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率经常项目顺差与人口结构变迁1

储蓄率经常项目顺差与人口结构变迁2011-01-19摘要：文章从一个多期人口代际交叠模型入手，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和抚养比例的影响，同时还运用中国数据对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相对生产率差异与经常项目差额进行协整与因果检验。文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不可持续，特定时期内放开该政策已经无法应对社会抚养高峰，而保持该政策则会获得一个较低人口总量的均衡人口结构。经常项目差额实际上只是储蓄的跨时空转移。人口年龄结构决定储蓄率，决定储蓄的跨时间转移，国家相对生产率差异决定储蓄的跨空间转移。空间上的这种转移并不改变一国国民的总福利；时间上的转移也不改变代与代之间的总福利。因此，不考虑人口结构、提高即期消费率刺激经济的做法值得商榷，过分关注短期经常项目差额并无太大必要。关键词：储蓄率，经常项目顺差，人口结构变迁，计划生育政策一、问题的提出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人们会为自己一生的消费平衡而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储蓄或负储蓄。所以，人口结构应该成为决定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变量。在此基础上，人们集中分析和试图估算储蓄率与人口结构变迁的关系，但实证结论却并不一致。如Modigliani和Cao（2004）发现中国储蓄率与长期经济增长率及抚养比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他们将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归结为高增长和人口结构的改变。但Kraay（2000）使用中国1978-1989年分省居民储蓄家庭调查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Horioka和Wan（2006）也认为中国的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只在1／4的样本上显著，且样本期间太短。郑长德（2007）将中国各地区的人口总抚养比拆分为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并通过分析表明，储蓄率与少年人口抚养比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老年人口抚养比存在正相关关系。李文星等（2008）也作了这样的拆分，同样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却得到如下不同结果：少年抚养比对储蓄具有正的影响，但影响不大；老年抚养比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我们认为，由于人口省际流动越来越频繁，社保全国调拨与统筹不断推进，国家总体数据远比分省数据有说服力，而且后者还容易将问题人为地复杂化。另外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将中国的外部经济不均衡考虑进来。陈智君和胡春田（2009）作了这方面的努力，放松了Blanchard-Fischer跨期模型中人口结构不变的假设，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引入模型，得出为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经常项目顺差是最优的外部均衡目标，但没有给出实证分析。从开放经济的角度看，储蓄其实可以分为内部储蓄与外部储蓄。前者指国内储蓄，后者以经常项目顺差表现出来，经常项目逆差则为负储蓄。这样，如果储蓄率与人口结构有关，而经常项目顺差又是储蓄的一种形式，那么人口结构有可能成为外部经济均衡的一个重要变量。事实上，早在1958年，Coale和Hoover（1958）就提出了一个多年来饱受争议的假说，即一国生育率提高与婴儿夭折率降低，会产生有着沉重少年抚养负担（YoungDependency）的年轻家庭和年轻政府（部分源于二战结束后大量新政府成立），大量的消费使他们的储蓄与投资不足，于是不得不依靠外来资本流人，形成外部资本依赖（ForeignCapitalDependency），表现为经常项目逆差。亚洲就是典型的例子。但Goldgerger（1973）和Ram（1982）的实证结果没有支持这一假说。近40年后，Higgins和Williamson（1996）使用亚洲面板数据验证这一假说，认为近30年来亚洲的储蓄率上升，同样源于少年抚养比下降，于是亚洲已经或即将走出外部资本依赖的时期，开始输出资本，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但亚洲各国结论存在差异。而中国在样本期间曾经是完全资本流动管制，适用性也不强。那么储蓄率、投资率以及经常项目顺差与人口结构到底有没有关系？外部储蓄是在应对未来的老龄化，成年社会的经常项目顺差就是老年社会的经常项目逆差吗？经常项目顺差有没有可能是更多地来源于我国生产率的相对提升而非人口结构呢？本文试图以中国的经验数据来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抚养比分解为少年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总量关系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内部却是此消彼长，分解后更能说明问题。此外，文化因素导致的少年与老年抚养方面中国特有的行为方式也会被考虑进来。本文的结构如下：引言提出问题后，第二部分分析计划生育政策下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动态发展。第三部分在阐述变量数据后，分析实证结果。第四部分作预测，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二、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人口结构变迁人口年龄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替代指标就是社会抚养比。社会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人均抚养负担的指标。国际通行计算公式为：少年抚养比=（14岁及以下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100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100社会总抚养比=[（14岁及以下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100我们建立一个多期人口代际交叠模型来考虑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假设或定义：（1）假设生命周期为5期，分别为0-14岁，15-30岁，31-45岁，46-64岁和65岁及以上。其中，第1期与少年抚养比对应，第5期与老年抚养比对应，中间3期之和对应劳动人口。这样处理主要是为了与抚养比年龄区间一致，同时兼顾到各期时间基本相等，以保证各期增长仍然一致。（2）设定中国严格开始计划生育政策的1982年为基期，并假定基期的各期人口均为2人。（3）假设30岁左右为生育年龄，即代际差异为30年，这样，第1期人口为第3期人口的下一代。（4）定义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为：第一，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第二，如果夫妻双方同为独生子女则可以生两个孩子。其他各省市的特别政策忽略。（5）定义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为即使双方非同为独生子女也可以生两个孩子，而且假设其意愿也只是生两个孩子。表1为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带来的影响。表1：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第0期），人口结构保持均衡，抚养比稳定在均衡值67上。第1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少年人口下降，其他不变，少年抚养比下降，总抚养比由均衡值67降为50，人口负担开始减轻。第2期，少年人口与老年人口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第1期减少的少年人口在本期相应减少了劳动人口。少年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总抚养比均有所提高，但总抚养比仍低于计划生育前的67。这两期可以看成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期。第3期开始（近似地对应2013年），中国面临三种选择：I.继续保持计划生育政策；Ⅱ.在第3期或第4期放松计划生育政策；Ⅲ.在第5期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第一种选择下，第1、第2期的独生子女夫妻分别可以在第3、第4期重新开始生两个孩子。此时，少年人口不会继续减少，老年人口也没有减少，但劳动人口继续下降。到第4期时，总抚养比达到峰值100，人口负担显著增加。进入第5期后，第3期的非独生子女夫妻只能生1个孩子，于是又会重演1982年开始的抚养比变动规律。人口总量也会再一次下降。第二种选择下，在第3期或第4期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即无论是否独生子女，均可生两个孩子。我们前面已假设一对夫妻也只愿生两个孩子。这样，在第3、第4期，其实人口结构与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并无差异，同样的人口抚养比峰值仍会出现在21世纪40年代。或者说，现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于事无补，已无法缓解30年后到来的人口抚养比高峰。实际上，现在进入生育年龄的1982年后出生的孩子普遍是独生子女，按照政策他们已经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在这一政策下，第5期后，人口结构将重新保持均衡，总抚养比将回到67的初始值。第三种选择下，在第3、第4期不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至第5期，当第3期的非独生子女夫妻进入生育期时开始放开，允许其生育第二个孩子。这一政策与第二种选择其实对人口结构并无差异影响，只不过总抚养比67的均衡值会推迟在第7期而不是第二种选择下的第5期出现。现在来看中国的人口数据是否能验证这一推测。图1给出了1950-2050年共100年的中国抚养比数据。其中，2007年前为实际数据。1978年以前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口司数据库。1978-2007年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对其中部分缺失数据，利用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通过统计上的算术平均插值法进行估算。2007年后为预测数据，来源于周渭兵（2004）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保持不变情况下的预测结果。图1中，1982年中国开始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少年抚养比开始急剧下降，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总抚养比下降，至20世纪初下降至谷底。可以近似地将这段时期看成是第1、第2期，对应表1中总抚养比从67下降到50，人口红利出现。第3期近似地对应21世纪20年代，继续保持计划生育政策，此时，老年人口上升，总抚养比上升，至第4期2040年前后达到峰值。图1：中国人口抚养比变动图（1950-2050年）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口司数据库、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周渭兵（2004）。到2043年进入第5期时，计划生育政策面临一个调整时间点。此时，如果保持政策不变，人口变动将会重演第一次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总抚养比会再一次出现“75-100-50-60-75”的循环；如果届时放开政策，抚养比将在低的人口总量下回归至初始值67，且保持稳定。这样，结合中国的人口结构，我们可重新讨论计划生育政策。大众经常有个误解，认为老年人口过多会造成社会的脆弱，从而怀疑计划生育政策的可持续性。这种看法忽略了抚养负担不仅来自老年人口，还来自少年人口。根据表1的推理，计划生育政策的确造成了老年人口对社会的压力，但同时也减轻了少年人口的社会抚养压力，二者此消彼长，经过一段时间波动后，社会抚养比会重新达到平稳的均衡值。中国的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保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几十年后，抚养比会在一个低的人口总量上重新达到均衡值（当然，人口总量低是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或者人口总量低就一定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也需要作更进一步的思考）。如果我们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会有两个时间点，第一是进入第3期时，近似对应2013年。根据前面分析，是否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对解决2040年前后的人口抚养高峰已经没有差异。第二是高峰过后第5期，近似对应2043年，此时，如果不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总量将继续下降，社会抚养负担将重新经历前60年同样的周期；如果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总量将稳定保持在当时水平上，社会抚养负担也会稳定在较为合理的均衡水平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不可持续。就目前来说，放开这一政策可能已经无法应对到来的社会抚养高峰，而保持不变则有助于得到一个合意的人口总量。30年后是否需要放开，则取决于当时的合意人口总量水平。至于人口总量是否有可能如表1推理下降50%，这需要看政策的实际效果。理论上，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前30年，如果严格执行政策，妇女总和生育率应为1，但实际上，我国从未达到这一水平，计划生育开始后的前1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基本维持在2以上，2005年才下降到1.34。这解释了我国目前人口为什么没有达到表1推理中的下降幅度。三、实证结果分析（一）变量与数据为了说明人口结构对内外部储蓄的影响，我们选取宏观储蓄率（SR）、投资率（IR）和经常项目差额（NER），并假设经常项目顺差全部表现为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宏观储蓄率（SR）为当年储蓄占GDP的比例，投资率（IR）为当年投资占GDP的比例，经常项目顺差（NER）为当年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以总抚养比（GDR）、少年抚养比（CDR）和老年抚养比（ODR）来反映人口结构。以人均GDP增长率代表劳动生产率提升，以相对生产率水平（RPI）代表中国与世界的相对生产率增长差异，用中国与世界的人均GDP增长率之差表示；CRPI代表累计的相对生产率增长差异，基期为1978年，取值为零。数据来源于ERSInternationalMacroeconomicData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