓄都转化为投资（找到财富仓库）。然而，投资是有适宜的度的，超过了这个适宜的度的投资收益将是负的，换句话说超过这个度的投资是没人愿做的。当储蓄不断增长以至超过了投资适宜的度以后，继续增加的储蓄就不能转化为投资（这一点是与主流经济学的最根本区别，也是一大突破），此时经济就会出现问题，这就是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根源。导致中国储蓄过剩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贫富差距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大失误是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国政府的一个本意是希望每一个每个人都能发家致富，因此不想干预财富的分配。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系统里，不可能人人致富，一些个体的成功往往会抑制另一些个体的成功。在中国有一些很成功的个人、企业、村庄，比如华西村等。但是，这样的成功只能是个案，不可能使每个村都成为华西村，华西村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他村相对不成功的基础上的。即使富庶如美国，亿万富豪也只是极个别。因此，政府应对富人征更高的税，以实现社会公平。遗憾的是，由于领教过平均主义的危害，中国政府不敢对富人收税，以为这样就是让利于百姓，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中国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达到惊人的0.61，而中国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即使按统计局的数字，也表明中国贫富差距十分巨大，虽然人们从身边感受出发更认可西南财经大学的数字。不管用哪一种标准判断，当今中国的两极分化都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贫富分化的直接后果是内需不足，富人有钱，但该消费的都已经消费，余下的钱只想存起来，或者用来投资房地产、股票等；穷人想消费，但没钱。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储蓄率上升，原因是贫富差距越大则少数富人获得的财富越多，但由于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此会将增加收入中的大部分用于储蓄，从而使储蓄过剩程度进一步增强。贫富差距越大，则储蓄率越高、消费率越低。中国目前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成了储蓄率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因此使消费不足问题更加突出。任何一个贫富差距严重的国家其消费都会受到制约，从而抑制经济增长。放眼全球，基本上所有的富国（中东石油富国或许不算，这些国家主要靠卖资源而不是生产致富）都是贫富差距不太大的国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消费增长跟得上产出增长，从而推动整体经济不断向前。中国要真正释放消费潜力、化解危机，缩小贫富差距是重中之重。二是政府高收入与民生低支出必须要明白，如果政府收的钱不能转化为民众的消费，当然就只能变成政府消费了，也就是政府投资、“三公消费”、行政支出等，这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率，导致消费不足。经济学家陈志武一次去巴西的时候跟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聊天，他听司机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陈志武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要多盖大楼，修建更漂亮的立交桥、高速公路和铁路。在财政增收转化为居民消费方面，香港的经验值得大陆借鉴。2010至2011年度特区政府公共财政收入较原预算高828亿元港币，但香港特区政府并没有将增加的财政收入用于投资或其他行政开支，而是提出了$6,000计划，向年满18岁的610万香港永久性居民一次性发放6,000港元，让政府的增收变成普通香港人的增收，从而带动消费增长。在按人发钱方面澳门的力度远超香港。在2012年11月的澳门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加大了惠民力度。据统计，一名60岁老人，在2013年年可收59600元(澳门元，下同)大红包，其中养老金3.9万、敬老金6600元、现金8000元、储蓄金6000元。至于普通澳门居民方面，则向每位居民中央储蓄户口(类似内地社保账户)额外注资6000元，永久性居民每人获得8000元红包，非永久性居民每人为4800元。事实上澳门在2008年开始就连续向居民发放红包：2008年每位永久性居民获发5000元，非永久居民发3000元；2009年每位永久性居民获发6000元，非永久居民发3600元；2010年金额与上一年相同；2011年上半年派发4000元，下半年向每名永久性居民发放3000元，每名非永久居民1800元；2012年每位永久性居民将获发7000元，而非永久性居民则获发4200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这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中国社科院该份报告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在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中指出，按照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标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定义为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这构成全口径的政府收入。以此计算，中国全口径政府收入已经从1998年的1.73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上升了约12个百分点。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收入过高，而在于政府支出不合理，这才是导致消费不足的根源之一。世界上宏观税负最高的国家是北欧各国，其中丹麦高达48.4%，超过瑞典成为世界上税收水平最高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因此出现消费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将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民生，真正做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这当中高税收很大程度上只是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丹麦的社会福利支出约占GDP的33%，社会性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70%多。换言之，在丹麦48.4%的宏观税负中超过70%返回给民众变成民众的消费，真正的税收水平只不过是十几个百分点。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政府支出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以2006年为例，当年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发达国家中最高的美国也只有9.9%。世界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是其财政总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一般都在30%以上，德国更是高达71.49%。除了行政支出比例高，中国的经济事务开出比例也远远超出其他国家。根据中美两国公开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经济事务开支占了财政总开支的33.7%，相当于GDP的7.6%，而美国这一比例仅为6.0%，相当于GDP的2.2%。假如中国的经济事务开支降到美国水平，则将有占GDP5%的财政支出可用于改善民生，能够提高中国消费率5个百分点。在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了：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社会福利，而中国大量的钱用于行政管理与经济事务，变成政府在进行具体的投资业务。用于社会福利的钱最终都会变成消费，而用于经济事务的支出只能增加社会总投资，这就是中国消费不足的其中一个原因。三是糟糕的福利体系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发展使居民收入大幅增加，民众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而随着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居民的边际消费效用也随之递减。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与福利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改善，使得中国居民的边际储蓄效用处于很高的水平。这样，中国居民从不断增长的收入中不得不将更大部分用于储蓄，使储蓄过剩问题日加严重。据著名市场调查机构尼尔森公司的报告，2010年中国储蓄总额达到GDP的50%，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其中家庭储蓄占GDP的比重在16%左右。尼尔森公司报告称，医疗和退休后的预防性储蓄是中国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公司的报告还认为，结婚、购房、子女教育、赡养父母等各生活阶段花费的高成本，导致家庭预防性储蓄居高不下。高储蓄的原因与中国正处在体制变革期有关。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中国的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体系改革却提高了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具有强烈“预防性储蓄”动机。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更高的税收与更高的福利将促使消费增加，高税收高福利既是一种劫富济贫的政策，也是促进消费的制度安排。四是国企国企为何导致中国消费不足？原因在于国企在中国经济中占有很大比例，而国企收入没有进入经济的消费环节。一个经济体的总储蓄不单指居民储蓄，而是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养老基金、保险等在内的所有产出中消费后余下的部分。根据国资委的数据，2011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0.2万亿元，实现净利润9173.3亿元。由于这部分国企的利润不能成为居民的收入，因此不能直接成为经济中消费的一部分，只能通过投资参与经济循环，这样，经济中投资占GDP的比重就会越来越高。从经济循环与管理角度，国企应该分掉。从宏观经济角度，任何一个经济体的产出都是为了消费，国企的收入只有变成国民的收入才能进入消费领域，否则国企的收入只能用于投资，造成产能过剩、消费不足。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上与之有关。如果把国企看作一个特殊人，则这个特殊人不但占有巨额资源，而且只生产不消费。一方面，这个特殊人占有较多资源在社会产出中分得的比例就较高；另一方面，这个特殊人不需要消费，每期利润全部储蓄下来投入下一期产出，这就使其在下一期的产出中能分得更多。特殊人获得越多，其他人所得就越少，从而使消费需求下降、失业增加。经济的本质是生产与消费的循环，但这个特殊人只参与了财富生产环节而没有参与财富消费环节，这就使得生产与消费之间出现不平衡，产出远高于消费需求。为了弥补消费不足造成的需求不足，只能加大投资。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