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与经济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与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不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从来就不承诺无条件地认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且，对于人的基因是否有贪婪“原罪”的血统论，马克思也并不感冒。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那么，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受得住现实的拷问吗？不少人认为，对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之前的古典经济危机，马克思的理论或许还有较强的解释力，可是对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就几乎不再有什么说服力了，因为“此资本主义”已非“彼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具备了克服危机的免疫力。所以，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虽然引起了人们对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回忆，但许多经济学家却更多地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区别。表面上看，这两次危机的原因大相径庭：1929年的大危机，其导火线是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当下的次贷危机，其导火线却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于旺盛，以至于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寅吃卯粮”已经成了美国当代文化先进性的标志）！正是这种“需求过度”造成了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导致信用崩溃。自从1825年英国爆发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就与“生产过剩”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经济危机这个范畴总是与“生产过剩”这个关键词形影不离的。可是当下的经济危机却出现了新的异化：危机似乎不再是“生产过剩”惹的祸，而是与“需求过度”发生了链接。如果说，“生产过剩”曾经是经济危机的生存土壤，那么显而易见，“扩大需求”就是化解危机的题中之义；可是问题在于：化解危机的“扩大需求”何以又演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渊薮？进而言之，为什么会出现需求“过度”或“透支消费”？只有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危机的根源。对于当代市场经济而言，在供给与需求的博弈中，具有主导意义的角色越来越不是供给，而是需求。一个社会的总需求由投资和消费两部分构成。尽管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时期，投资和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更具有决定意义。在美国，由于消费者的支出部分大约占总体经济活动的2/3，因此，消费需求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最值得关注的因素。按照经济学的常识，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的增长必须以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然而，从收入分配的格局来看，美国居民个人消费的增长显然缺乏相应的收入水平支持。资料显示，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国家干预的式微、“非标准就业”的扩展（即在总体就业中，“部分时间就业”和“偶然就业”占越来越大的比例）、工作时间的相对延长，以及国家对社会福利支出的削弱等，强资本弱劳工的力量格局愈益在美国显现，收入分配的天平越来越向资本一端倾斜。各种数据表明，美国的个人消费增长缺乏应有的收入基础，因而消费的进一步扩张以及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不可持续的。面对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避免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提高个人消费需求。怎么才能提高个人消费需求呢？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用过以下办法：（1）削减产量（比如把牛奶倒进大海），这种办法既残酷，又与资本的逐利本性相悖。故在当今时代，简单地削减产量已被视为一种愚行。（2）扩大政府公共支出，这是在私人缺乏消费意愿和实力的背景下（穷人买不起，富人不愿买），由政府充当“消费者”和“投资者”。由于1970年以来的“滞胀”并发，西方政府对这种办法的效果已颇持怀疑态度。（3）调整分配格局（比如通过税收政策来促进购买力），由于这种办法本质上是“打富济贫”，有违自由资本主义信条，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种“让步政策”决不会提上议事日程。（4）透支消费（比如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等等），这种办法虽然有损于资本的即期利益，但消费者也提前支付了远期利益（即“寅吃卯粮”），故既能为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接受，也能为囊中羞涩的普通劳动者认可，目前已成为西方极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由于抓住了“扩大需求”这个要害，所以从实践来看，“透支消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透支消费”的扩展，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时期”，以至于不少经济学家断言：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已不复存在，“经济周期已经消失”。在“透支消费”的支撑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居民的个人消费增速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不仅与大多数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水平相矛盾（虽然少数高收入者的收入在显著提高，但其边际消费倾向是趋于递减的），而且在美国经济史中也实属罕见。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个人消费的增长，居民的个人储蓄也在不断下降。到2005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甚至已经下降为负数，美国全国进入不储蓄状态。据统计，“这20年来美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从1984年的10.08％到1995年的4.6％，2004年为1.8％，2005年为-0.4％，2006年为-1％，2007年为-1.7％，真金白银越来越少，债务越来越大，形成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11]由此可见，美国的普通百姓不但用尽了自己的收入，而且还要透支“未来的”或“虚拟的”收入以支撑今天的消费（美国的家庭债务在20世纪80年代举债高峰期占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80%；到了2000年，这个比重就上升到98%）。结果，强劲的消费冲破了相对萎缩的收入，由此形成了一个非理性的“透支消费”悖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美国居民在“透支消费”，而且美国政府也在推行“透支经济”。众所周知，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投资速度的持续下降，美国转而倚重来自国外的投资以支撑本土经济的增长。1985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债务国，结束了自1914年以来作为净债权国长达70年的历史。在全球经济都在为“过剩”而发愁的今天（只需一家大的汽车公司开足马力生产，就能满足够世界用一年的汽车需求量），美国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正是在于其“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本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与“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透支消费”毕竟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透支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就如同为了缓解癌症患者的疼痛而不断加大吗啡的注射剂量一样，“透支消费”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罢了。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危机就不可避免。在美国，“透支消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透支无处不在。而引发这次危机的次级抵押贷款（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不过是“透支消费”中的个案罢了。换言之，只要“透支消费”不停止，那么即便没有“次贷”问题，也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危机的根源并未超越马克思的逻辑现在我将上面的分析简化如下：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这样，一个马克思的逻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其实，以马克思的逻辑看来，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区别在于：在古典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而在当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寅吃卯粮”）。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1929年的大危机暴露出了资本的生存链条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重缺陷，从而导致了凯恩斯革命；当下的次贷危机则进一步告诉人们，用“透支消费”同样不能根治“有效需求不足”，在资本统治的制度框架内，任何举措都不可能根除生产过剩危机。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否定资本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而是要说明：由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因此，仅用“风险-监管”的分析框架，已经很难对其做出本质上的把握。宋鸿兵把次贷危机的本质概括为“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的不可持续”[11]，而我却更愿意把次贷危机的本质概括为“透支消费”。早在7年前，我就已经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逻辑作过类似的分析，针对当时美国政府预防危机的降息举措，我指出：“不论这次降息的效果如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经典分析框架都没有过时。坦率地说，格林斯潘力图阻止衰退的努力不过是在‘和历史对着干’，其努力的最大效果也不过是延缓衰退的到来。”[12]其实，这个结论不过是马克思逻辑的具体展开罢了。基于次贷危机的教训，经济学界的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吁：“加强监管”、“不能实行没有监管的金融自由化”，等等。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呼吁当然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能仅止于此：实行监管当然能够缓解危机、延迟危机的爆发，问题在于，即便实行了有效的监管，市场经济是否就能从此真正告别“危机”或“周期”呢？如果我们对危机的反思能够做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追问”的话，那么可以预计，类似次贷危机的灾难今后肯定还会发生，而且，在虚拟经济严重超越真实经济的大环境下，这种危机将会越来越频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得到了完整的展开，其中有一段论述十分耐人寻味：“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3]548以马克思的视阈来看，“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缺乏监管”之类的说辞，其实都是危机的表面现象，拿这些表面现象说事，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危机的真正原因。经济学发展到了今天，各种数学模型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为什么面对危机的根源却如此暧昧呢？如果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是真的糊涂，倒也罢了；可有些人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难怪马克思要把那种辩护性的现象经济学讥讽为“庸俗经济学”。结语：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凯恩斯的理论几乎已经接近于马克思的逻辑了，虽然他由于“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最终未能跨出那致命的一步（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节点上，凯恩斯停了下来，并将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最终归咎于心理因素）。令人遗憾的是，与凯恩斯相比，当下的现代经济学不仅没有多少长进，反而后退了一大步：凯恩斯至少还承认“有效需求不足”，而现代经济学却连这一点都不敢正视，王顾左右，言不及义，只是一味地用“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缺乏监管”之类的数学模型来掩盖危机的本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这样做也就罢了，可我国经济学界有人也跟着起哄，这就很值得人们深思了。很多年以前（大约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周期消失论”在学界一度十分流行。虽然时隔不久，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这个理论有些难堪，但以“现代经济学”自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周期未能消失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周期消失论”有误，而在于东亚各国自己不争气——规范的说法是“裙带资本主义”、“坏的市场经济”惹的祸；他们还振振有辞地质问：人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怎么就没有爆发危机呢？记得1998年在我参加的一次海峡两岸东亚金融危机研讨会上，这种“质问”几乎成了研讨会的前提预设。但好景不长，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证明，发达的、“好的”市场经济国家依然不能幸免。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比如纳斯达克指数暴跌、安然事件，以及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等等，不仅让这个理论很难堪，简直就是让这个所谓的“经济周期消失论”从此几近消失。次贷危机迟早会过去，资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