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隋炀帝的功过与性格

毕业论文浅析隋炀帝的功过与性格TheanalysisoftheevaluationofEmperorYang姓名：付建锋学号：100703151系别：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专业：人文教育年级：2010级指导教师：刘福洪摘要隋朝二世皇帝杨广在位十四年,期间，他取得了一系列功绩，如开运河、建东都、开科举等等。然则取得如此重大功绩的炀帝，却最终落得个亡国之君的下场。因而炀帝在学界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皇帝。笔者认为，炀帝如此极端的表现与其性格特点是有密切联系的。关键词：隋炀帝；功过；性格AbstractEmperorYangasaChineserulerinfamousshort-livedSuidynasty,suffersalotfromthewriterswhowrotethehistoryineveryperiod.WhenitcomestoEmperorYang,thereisnootherthingsbutdissoluteandbrutal.Infact,thoughhemadesomemistakes,hestillhassomethingpositivetobementioned.Itisso-calledthatsomeonedidagoodthingcannotcoverlotsofevilthings,socantheevil.TheevaluationofEmperorYanghascertainsignificationinhistory.IintendtomakeacomprehensiveassessmenttoEmperorYangbasedontheprincipleofobjective.KeyWords:EmperorYang;achievements;mistakes隋炀帝作为中国著名短命王朝隋朝的亡国之君，饱受各时期修史者的批判。提及隋炀帝，多与荒淫无道，凶残暴虐相联系。实际上，炀帝在历史上的负面作为与形象虽不可否认，但仍然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某些作为与建树的深刻意义还是有待进一步挖掘的。近年来，学术界不少文章和言论对于炀帝的评价问题有了更多的角度。比如袁刚先生就认为，炀帝并不是以往所说的暴君，而是对其功绩加以肯定，提出炀帝是位有重大历史贡献的暴君。曹卫平先生甚至认为隋炀帝是位可以与秦始皇、汉武帝相提并论的杰出帝王。韩隆福先生亦认为炀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军事家。总之，学界已经开始更加理性深入的探讨隋炀帝的历史地位了。而笔者认为，性格对于一个人的决策存在巨大影响，甚至于封建帝王来说，可以左右一个王朝的兴衰。笔者自觉学力有限，但仍愿意对炀帝的极端作为与其性格的关系作点尝试。1帝位的合法性本文虽以探究炀帝功过与性格的关系为目标，但基于部分史家对炀帝帝位来源不正的说辞，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帝位的合法性作些论述。杨广作为文帝次子，碍于封建王朝立嫡长子的原则，本无缘帝位，而杨广最终却得以践极，这也引来了诸多修史者的非议。事实上，杨广能够成功夺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杨广具有超人的政治智慧。杨广在由晋王向太子的身份转变中，其超高的政治智慧与隐忍能力得到充分展现。在这个过程中，他极尽能力展示自己的恭孝仁厚，勤奋节俭，不好声色。据《隋书》记载“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1]，又载“常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乎！’乃令持去”[2]。然《隋书》虽记载之，却又以“矫情饰貌”[3]称之。且不论此评价中肯与否，而杨广的忍耐力可谓惊人。他懂得相机而行，投文帝所好。而反观太子杨勇，相较而言其政治智慧则逊色得多。据《资治通鉴》记载“后遇冬至，百官皆诣勇，勇张乐受贺”[4]。文帝得知后，颇为不满，“自是恩宠渐衰，渐生猜阻”[5]。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于杨勇因装饰自己的铠甲而遭文帝斥责之后。本有前车之鉴，杨勇尚且不知收敛。《资治通鉴》又记载，太子宠妃云昭训之父经常出入东宫献宝取媚，左庶子裴政屡次进谏。杨勇非但不听，反而“益疏政”[6]。这可见杨勇并非是一个能虚心纳谏之人。如此不懂谨言慎行，史书却以“率意任情”[7]称之。笔者认为，这恰恰是杨勇缺乏足够政治素养，对政治斗争的微妙与残酷缺乏常识。其二，晋王杨广的个人功绩。杨广曾以行军元帅之职统率大军南下平陈，之后又平定南方叛乱。在以武力镇压之后，文帝又任命杨广为扬州总管，出镇江都。在之后的近十年时间内，杨广通过尊崇佛道两教以团结江左人士，大量提拔有威望的南人来消除江南地区对隋朝的抵制。这一文化羁縻政策颇为奏效，此后南方再没有发生叛乱。杨广的行政能力得到了文帝肯定，在被立为太子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上监国”[8]。而史书又称杨广有弑父篡位之恶行。《大业略记》记载，“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而高祖暴崩”。其证据有二，一是杨广在文帝病重期间调戏宣华夫人为文帝所知，二是杨广与杨素之书信被误送至文帝手中。因而文帝大怒，欲废杨广，杨广迫不得已弑父。笔者认为此二说皆不成立。第一以杨广的政治智慧及隐忍力，断不可能在此时因女色而误事；第二既是送秘信，自当挑选精明之亲信，怎会误送至文帝之手。两个原因皆不符情理，难免有史家恶意丑化炀帝的曲笔之嫌。韩昇先生亦曾对杨广弑父说加以考证，认为此说断不能成立，即便是有变故的话，“应是隋炀帝和杨素为确保胜利接班而清除异己，打击的对象是竞争对手，而不是自家父亲”[9]。因此杨广继位虽与宗法制之嫡长子继承制相悖，但也不至于“非法”。他的优秀与杨勇的相形见绌，或许是左右文帝行废立的根本原因。其谋取太子之位所采取的措施只是一种政治斗争手段，而这也充分证明，他有足够的政治智慧继承大统。他的雄才大略也在他即位之后得以一一施展。2炀帝的功绩正史中通常给炀帝冠以荒淫无道、穷兵黩武之负面评价，此种评价虽有其合理性，但却不能否定炀帝实际上也是位颇具雄心壮志且敢于作为的君主，这一点从其年号“大业”二字便可有所窥察。而他也确实做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2.1营建东都隋炀帝即位之初，就下诏兴建东都洛阳，而在此之前炀帝曾亲自对洛阳进行了实地考察。《隋书》记载“十一月乙未，幸洛阳”[10]。由此可见，炀帝对营建东都是有一番考量的。而笔者认为，此不失为明智之举。其原因有三：2.1.1洛阳建都条件好洛阳乃多朝古都，历史底蕴深厚。平王东迁，定都洛邑；东汉亦以洛阳为都；及至魏晋，皆都洛阳。且洛阳“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路通，贡赋等”[11]，地理位置极为优越。从经济方面考虑，大兴城已经难以供应中央政府机构的物资需求。如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文帝只能“率户口就食于洛阳”。此时的洛阳，水陆交通发达，天下财赋聚集，其经济地位实际上已经超过长安。而炀帝主张营建东都，减轻了大兴城的压力，有利于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同时又是顺应经济中心南移趋势之举。而其实早在隋建立之初，就想以洛阳为都，如今炀帝即位，营建东都，实为“奉先志”[12]之举。2.1.2建都准备充分文帝代周称帝之后，励精图治、厉行节约，特别是平陈统一之后，国家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史称“开皇之治”。“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13]。可见隋朝建立后仅十来年，国家已经相当富裕。事实上其物资储备之丰，及至唐建国二十年尚未用完。如此雄厚的财力物力，给炀帝大展宏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国家统一的完成，为营建东都提供了安定的政治环境。人口的增长，又为营建东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2.1.3营建东都是战略需要炀帝在诏书中提及了汉王杨谅造反一事。“今者汉王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14]。炀帝还举周迁殷人一例，来加以佐证。这说明，杨谅叛乱，更是直接导致炀帝决定立刻营建东都。而大兴城，偏于西方，对东方北齐故地、南方南陈故地控制力不够。将政治中心向东都洛阳转移，以天下中心之势和便利的水陆交通，有利于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对于国家的稳定有积极意义。2.2开大运河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起自涿郡，止于余杭，以洛阳为中心，连接了南北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对于开展如此浩大工程的原因，有人归咎于炀帝贪图享乐，意欲游幸江南。笔者认为，炀帝曾镇守江南十年，对于南方风土人情颇有领略，因此并不能排除他开凿运河是为了到江南游玩。但其开凿运河的根本原因却绝不在此，而是出于政治经济交通之考虑。古代交通运输方式选择性不大，水路交通虽然不如陆路交通便捷迅速，但却具有运力大，运输成本低的优点。古代大宗物资如粮食贡赋都主要是依靠水运。然则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多是东西走向，要想将江南财赋运往北方政治中心，人工大运河的开凿很有必要。东汉末年以来，北方长期大规模的战争，使得黄河流域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隋朝一统，虽然北方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有所发展，但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已不可避免。战乱导致的大量北人南迁，使得江南得到了很大的开发。江南的富庶，是炀帝决意开运河的经济动因。再者，隋朝灭陈以后，南方地区仍然出现过叛乱。开凿运河，加强对南方的管理，也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所以综上来看，开运河其实与营建东都是一体的。东西两京加上南北走向的大运河，呈十字架型，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事实上，当时的隋朝疆域就是北周加上北齐再加上南陈故地，十字架将这三大地域牢牢地控制起来。）而大运河的开凿所产生的伟大作用，却大大超乎了炀帝的想象。笔者认为大运河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比长城。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文明，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大运河贯通南北，成为经济交流的大动脉。运河沿岸良田得到灌溉，一些城市如扬州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而兴起。乃至于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也赖于大运河将南方的物资输送到长安而得以维持更久。唐朝诗人皮日休亦曾作诗云：“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对开凿大运河一事表示肯定。2.3创科举制隋唐之前，选官主要凭借家世背景。世家大族子弟虽无才学，不思进取，照样“坐至公卿”，世代垄断高官显位。隋文帝时期，科举制出现雏形，到炀帝时，置进士科，科举制开始普遍盛行。科举制以分科考试的形式来选拔官吏，强调任人唯贤。科举制的实行，扩大了官吏的来源，给寒门士子提供了出将入相的机会，同时也起到了抑制世家大族特权的作用。科举制沿用至清朝末年，为古代封建王朝选拔了无数优秀人才。尽管后面发展成八股取士，但与炀帝时期的科举制差异很大。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其总体还是利大于弊的，而作为这一制度的肇基者，隋炀帝功不可没。2.4扬威塞北炀帝继位之后，迅速建东都开运河游江都，通过这些措施，帝国的东部和南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雄心勃勃的炀帝，立即将其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北方边防问题。大业三年四月，炀帝下诏，曰：“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15]，决定北巡。此次北巡，从西京长安出发，范围包括“安辑河北，巡省赵、魏”[16]。炀帝意欲借此机会向突厥宣扬国威，因而率领大军“径突厥中”[17]。关于大军行军的阵法，炀帝经过一番考量，最终选择了周法尚的策略，将大军编为方阵，炀帝以及官吏等居于其中。曾与突厥对阵过的炀帝当然深知突厥骑兵的威力，因而采取此种阵法也表明此时的突厥虽已经内附，但炀帝仍对其存有戒心。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突厥已为藩属，炀帝仍要亲巡了。炀帝希望通过此次巡游，进一步宣示帝国的强盛，让突厥不敢有犯上作乱之心。因而此次巡游声势极为浩大。炀帝的巡游队伍中，还包含了诸多儒生、宗教界人士以及艺人。在炀帝心中，帝国的强大应该是包含军事经济文化多方面的。他除了亲率大军显示帝国的武力之外，还通过大量的儒生以及宗教人士来显示中原文化的发达。此次巡游，炀帝的目的成功地达到了。突厥启民可汗在整个过程都表现的极其恭顺，甚至于主动上表请求变革服装，改着汉服。炀帝大悦，但并没有被喜悦冲昏头脑，仍然理智地拒绝了启民的请求，选择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炀帝服而抚之的怀柔策略，极大地提升了中原王朝在突厥的威望，这对于边疆的安定，民族的融合，意义重大。2.5经略西域开疆拓土，称霸四方，是传统帝王的最大梦想。一心想建大业，成为万古圣王的炀帝，在成功安抚了东南北三方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