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论文

论漂泊生涯与客寓意识对杜甫后期乡思诗“诗性”与“史性”整合的影响--1论漂泊生涯与客寓意识对杜甫后期乡思诗“诗性”与“史性”整合的影响内容摘要：杜甫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今存一千四百余首。仅漂泊西南十一年间所创作的诗篇即占其作品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西南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所表现出的深邃思想内涵和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为我们展现了一位老而弥坚、不断追求的“诗圣”形象。杜甫以沉郁的客寓意识，飘零落拓之感，寄托了乡国君民之思，体现了其思乡诗“史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融合统一，实现了对传统思乡诗的超越。在杜甫研究的领域内，本文第一次较为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漂泊生涯与客寓意识对杜甫后期乡思诗的影响，论证了这种影响的性质——强化了诗性与史性的整合，提升其忧国忧民的儒家人文精神。关键词：漂泊生涯、客寓意识、乡思、“诗性”“史性”整合“客寓意识”一词出自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所著的《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一书。松浦友久指出：“纵观李白诗歌及生涯，我们深感他本质上是‘旅人’亦即行旅之人，他的诗本质上是旅人之诗，亦即行旅之诗。这并不是说，他只是像杜甫那样生涯大半在行旅中度过，而是以一言蔽之：他总为行旅之人，总有行旅之感，也即所谓客寓意识，这是他诗思（或诗质）的中心内核。”（1）“李白本质上是‘旅人’——行旅之人，永远的行旅者，不存在可以回归的实际上的故乡。不仅只有行旅，才是他生活的常态，诗歌创作的常态，而且，也许在他的观念上，他似乎也处于论漂泊生涯与客寓意识对杜甫后期乡思诗“诗性”与“史性”整合的影响--2这种永远的行旅（客）之中。他在临死之际希望埋葬之地不是蜀，也不是长安，而是晚年旅行途中所经之地宣城（安徽省宣城）。”（2）同处羁旅之中，杜甫的意识却与之适成对照。李白出川之后，终生不肯定居于一地。他以天地为逆旅，以漂泊为人生之常，有意在变动不居的生涯中求奇探胜。而杜甫壮游归来，则定居于洛阳与长安，并以之为故乡，漂泊西南时的客寓意识也是因此而发。李白终生游览名山大川，求仙访道，有如走马观花，故民间有水中捉月而终的传说。而杜甫为战乱与生计所迫履践的漂泊生涯，年深月久，历尽沧桑，直至最终沉凝于一叶孤舟之上。因之而生的客寓意识也有着相应沉重的内涵：飘零、落拓之感投映乡国君民之思，结晶而成的诗思，自然是沉郁顿挫而悲壮，迥然有别于李白的飘逸与清雄。如此沧桑的漂泊生涯也不能不对诗圣的灵魂起着某种锻铸的作用，不能不使他的思维情感结构有所改变，从而对他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倾向与内容产生相应的影响。通观杜甫漂泊西南时期的全部作品，不难发现，其中关涉乡国与君民的作品更明显地受到他漂泊生涯与客寓意识的影响。本文拟对这种影响的性质做一些探讨。“中国古代山阻海隔的地理状况，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思乡情愫作为农业社会、大陆文化的必然产物及其广阔的民俗背景。”（3）“古代中国的基本生产方式是农耕，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资料自然被特加看重，祖先崇拜与叶落归根的丧葬意识，也使人不愿久离故土，因而对故土的亲和感顽强地延续。”（4）安论漂泊生涯与客寓意识对杜甫后期乡思诗“诗性”与“史性”整合的影响--3土重迁，对故国故乡的怀念已经成为深厚的人文意识，积淀在人们内心深处，代代相传。王符《潜夫论·实边》称：“安土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5）扬雄《连珠》也认为“安土乐业，民之乐也。”（6）可见，“安土”，将思乡的文化心理成因一语道破。“对于原始的人来说，家的基本概念，不是可蔽风雨和遮盖家庭过夜的较长久的或临时性的建筑，而是部落的土地整体”，“单个家庭建立过夜住所那一小块地方是无关紧要的，土地才是他们的家”。（7）人人都热爱自己的故乡，当背井离乡时，固然会产生依依不舍之情，而长久旅居他乡的人，自然就会有更加浓重的乡思。而思乡与恋土，在中国古代常常是相提并论的。从古至今，无数的文人骚客给我们留下了感人的怀乡恋土的诗篇，“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诗经·东山》）；“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於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魏·王粲《登楼赋》）；“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南朝·齐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唐代高适有“遥怜故人思故乡”（《人日寄杜二拾遗》）。与杜甫同处一个时代的大诗人李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思乡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个作客他乡的人，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便不可压抑地阵阵袭来。诗人用朴实的语言，形象地勾勒了思乡人的内心活动，是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意境清新。但这里李白并没有明确点出故乡是哪里，故乡的概念在此是概括的、朦胧的。作为一个漂泊天涯的诗人，“当他引领遥望故乡，涕泗横流时，他演出的不过是充当行旅论漂泊生涯与客寓意识对杜甫后期乡思诗“诗性”与“史性”整合的影响--4角色的那个自我罢了。”（8）在此，故乡只是一个暌违已久，却思之不已、挥之不去的亲切、美好的事物，并没有具体的内涵。与此类似，李白的另一首关涉乡情的名诗：“兰陵美酒郁金香”中的乡思则是一种忧郁的情结。虽盘桓心中，非一般美酒与人情所能消释，其情也同样没有内在的结构。可以说，李白这类作品是中国大部分乡思诗的代表，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抒情的心理的诗性的文学，其中史性的成分很淡或缺少。而杜甫的乡思诗则是“史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高度融合与统一，它是典范个性体验的典型历史，更是伟大历史演义的壮丽诗章。杜甫的乡思诗是诗性与史性的整合。这种整合，首先表现在乡思诗的自传性上。杜甫漂泊西南时期，特别是在夔州滞留的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思乡念旧诗，其中少量是集中叙述自我经历的自传性质的，如《昔游》、《遣怀》、《历历》等均是，特别是《壮游》被清人浦起龙指出“是自为列传也。”（9）而大量的则是表现漂泊情怀和思乡意识的诗。这些诗也不时地流露出自传性和心灵化的倾向。如《江汉》一诗，就受到了杨义先生的注目，他说：“诗史思维自传化和心灵化的模式构成，实际上可以用杜甫晚年的一句诗‘乾坤一腐儒’来概括。‘乾坤’何其大，‘腐儒’何其小，但诗学精蕴便在乎极大与极小的两极综合，从而以大阐释小，以小折射大，造成宏观与微观，具象与抽象的互蕴互含，相形益彰的审美效应。”（10）其实，这样的诗并非绝无仅有，试看，作于阆州的《王命》中“深怀喻蜀意，恸哭望王宫”，难道不是一幅切盼代宗慎选镇蜀大臣而至于痛哭的自作写真吗？《征夫》论漂泊生涯与客寓意识对杜甫后期乡思诗“诗性”与“史性”整合的影响--5中：“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岂不又是一幅跻身战乱之中的一个流寓不定、走投无路的游子自画像？作于梓州的《岁暮》绘出的自画像更为动人：“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处于日暮途远，漂泊无助的诗人，感到天地在天天流血，愤慨于无人为朝廷出力，决心以死来报效朝廷。这是何等的慷慨激昂，何等的牺牲精神！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诗人把漂泊中的自我，无依无靠的自我，放置在救国勤王的风口浪尖之上，让内心去体验奉献与牺牲，这既是现实的自传化，也是心灵的诗化。他的乡思诗，我们一首首读来，有如翻开诗人一页页日记，上面历历记述着他漂泊的体验和感悟，记录着他的心路历程。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在他的《中国古代诗歌与诗学》一书中曾经指出：杜甫的《旅夜书怀》虽然没有标明具体的地点、时间，但读者确信这是杜甫人生中曾经有过的一幕。它有如日记，不同的只是较之日记，诗更强烈地集中于个人的某种体验而已。（11）然而，杜甫当时并非圣贤，算不上杰出人物，他只是一介平民，顶多只算是一名普通的官吏。因此，他的诗化自传，更具有典型的诗史性质。对此，日本人川合康三的论述，很值得注意。他说：“他（杜甫）既不是蔡琰那样典型的悲剧人物，也不是庾信、介之推那样时代政治、文化的代表人物，一个普通到极点的无名之辈，成为自传诗描写的对象，这一点却具有崭新的意义。尽管他撑不出历史上典型人物那样轩昂的气宇，但自具一论漂泊生涯与客寓意识对杜甫后期乡思诗“诗性”与“史性”整合的影响--6幅无可替代的、轮廓鲜明的面庞，这种人物形象的出现，就与既往的自传诗划出了界限，并呼唤了以后时代自传诗的新生。”（12）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杜甫乡思诗的自传性决定了它的诗史性质。最见个性的是杜甫的怀乡之情始终是和怀念故都之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经常把故都当作故乡来怀念。众所周知，杜甫在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都有住宅，都曾长期居住过。所以他多次自称：“少陵野老”、“杜陵野客”。最近，还有论者认为韦庄《菩萨蛮》中“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中的“洛阳才子”，即指晚年寄寓西南的杜甫。（13）这是杜甫以故国故都为故乡的自然基础。早在先秦时，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14）在古代中国，“家”与“国”、“乡”与“国”经常相提并举。可以说这是杜甫以故国故都为故乡的理性先导。屈原在他著名的《哀郢》诗中，曾写到“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以此表达了炽烈的爱国之情，开创了将京城当作故乡加以怀念的先例。也可以说这是杜甫以故国故都为故乡的情感先导。总之，京城是杜甫曾长期生活居住的地方，是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国家的象征，在杜甫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兼有故乡、国都和精神家园的三重身份。再加上年龄老去，空间距离遥远，战乱的激化，使他这种家国一体的思乡情结日益固结，日益深重。以此情结创作的思乡诗成为最能体现杜甫个性，最具诗史性质的思乡诗。确如黄庭坚所言：“老杜虽在流落颠沛，论漂泊生涯与客寓意识对杜甫后期乡思诗“诗性”与“史性”整合的影响--7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激发而然。”（15）杜甫刚到成都，把家安顿下来，由战乱漂泊中得到暂时的安恬，吟出“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为农》）这样恬静优美的诗句，并产生了“卜宅从兹老”这样终老于此的打算时，也并没有忘怀“为农去国赊”。“国”即是京城长安，他始终不能忘怀京城，不能忘怀国事。身居草堂，而诗人的感觉，仍是在漂泊之中，他的《野老》诗说：“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蜀中虽好，无心依恋，随时都在想望北归，逾越剑门之险。尤其是东都洛阳，尚未收复，始终是心中一个难解之结。在同一时期所作《恨别》诗中又一次提起：“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胡骑竟然在京都洛阳践踏长达五、六年之久，自己远隔四千里外为之日夜焦虑，而无可奈何，最近听到李光弼破敌于怀州、破敌于河阳，衷心祝愿他能乘胜追击，直捣叛军幽燕老巢。诗歌诗性地记录了漂泊四千里外，唐帝国一位子民对沦陷叛军之手的东都及大片国土的系心萦念。这显然是诗史、铭心刻骨的诗史。成都暂寓不足三年，杜甫便因乱避居梓州，一年后，又避往阆州。在阆州见到早开的梅杏之花而伤国难，作《早花》：“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腊月巴江曲，山花已自开。盈盈当雪杏，艳艳待春梅。直苦风尘暗，谁忧客鬓催！”诗人看到凌雪先春而开的梅杏之花，意识到春已归来，而国运也论漂泊生涯与客寓意识对杜甫后期乡思诗“诗性”与“史性”整合的影响--8当转盛，因而急切盼望由西京长安传来的好消息。诗劈头即问：“西京安稳未？”但是在这样偏僻的地方无人可以作答，因为：“不见一人来”，只好把忧虑压向内心，但仍然忍不住声言：“直苦风尘暗，谁忧客鬓催！”我担忧的只是国家的战乱，哪管自己作客的悲伤！从诗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漂泊者的乡国情怀，完全萦系在西京长安之上。为之想象，为之期待，为之忧心忡忡，而竟至于完全不顾自己客寓的苦况。以此自绘了一幅伟大的漂泊者的画像。此诗的成功，借助了一对中介意象，即早花——“盈盈当雪杏，艳艳待春梅”。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指出：“意象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又属于文学研究的题目，在心理学中，‘意象’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