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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0871):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企业技术效率的概念和衡量方法,然后结合经济理论,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对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各个因素进行了检验。本文的结论主要有: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更高;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效率更高;公共研究机构的R&D支出对企业的效率有负的影响,但企业的R&D支出效应正相反;FDI的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人员流动等途径而不是技术引进的方式在起作用,因而其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的外溢效应并不明显;企业所在各个不同区域对其技术效率有显著的影响。:技术效率所有制企业规模外溢效应一、导言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企业的技术效率,对此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中国是一个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的国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监督约束机制、激励机制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情况就更为复杂。一般认为,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关心效率。但实际结果如何,则较少有实证分析的支持。就针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工作方面,刘小玄(1999)和姚洋(1998)等的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刘小玄讨论了企业所有制和控制层级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姚洋则主要强调来自于所有制、对外开放、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并对企业技术效率的高低引入了如下解释变量:企业规模虚拟变量、所有制虚拟变量、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资产比重、地区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国有企业的科研支出等等。结果表明,企业规模、非国有化、引进外资等因素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效率。与以前的研究相比,本文主要作了如下改进。首先,我们着重考察了企业R&D支出和公共研究机构R&D支出对于企业技术效率的不同影响,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于当前的科技体制改革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其次,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姚洋(1998)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外溢效应的分析。姚洋(1998)只笼统地分析了FDI的外溢效应,而我们则将外溢效应分解为行业内和地区内两个组成部分。行业内的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技术的扩散上,而地区内的外溢效应则主要体现在外资在管理等方面的示范上。最后,我们较大地扩充了样本数,将样本企业数由姚洋(1998)的14670个增加到了37769个,使建立在大样本检验基础之上的计量结果更加可信;同时,我们考察的行业范围也更大,从原来的16个扩大到41个。我们的结论包括,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更高;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效率更高;企业所在各个不同区域对其技术效率有显著的影响。特别地,公共研究机构的R&D支出对企业的效率有负的影响,但企业的R&D支出效应正好相反,说明不同研究主体的科研活动对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FDI的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地区内而不是在行业内,说明这种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管理示范而不是技术扩散形成的。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简要地介绍技术效率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并给出了相关的统计结果;第三节讨论可能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各种因素;第四节为实证检验以及对其结果的解释和分析;第13200110五节总结全文。二、技术效率及其测量技术效率(TE)和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frontier)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若只考虑单一产出的情形,则生产可能性边界指的是在一定的要素投入下所对应的最大产出,所有产出所形成的曲线就是生产可能性边界。但是,并非所有企业都可以达到最大产出。技术效率就是用来衡量一个企业在等量要素投入条件下,其产出离最大产出的距离;距离越大,技术效率越低。换言之,生产可能性边界代表的是一个行业在最好的硬件和管理技术下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TE则代表了一个企业在特定投入规模下与这个最大产出之间的差距。因此,在以后的回归分析中,我们所考察的是企业的无效率指数。要计算不同行业企业的TE,首先需要估计出各行业的生产函数。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公开出版的5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企业名录6光盘。光盘中共包括三十多万家国有和乡及乡以上的企业。我们估计了除少数公益性、垄断性行业之外的所有2位数行业(共计41个)的生产函数。¹这里我们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来估计生产函数。º在估计出所有行业的生产函数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得到每一个企业的技术效率指数(TE)值。»由以上的讨论可知,TE越大,说明企业的技术效率越低。三、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各因素虽然经济学家在分析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因素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一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现有理论出发并结合我们对实际情况的观察,我们认为至少有如下几个因素影响着目前中国企业的技术效率。11所有制许多学者(肖耿,1998;刘小玄,1998;钱颖一,1999)认为,即使在同一行业中,国有制和非国有制企业也具有不同的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除此之外,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行业进入、退出,历史负担以及投、融资方面也享受着迥然不同的待遇,所有这些都使得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更加注意提高企业的效率,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另外一些学者(林毅夫等,1997)则认为,由于历史上政府推行/赶超0战略给国有企业带来了政策性负担,从而使国企面临着预算软约束才是目前国企欲振乏力的根本原因。一旦失去了政策性负担,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同时面临着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那么企业是否具有国有性质就不再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换言之,此时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不再影响企业的效率。但是,为国有企业消除政策性负担仍然任重道远,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面临不同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条件仍然是不争的现实。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我们仍然可以判断企业的所有制对企业的效率存在着影响:非国有企业在效率上极有可能高于国有企业。14、:¹º»对技术效率的具体计算详见姚洋(1998)。测量技术效率通常有两种方法,即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在本文中使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根据参数方法,通常首先要估计一个生产函数,确定各种生产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然后将不能被要素贡献所解释的部分视为企业的技术效率。同样地,我们使用了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随机边界生产函数模型。对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及其使用变量的说明详见姚洋(1998)。对具体估计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直接联系。之所以将公益性和垄断性行业排除在外,主要是由于这些行业所包含的企业数过少,或者是它们特殊的垄断地位使得本文的技术分析没有太大的意义。另外,由于采纳销售收入作为衡量产出的指标,因此我们所衡量的技术效率包括企业的产后管理水平,如销售能力、库存管理水平等。同时,我们没有将中间投入包括在生产函数的计算中,我们所计算的技术效率还包括企业取得中间投入的能力。这种广义的测量实际上更适合我们的研究目的,因为企业的管理技术水平是我们所要考察的一项重要内容。21企业规模即使在企业所有制形式较为单一的国家,企业规模的大小也是影响企业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大企业的技术和资金实力雄厚,人员素质、管理水平较高。而中小企业一般无力从事技术创新,只能使用大企业使用过的技术。中小企业的人员素质乃至管理能力一般也都不如大企业。另外,在融资方面,大企业往往也具有相对优势。但是,中小企业具有反应敏捷,善于捕捉市场机会等优点,而且在现阶段,中小企业很可能比大企业更多地利用了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因此,究竟企业规模如何影响企业的技术效率只能在进行了计量检验之后才能作出回答。31公共研究机构及企业的R&D支出一国R&D支出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所使用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对企业的技术效率造成极大的影响。企业获得技术的手段和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企业自主进行R&D,一是企业从其他企业或研究机构、个人处进行购买。在中国,绝大多数R&D支出是由政府所创办的公共研究机构(包括各级科学院、研究所等等)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作出的,从而这些研究机构和企业也就成了我国技术供应的主体(表1)。¹政府主导的R&D支出的一大特点是将其重点放在了高新技术的研发上。º这样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我国从一个典型落后的资源出口型国家发展成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甚至在某些高新技术领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带动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公共研究机构R&D支出所占比例过大也带来不少消极作用。首先,政府可能过于强调技术本身的先进性,对技术的商业市场价值反而不予重视;其次,由于在一定时间内可用于R&D支出的总额是有限的,公共研究机构所占用的R&D资源越多,企业等所能进行的R&D支出也就越少。毕竟劳动力密集产业是目前中国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将过多的R&D经费投入到具有高风险,且资金密集的高新技术上,极有可能会对企业的技术效率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公共研究机构的R&D支出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表1美国、韩国、中国的R&D支出来源结构比较(%)美国韩国中国政府机构71542大学143022企业765527其他309资料来源:游光荣,1998:5中国科技国情报告6,湖南人民出版社。与公共机构的R&D支出相比,中国企业一级的R&D支出是较少的,而且大都集中在大中型企业里。虽然从整体上而言,企业在进行R&D时,更注意R&D的盈利性,但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大中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在这方面也存在着迥然不同的特征。在技术的获得方面,不同规模的企业存在着不同的模式:首先,大企业倾向于自行开发技术,而中小企业则更乐意直接购买现成的技术;其次,小企业一般不购买外国技术而大企业正相反;再次,中小企业倾向与大企业合作,从而可以很快地获得大企业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同时在与大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小企业还由于专业化的分工而极大地提高效率;最后,农村中的乡镇企业则主要通过城市而获得技术(例如通过聘用城市中退休的技术人员等途径)。由于以上原因,虽然大中型企业作为企业R&D支出的主体具有和公共研究机构类似的性质(例如都追求技术的先进性),但同时它们的行为也给中小企业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并通过种种渠道使得技术得以向中小企业传播,因而大中型企业的R&D支出很可能对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较强的正向的作用。41FDI及其外溢效应15200110¹º例如,1997年国家在/星火计划0、/火炬计划0和关键技术项目上的支出为167亿元,占当年全国R&D总支出的34.3%。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各大学和企业的R&D支出占R&D总支出的比例开始上升,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比例仍然偏低。大多数文献在考察外国直接投资企业(FDI)的作用时,都在强调FDI对中国的出口和就业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贡献(沈坤荣、耿强,2000;何洁,2000),但对FDI的进入是否通过某种途径影响到企业的技术效率却存在争论。例如王岳平(1997)认为,外资进入中国主要是为了占领国内市场而不是要生产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或者是仅仅为了利用中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因此FDI无助于我国工业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从而不会对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认为FDI的进入可能会通过多种途径而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首先是因为FDI的进入会为国内企业带来大量适用技术。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国内企业进口技术的主要方式是进口成套的设备,从90年代后期开始则主要变为从FDI中获得技术。值得指出的是,国内企业从FDI中获得的一般都不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适用技术。例如80年代初从德国引进的桑塔纳汽车生产线,迄今为止并没有在技术上作出任何显著的改进,但却一直是中国销量最高的汽车之一。而诸如大量的港澳台三资企业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甚至还不如国内的许多大型企业,但同样能够满足投资方的盈利性要求。因此,从FDI中引进和学习它们所使用的技术,很可能更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现阶段的比较优势。显然,FDI的这一外溢效应是针对同一行业的企业而言的。除了直接的技术扩散外,FDI的进入还可能通过人员在区域内的流动而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并向企业转移生产技术。当然,这种作用对许多大型的内向型的国内企业而言或许并不存在,因为人员的流动一般主要是从后者流向前者。然而对于那些外向型的企业而言,这种作用可能非常显著。例如不少原FDI企业的职员在离开企
本文标题: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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