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常民文化生活空间的危机

台灣常民文化生活空間的危機*CrisisinTaiwan’sCivicCulturalSpace周志龍**(Tsu-LungCHOU)（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副教授）摘要本文旨在記錄分析台灣在快速的經濟累積發展過程中，常民文化生活空間的危機與規劃。除將闡明聲光文化資本的形塑發展對台灣文化生活內涵及其空間之衝擊影響外，有關的內容亦將指出常民文化生活空間之回復，則有賴於場域建構的社會動員。至於場域建構計畫的規劃綱領，本文末了亦有所討論。關鍵詞：常民文化生活、國家、聲光文化資本、場域建構計畫AbstractThepaperaimsatrecordingandanalyzingthecrisisincivilculturalspaceinheritedintherapidprocessofTaiwan’seconomicaccumulation.Trans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culturalcapitalofelectronic-sound-and-lightinTaiwan,anditsconnectedimpactsuponTaiwan’scivilculturallifeandspacesareexplored.Itissuggestedthatreclaimofcivilculturallifeandspaceisoverwhelminglydependentonsocialmobilizationofplaceconstruction.Theplanningguidelinesfortheplaceconstructionprojectarealsodiscussedinthefinalpartofthispaper.Keywords:Civilculturallife,Thestate,Culturalcapitalofsoundandlight,Placeconstructionproject*本文修改前，曾以「台灣的政經變遷與文化生活空間規劃」為題，發表於1996年2月「地方文化與區域發展」研討會，文建會主辦，台北劍潭。**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提供寶貴意見。壹、前言按文化所指涉的涵意極為廣泛，對其定義也無一致的看法。本文的文化生活著重在常民日常生活的實踐上；並認定文化生活是整體歷史發展的一部分。文化生活內涵之轉化及其空間的形塑與佈局，係與整體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變遷存在著不可割離的關係。戰後台灣的政經社會，在資本主義發展體制的四十餘年快速經濟累積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戲劇性的轉化，影響了身處於其間每一個人的生活。有關的常民休閒文化生活因而起了結構性的轉變。本文主要目的在紀錄分析此一再結構過程中，台灣文化生活內涵之轉化及其間有關文化生活空間之形塑與變遷，並擬提相關的規劃綱領，以為未來社會力量動員，回復常民文化生活空間之參考。本文以下主要分成幾部分說明。首先在第二節簡析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文化生活變遷；接著在第三節說明本世紀末台灣常民文化生活經驗、國家與社會；第四節則是本文結論及文化生活空間規劃提綱試擬。貳、台灣工業化發展與文化生活之再結構誠如以上所指陳的，文化生活是整體歷史發展的一部分。文化生活的內涵與變遷，並不是一個簡單當然的經濟自動結果，而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關係的一個辯證產物。基此認識，茲將台灣常民文化生活變遷連結上戰後台灣工業化發展變遷歷程，分就(1)都市常民文化活動系統再結構、(2)文化資本產業的形成、及(3)聲光文化生活空間的形塑等方面分述如次:一、都市常民文化活動系統的再結構台灣經濟發展從1960年起即以出口導向工業化為主，工業產品市場在海外，對國內之消費市場成長不甚重視。社會薪資被視為是工業生產成本，關係著台灣的國際競爭力與出口成長。是以，政府對國內薪資政策一直是採取壓抑政策(Galenson1979:419-20)。惟從1980年代末起，台灣的發展面臨了新一次結構性的轉型危機，推動了產業外移。出口導向工業化發展模式受到強力挑戰結果，政府開始注意到內需市場之擴展在經濟累積過程中的重要性，以致從1980年代中期起逐年以調高公務員及勞工基本工資，擴大台灣民間的經濟消費力量與市場。此一發展於解嚴後，隨著勞工運動及薪資爭議的頻乃發展結果，更使得這個發展趨勢不可倒轉。結果，台灣平均支配所得從1987年到1993年成長77%，每人每月薪資所得由1987年16,488元上升為1993年的31,712元成長近兩倍。這六年期間民間消費佔總國民生產毛額也由1987年的47%上升為1993年的56%(主計處1993:59-60)。民間所得提高後，伴隨而來的是消費支出結構的一種質的轉變。就民間消費支出項目結構言，食品飲料菸草乙項隨著所得提高由1964年56%逐年降到1993年27.4%；相對地租金燃料、醫療2保健、娛樂教育文化、運輸交通及通訊等項之家庭消費支出比例則逐年升漲。其中又以「娛樂教育文化」乙項之昇漲幅度最為凸顯，而由1964年5.7%漲至1993年17.3%升幅達三倍之多（主計處1994）。這個發展遂使娛樂文化活動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變成是國內閒置資本極為有利可圖的投資出路與實現累積的經濟領域。二、聲光文化資本企業的形成換言之，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這種薪資所得與消費之由量變而質變的結構性變遷的結果，為文化產業的發展鋪下極為有利的物質條件，激勵了形形色色文化資本集團的形成，而這其中又以聲光文化企業的形塑發展，對常民日常生活的衝擊影響最為凸顯。特別是，電子傳播（含電視及廣播）的引進於民眾生活，與其所附隨的相關娛樂服務活動共構組成一種「聲光文化產業網絡」。它含蓋電子娛樂器材製造公司、唱片公司、綜藝影劇及戲曲節目製作公司、電視公司、廣播公司、錄影帶製作公司、電影公司、MTV及KTV公司.....等等不勝枚舉。此等聲光文化資本企業在台灣之發展始於1960年代初期，但較具影響力的具體形成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事。1980年代末期，台灣經濟出現轉型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係來自於美國經濟霸權衰落，新保護主義興起後，逼迫性的台幣升值惡化了台灣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競爭力，以致推動新一次台灣產業資本再結構的結果，造成台灣資本在投資空間與生產區位之往大陸及東南亞擴充，並注意到國內消費市場新的投資機會。聲光娛樂投資以其在當時較不具國際競爭壓力，吸引台灣小額創投資本(venturecapital)的投入，催動台灣休閒生活服務轉化成為聲光文化資本企業投資的重點。尤其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來，民眾薪資所得與消費結構轉化為休閒消費市場力量，及解嚴後媒體傳播頻道的開放，急速有效地擴充聲光資本企業的投資累積環境下，第四台所展演的項目，含蓋國內外劇場類、音樂類、展示類、舞蹈類、民俗活動類，並以專屬頻道深入家庭播放。MTV從1987年起變為都市文化休閒最主要的類型(夏鑄九1993b:154)。因此，本世紀末活躍在這個範疇的國內資本，由於投資利潤在1980年代中期以來的明顯提昇（見下表），聲光娛樂的投資與發展不可謂不鉅。在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期間，聲光文化資本所組成的企業家數成長近兩倍，土地使用規模擴充近六倍，實際運用資本額增長近八倍，產值成長四倍、員工數增加近兩倍（見下表）。也由於這個發展，使得聲光文化資本成為台灣一個獨特的經濟勢力網絡，從鄉村到都市深入家庭主宰著台灣民眾文化生活的範型。3表1台灣文化娛樂資本之發展企業家數使用土地面積(1000m2)實際運用資產爭額(億元)生產總值(億元)員工數(千人)利潤率(%)一大眾傳播專業9281055163137256.91九文化及康樂服務業3396893324689276.67八一合計4324998840922652__一大眾傳播事業3480302231231212610.81九文化及康樂服務業35082056935135092510.73八六合計698823591663663051__一大眾傳播事業21182970969595399.76九文化及康樂服務業5926537062397287439.85九０合計804456676336688282__資料來源：歷次工商普查註：大眾傳播事業含新聞業，廣播及電視業，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及有聲出版業。文化及康樂服務業含電影攝製及發行業，電視放映業，戲劇及舞蹈業，音樂演奏業，運動場及遊樂園業，及其他文化及康樂服務業。三、晚近聲光文化生活空間之形塑自1980年代中葉，台灣聲光文化資本形成後，傳統農業社會常民文化生活與其空間起了極大的變化。在歷經政權轉變，並遭到政治壓迫挑戰而未曾動搖的常民休閒文化生活空間，開始面臨史無前例的威脅，逐步消失。（一）文化生活空間的轉化舊時代台灣常民的文化生活時間與空間仍是傳統農業社會生產方式支配下，與宗教信仰、休閒及生產工作三者所整合在一起的一種日常生活的實踐。其主要內涵含蓋禮俗與信仰的民俗曲藝活動。它們係從17世紀中葉時期起，隨大量漢人移民台灣拓荒發展成為常民文化生活的主要範型(劉還月1986:102-7)。在台灣過去的文化歷程上，政權更替不可避免的就是一種常民文化摧殘（蕭新煌1990：72)。舊時代台灣常民的文化生活也因此常受到來自於政治的壓迫影響，特別是日本領台後，常民文化生活在早期雖然採取放任政策，但自1940年起即在皇民化運動中，推行皇民生活，改變台灣年節習俗，嚴禁傳統戲曲演出，只准少數劇團改演皇民劇（Ibid.,107-111）。光復後，1949年大陸變色，肇致百萬大陸遷台人潮，中國大傳統的主流文化也隨之播遷到台灣(李亦園1985:307)。以台灣當時面對中共軍事威脅，正當化了威權主義國家特質，動員全國政經力量，以鞏固其在台之最後根基，從事反共復國運動。特別是為因應對中共文化作戰需要，自1963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成立後，政府更以有意識、有組織的方式推展政戰文化於台灣，造成對台灣舊時常民文化生活的政治擠壓，而赤裸裸地展露在下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中的二條基本指導綱領之中：4(1)三民主義文化之復興與發展，其特性為創造建設，達成戰鬥任務，並使國民生活合理化、現代化，同時涵蓋整個國家長期建設。其使命不僅在於發揚固有道德智能，以為已往之延續，亦即融合世界文化，兼取眾長，而為未來之開拓。(2)復興中華文化，應充分發揚弘仁集義之傳統美德，陶治民族人格，蔚為時代精神，以利反共復國大業之進行。（文建會1988）在這樣的文化政策下，政治作戰文化在台灣，便統領著當時台灣文化生活形式，為當時政府建構大中國主流文化於台灣的一個重要霸權計畫，制壓了台灣鄉土意識，也窒息了本土常民文化生活之發展（劉還月1986:111-14）。是以，光復後傳統常民文化生活隨即在文化政策制約下，台灣民俗藝曲活動變成是在大中國主流文化下的一個邊緣的文化生活而被貶損排斥。尤其是在1950年「文化列車」及1955年「勵行節約」政策下，其內涵常被迫改為政令宣導之戲劇，甚致禁止民俗戲曲活動(Ibid.）。雖然如此，但是常民休閒文化生活中心的民俗藝曲，則以其深入民間的強韌性，歷經政治蹂躪，在民間卻仍是常民休閒文化生活重心。傳統的常民文化休閒生活空間除少數係組織在劇場（院）等室內空間外，最重要的則是建構在「埕」的開放空間，如門前大埕，廟埕等空間。傳統的建築除少數都市主要商街存有二、三層樓房外，絕大部分是平房。埕的空間在傳統住屋配置佔極其重的位置，尤其是廟埕，在傳統都市空間更是重要（孫全文1992）。它是地方社交集會場所，商業市集活動廣場，同時是宗教活動如迎神賽會、進香、普渡、祭天、祈雨、建醮等宗教活動中心，為社區聚會、戲劇、慶典、遊戲及其他各種場合的民俗文化生活場所與社區精神中心。戰後台灣工業化，促成傳統農業社會解體，都市化伴隨著都市空間急速商品化，催促空間高密度發展結果，不只傳統作為民俗信仰、藝術及文化展演的寺廟，為高樓和工廠包圍。都市發展吞噬了廟埕及都市一般民宅門前大埕（黃健二1987:32)。在民俗展演空間逐一滅失中，為都市水泥叢林所包圍的寺廟文化活動，在節奏喧吵的鑼鼓管絃與侷促擁擠的空間中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