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1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AnEmpiricalAnalysisofDeterminantsoftheChangestoCurrentAccountBalanceinChina李宏李彦①内容摘要：近些年来，全球经常项目收支的两极化日趋严重。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金融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下，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国际收支调整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全面系统地分析出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决定因素。为此，通过一些系列的实证检验，本文认为，经济发展阶段、人民币汇率、金融深化程度、人口年龄结构、政府财政收支状况、外贸依存度、贸易条件、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外国净资产额这些因素是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且，其中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深化程度、人口年龄结构、外贸依存度、贸易条件和外国净资产额这几个因素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短期波动影响也较大。关键词：经常项目差额主成分分析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决定因素Abstract:Inthelastfewyears,theglobalcurrentaccountbalancehaspolarizedmoreandmoreseriously.ItincreasesexternalriskstotheeconomicdevelopmentofChinawhenthereisaslowdowninworldeconomicgrowthandadeteriorationinglobalfinancialenvironment.InordertominimizetheimpactofadjustmenttothebalanceofpaymentsonChina'seconomy,wemustdoacomprehensiveandsystematicanalysisofdeterminantsofthechangestocurrentaccountbalanceinChina.Therefore,thispaperconductsaseriesofempiricalinvestigat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determinantsandcurrentacountbalance.TheresultsshowthatthemajordeterminantsofthechangestoChina’scurrentaccountbalanceincludethestageofeconomicdevelopment,RMBexchangerate,thedegreeoffinancialdeepening,theagestructureofpopulation,thebalanceofgovernment'sfiscalpayments,thedegreeofdependenceuponforeigntrade,termsoftrade,theamountofactualutilizationofforeigninvestmentandtheamountofnetforeignassets.Andthestageofeconomicdevelopment,thedegreeoffinancialdeepening,theagestructureofpopulation,thedegreeofdependenceuponforeigntrade,termsoftradeandtheamountofnetforeignassetsalsohaveastronginfluenceontheshort-termfluctuationinChina’scurrentaccountbalance.Keywords:CurrentAccountBalance;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CointegrationTest;VectorErrorCorrectionModel;Determinants一、引言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十分严重，其最突出的体现则是全球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日益加剧。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发达国家经常项目赤字过于庞大，其占GDP的比重严重偏高；另一方面，以我国为代表的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连续多年快速增长。随着全球经常项目顺差和逆差日趋越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这种经常项目失衡状况的可持续性遭到了广泛质疑，并且已经对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构成了威胁，对全球经常项目收支状况的调整已势在必行。面对日趋严峻的现实，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本国经常项目的收支情况，各大国际组织以及众多的国内外经济学者也开始纷纷关注各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情况，并热衷于探讨促成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诸多决定因素。①李宏：天津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彦：天津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2DebelleandFaruqee(1996)对1971-1993年21个工业化国家的经常项目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认为无论长期还是短期，财政政策对经常项目有显著的影响；实际汇率、商业周期和贸易条件对经常项目有短期效应；而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则对经常项目有显著的长期影响。Ostry(1997)测试了亚洲五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经常项目差额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除了消费平滑因素影响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外，外债水平和构成、宏观经济政策的弹性、投资效率、金融系统的完善程度等因素都与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有关。Calderon,ChongandLoayza(1999)采用回归模型对1966-1994年44个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与其它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国内产出的增加、贸易条件的改善和实际汇率的升值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赤字的增加，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和国际利率水平的提升则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赤字的减少。ChinnandPrasad(2003)采用横截面回归方法对1971-1995年的18个发达国家和81个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差额与影响储蓄-投资的宏观因素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财政收支和净国外资产存量（在发展中国家还有以M2/GDP表示的金融深化程度）是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中期决定因素，并均与经常项目差额存在正相关关系，特别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开放指数与经常项目差额是负相关的。GruberandKamin(2007)在ChinnandPrasad(2003)的基础上又纳入了一些新的解释变量如金融危机、政府制度的质量等对1982-2003年61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试图就近年来美国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和亚洲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情况作出一定程度的解释。全球经常项目的失衡问题同样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不过，相比国外的相关研究而言，国内的学者似乎更专注于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单一要素对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影响。杨柳勇(2002)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形成的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做了分析，得出“中国的高储蓄率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影响因素”的结论。他认为国内的高储蓄率不仅提高了投资率水平，也提高了经济增长率水平，使国内早早消除了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从而避免了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需要利用国外融资的问题。王信（2003）则是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变化进而影响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1989-2002年我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他认为我国9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平均约为2%，这与人口赡养率的下降有很大关系。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青壮年人口比重越高、人口赡养率越小，居民储蓄就越高，国民储蓄也就越高，进而形成了经常项目的顺差。而且，王信（2004）还就贸易条件对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的这一研究表明，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会通过抑制消费和减慢投资增速两方面的作用使国民储蓄-投资差额即经常项目顺差增大。孟晓宏（2004）、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刘伟和许雄奇等（2006）还就我国的双顺差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资本项目的正向冲击会在较长时间内改善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刘渝林、周靖祥(2007)则利用我国1982-2006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了协整检验。他们建立起来的VAR模型表明FDI与经常项目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贺力平（2008）还对经常项目进行了分解，并对IMF和BIS名义及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进行了比较，发现在最近几年，仅考虑汇率因素不足以解释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持续增多。总之，国外对经常项目差额变动决定因素的研究范围是比较广泛的，样本中既包括了发达国家，也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但是，国外的这些研究大多采用的是经常项目逆差国的相关数据来进行研究，很少有专门针对一国经3常项目顺差所作的实例研究，而我国的经常项目却恰恰是持续多年顺差。而国内就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决定因素的相关研究大部分是就单一因素的影响进行的分析，缺乏多因素的综合考察。而本文则试图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从诸多影响因素中提取主成分，并就主成分与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关系进行一系列的实证检验，从而分析出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因素，并就它们各自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大小进行比较。二、变量的选取和数据的整理在进行实证检验时，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进行建模：（1）被解释变量（Y）——经常项目差额/GDP本文要研究的是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决定因素，所以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自然就是经常项目的差额。但是，为了保证模型的真实性，我们必须要在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中剔除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定义为为经常项目差额与GDP的比。（2）解释变量——相对人均收入（X1）、经济增长速度（X2）、人民币汇率（X3）、金融深化程度（X4）、劳动年龄人口比例（X5）、政府财政收支状况（X6）、世界利率（X7）、外贸依存度（X8）、价格贸易条件（X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X10）、实际利用外资额/GDP（X11）、国外净资产/GDP（X12）。其中，本文用我国的人均GDP与美国的人均GDP的比值代表我国的相对人均收入；用GDP增长率代表经济增长速度；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代表人民币汇率；用M2/GDP代表金融深化程度②；用15-64年龄段的人口③占总人口的比例代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用美元的3个月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LondonInterBankOfferedRate）代表世界利率；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代表外贸依存度。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样本为1986-2007年各变量的年度数据。源数据中，经常项目差额、我国和美国的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WEOD)数据库，GDP、人均GDP、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消费者价格指数、政府的财政收支、进出口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和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来源于《国际金融统计年鉴》，M2和国外净资产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概览》，美元的3个月伦敦同业拆借利率的月度数据来源于BBA公布的LIBOR历史数据，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数据来源于海关的《统计公报》。除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可以直接作为变量的年度数据使用外，经常项目差额/GDP、GDP增长率、M2/GDP、政府财政收支差额/GDP、进出口总额/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实际利用外资额/GDP、国外净资产/GDP这些变量的年度数据是作者根据相关源数据计算所得，人均相对收入变量的数据是作者利用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分别对我国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进行平减后作比所得，美元的3个月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是作者根据BBA相关月度数据算术平均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