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政府1930年代对日政策下的“文治”危机

汪精卫政府1930年代对日政策下的“文治”危机──以汪精卫与胡适的交往为线索中山大学历史系肖澜内容提要：1930年代的中国，国难愈演愈烈。1932年，第一次中日上海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再度改组，汪精卫担负知识界要求“文治”的期望，出任行政院长；蒋中正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政策。世称第二次“汪蒋合作”。文章分阶段梳理这段时期内胡适与汪精卫二人对日政治思想的趋近与疏离全过程。以此为线索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汪氏“文治”政府的情况与实质。笔者通过近一步的分析认为，在三十年代的政治形势下，纯粹的、不经过一个合理转型期的“文治”道路是无法走通的，汪更非个中舵手。基于制度之维与人事之维两方面的内在困境始终无法克服，汪精卫的政治思想逐步陷入无条件、绝对化“对日妥协”的泥淖。“文治”理想在实际政治操作中的缺失，并不足以说明其本身是一个政治谬误。这种缺失导致的异化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性密切相关。关键词：文治汪精卫胡适对日政策民族国家1980年代以来，档案文献的大量开放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近二十年来，大陆陆续出版了一批汪精卫传记，比较高水准的，如蔡德金的《汪精卫评传》，闻少华的《汪精卫传》，李理、夏潮的《汪精卫评传》等等，相关的论文侧重于对汪氏叛国投日和汪伪政权方面的研究。由于学术传统和思想背景等原因，国外的研究总体而言站在比中国学者相对包容的立场。近些年来日本明治大学土屋光芳的一系列关于汪精卫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包括1925年至1932年间汪氏的政治史，以及汪氏以“和平运动”为中心的对日态度。当今，在汪精卫的相关研究中，平心静气的客观重申逐渐有代替以往的口诛笔伐之趋势。王克文先生在其著《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中提倡“从历史的情境里探讨和理解一个人物的行为，纵不敢说是还其本来面目，至少有助于消减政治和情感因素的干扰，使不易论定的民国史，得到更大的讨论空间。”1三十年代是汪精卫政治生涯发生惊天逆转的十年，因此针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颇丰。大陆青年学者谢晓鹏的新著《理论、权力与政策：汪精卫的政治思想研究（1925－1938）》一书探究了1925—1938年汪精卫的政治思想。这十四年是汪一生中政治思想变化最剧烈、最频繁的时期，对其一生的政治活动和中国的政局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而对于汪精卫“文治”，两岸有不少学者在各类专著中提及，却鲜有将此作为主题的文章出现。汪氏“文治”在1930年代初曾广受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追捧，此中作为“俨然领袖”的胡适，与汪往复，尤其引人注目。然而其实践之路伴随着日军入侵步伐的加紧，陷入重重危机，最终走进一条妥协叛国的死胡同。本文以汪精卫与胡适的交往为线索，希望探究出汪精卫政府1930年代对日政策下“文治”危机的内核与“文治”理想异化的扭结点。此外，关于汪精卫与胡适关系的研究，比较缺乏系统的学术成果。其中集大成者是台湾学者蒋永敬先生著作《胡适与汪精卫──抗战前后对中日问题的探讨》，蒋先生的《胡适与抗战》也为我们进行三十年代胡适对日思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一、汪氏“文治”受宠“胡派”知识分子1王克文：《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台北：国史馆，2001年版，第4-5页。三十年代初，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知识界普遍关注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用傅斯年的话语来表达，即是“中国现在要有政府”；用胡适的话语来表达，即是“中国现在政治没有有力而稳定的重心”。胡适曾说：“子产有言‘吾以救世也’，说话除了‘对症下药’，当有何法？”2他一贯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造成一种文治的势力”。国民党内“文治”老派革命者与“武人”军功势力的政治斗争在北伐后完全浮出水面。一位笔名“劲扶”的作者在《独立评论》上曾经颇具个人感情地以“文人”难容于“武人”来定性国民党内部的团结问题。他说：“三数领袖之间未能融洽之故，论者谓在各人欲建立以自己为中心而形成党的唯一的最高势力。……因武人领袖未释防共时代之疑虑，致文人领袖无法效力于党国，于是成一‘反侧’之局。复因武人领袖涵容之程度不够，致已在效力之文人领袖无法继续效力，于是又促成另一‘反侧’之局。此类‘反侧’并非起于文人领袖的欲争最高霸权，乃由于不见容于武人领袖，不得不出此耳。”3很显然，成后一‘反侧’之局者是指胡汉民，而前者即是指汪精卫。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大巨头，当以谁为“统一政府”的中心？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目中，汪精卫的呼声甚高。1932年6月，傅斯年曾经在《独立》第4号上发表《监察院与汪精卫》一文，申明“今日之局势恐怕已经谈不到好政府坏政府的问题了,只是有政府无政府的问题了”。该文所针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明确表示将支持由汪精卫组阁的政府。4汪精卫幼时读书于广州学海堂，十九岁中秀才，二十岁由广东派遣日本留学，入法政学校速成科。北平文化学社1937年版的《中华民国名人传》中讲汪：“少美风仪，长于辞令，工于诗文，作事有条理，遇事肯负责任。”5蒋介石依靠军事起家，其独裁作风令知识界颇难忍受，而相较之下，汪行事民主化程度更高。众所周知，在“人权”问题上，胡适与南京政府早生龃龉，而汪精卫在1930年的一次反蒋大会上公开提出制定约法、保障人权的主张，与“胡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谋而合。银行家徐新六在给胡适的信里说：“对汪(精卫)之感想均甚好，书生与书生气味之相投欤。”6三十年代初期，胡适于汪蒋的态度显然包含文武之别的因素。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之后，胡适积极主张蒋汪分工合作。他对军人干政依旧比较抵制，设想让汪精卫作为政治领袖统揽全局，而蒋大可学习兴登堡（由元帅而升任总统），做“尸位”之“虚君”。1932年底，胡适在与蒋氏汉口的第一次会面上，送《淮南王书》一部于蒋，要蒋体会“无为”之深意。民国二十一（1932）年八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在中央党部纪念周的会场上有一篇演说，提出“用何种方法达到统一的目的”的问题。国民党的领袖人物第一次公然承认一个不必完全求一致的统一方案，在知识界引起震动，并得到广泛认同。7汪精卫的方案精神，可以用他自己的三句话归纳：“以均权来求共治”、“以建设来求统一”、“扶植民主政治来根本推翻各省的割据局面”。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对此给予积极回应。他说：“我们觉得这个方案是值得认真的考虑与试行的。”针对多年以来，谈统一者宁可抛弃或暂缓国家化步骤，不顾2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一册，1932年6月11日（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1990年版。3劲扶：《国民党的内部团结问题》，《独立评论》第29号（1932年12月），第4-5页。4（傅）孟真：《监察院与汪精卫》,《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12日）。5贾逸君编：《中华民国名人传》，《民国丛书》第一编[86]，北平文化学社，1937年版，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第38页。6《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0页。7他提出了三项办法：第一，能够统一的各省，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应替他们解决困难，极力整顿，建树起近代政治的榜样来。第二，名义上服从中央而实际上不完全一致的各省，应该详密考察他们的政治；其中有一部分较好的，应该打算以建设来求统一，以均权来求共治；但是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共赴国难的目的。第三，民众组织起来，如国民参政会以及各省各县的民意机关。因为必须民主政治扶植起来，各省割据的局面总能根本推翻。中国切实存在的地域差异，也要武力求统一的弊病，胡适称赞道：“汪精卫先生这篇演说的精彩地方在于老实承认一个不一致的统一国家，把全国分作两大门类，一是‘能够统一’的直辖省分，一是‘名义上服从中央而实际不完全一致的’远道省分。”8可以看出，汪氏的计划中，最得自由主义分子之心的地方在于他实际上是承认一种联邦式的国家。联省，统一，依靠交通线实行国家化，既而扶植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推翻割据。大体来说，是符合民族危机条件下自由主义的政治构想的。统一下的自治，以民主政治推翻独裁割据。然而在其时的知识分子当中，也并非是众口一致。不少人对汪的领袖能力以及其民主政治思想的纯粹性很抱些怀疑的态度。邱昌渭致胡适的两封信中，颇现端倪：渭并非拥蒋者,不过以与汪论,恐蒋还算上乘也.蒋为兴登堡而另由文治者为政治领袖,此议甚善.但此种政制须先实现宪治,容许政党政治,方能行之.9……先生谓汪之能得上台，已算文治之进步，此点渭亦作如此观，但渭对汪认为非领袖材料，决不足以当今日危难之局；且汪好变，对民主政治是一Demagogue[煽动者]，似无真确的认识。为现在中国计，渭惟蒋方足以支此残局，且蒋自此次上台后，一切较前有进步……10美国公使詹森早已指出，中国政治的出路在于从军人中产生领袖，而“很难有真正领袖从文人里出来”11。二、从“所望斯人”到“难蒙谅解”——胡适与汪精卫对日主张的趋近与分疏汪、胡分别为其时“文治”政界与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二人私交亦非浅，1932年汪精卫的掌权也颇遂胡适的心愿。本文的这一篇章将分五个阶段主要梳理汪氏行政院长任内，二人对日政治思想的趋近与分疏全过程。我们以此为线索，从其中或许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汪氏“文治”政府的情况与实质。（一）新官上任意气辞职，胡适斥之“有失政体”（1932年1月至10月）1932年6月18日，汪精卫给其在知识界拥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友胡适写信，邀请他来南京参与国是讨论，全文如下：适之先生道鉴，敬启者：国家多故，灾祸迭乘，疆土日削，萑苻遍地。际此剥复之交，非急器从物质上精神上之建设，无以支危难而济民生。惟是条理万端，必须集合全国专门人才，共同负责，作精密之研究，方能确立整个的计划，决定实际的步骤，内以整厘庶政，外以抵抗侵凌。台端学识富赡，智虑宏远，辄以薄书倥偬，晤教靡由，仰止景行，有如饥渴。兹就暑中休假之便，拟自七月五日为始，以两周之时日，会集海内名宿，对于内政外交诸问题切实加以讨论。谨奉书左右，敢请命驾入都，俾亲教益。狂澜待挽，所望斯人，台端志切澄清，想必不吝跋涉也。专布，敬颂暑祺汪精卫敬启12汪精卫与胡适早有相识，二人的初次见面是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胡适在杭州烟霞8胡适：《统一的路》，《独立评论》二十八号（1932年11月27日），《独立评论》第二卷，岳麓书社。9邱昌渭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北京，第127-128页。10《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5-146页。11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九册，1930年7月15日、7月23日（民国十九年七月十五日、七月二十三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1990年版。12《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9-120页。洞养病，其时汪在上海，通过任叔隽向胡适表示想见见这位叱咤风云的知识界新潮领袖。13是年9月28日，汪精卫与徐志摩、胡适一行人往海宁、杭州两地观潮、玩耍。湖光山色间，过几天闲云野鹤的神仙日子，饕餮美食，把酒吟诗。汪精卫翩翩风度，满腹才学，与胡适之一见如故，惺惺相惜。10月7日，胡适在上海收到汪精卫写给他的信，其间讨论诗体的问题。1412日，胡在日记里种下一笔：“我同精卫回旅馆，谈政治甚久。”15国家正值多故之秋，“灾祸迭乘”。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的第一天，恰巧赶上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借口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人打死日本和尚，派海军陆战队占领上海通天庵车站，并向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驻扎凇沪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1月30日，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汪精卫于次日在开封发表演说，称政府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倘使不幸而终至发生冲突，亦必使衅自彼开，为天下万国之事实。”162月，汪在行都洛阳发表国是主张，这就是有名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策略：……现在国民政府并没有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翼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故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现在不能听其不战不和，而是应该和、应该战。若在最低限度以上而得忍受者，此即应和。若在最低限度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