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有感

1读《曾国藩传》有感摘要：“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近百年来，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责骂者也不乏其人。实际上是后人站在现代立场上去苛求一个古人。历史是多种复杂因素构成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看人看主流。对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更应以辩证的眼光去分析和看待，简单、片面地全盘予以否定或肯定，都是不客观的。相信历史会还原曾国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本来面目。随着人们对曾国藩其人其事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他的评价也会越来越趋于客观公正。好的方面，自当继承和弘扬，反之，则应摈弃和批驳。关键字：曾国藩历史清王朝功过曾国藩，一个在动荡历史中被忽略的人。对于封建社会的批判，让时代潮流掩盖了这位近代中国最显赫的人物。然而于其人，实乃不容忽视。梁启超对世人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褒之者敬称其：深谋远虑，沉稳持重，是国之栋梁；贬之者蔑视其：老奸巨猾，深不可测，是官场中的老狐狸；他被称作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又被叫作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他被视为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2人。又被斥为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纵观中国近代史，鲜有人像曾国藩这样，天壤之别的评价。然而，隐去历史的颜色，客观的看待曾国藩，其人，其事，不乏令人学习借鉴之处。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湖南双丰峰县人，23岁考取秀才，28岁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之路。作为政治家，在京十年间，他七次升迁十级，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第一勇毅候、官居一品。作为文学家，他是湘乡派的创立者，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作为军事家，他创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维护了晚清朝居的稳定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清王朝曾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于曾国藩，蒋介石则多次告诫子弟僚属“曾文正公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毛泽东“独服曾文正”。那么，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官运亨通之士，他身上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值得三位名人、伟人如此推崇？一是勤奋好学、学以致用。曾国藩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在理政方面，他提出“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3反对暴政、扰民，主张严惩贪官污吏；在治军方面，他提出“选将之道，诚为至要”，积极购买洋枪洋炮洋船，兴办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组建长江水师，用先进的装备武装军队；在文化方面，他推崇程朱理学，学术造诣颇深，著有《经史百家杂钞》，尤以《曾文正公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在发展经济方面，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要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等。这些主张，多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并为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二是重视人才，知人善任。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的腐败，而吏治的败坏又源于人才的缺乏。“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清王朝危机的重要措施。正因如此，他十分注重发现和举荐人才，只要确有特长，哪怕此人给他的印象不佳，甚至心存隔阂，他都不会以个人好恶决定取舍。所以，经他发现举荐的人才不可计数，大到总督、巡抚，小至到管带、营哨等，这些人为清王朝的稳固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成长与进步，曾国藩功不可没。三是百折不挠、临危不惧。曾国藩进京参加会试，两度名落孙山，但他并未气馁，而是愈加努力，第三次终于一试及第。他从29岁起开始记日记，持之以恒，直到在直隶总督位上去世的前一天。作为一介书生，他本不具备武将的优势，但却凭着顽强的意志，以“屡败屡战”的不屈精神，统领湘军，以少胜多，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在兵败岳州、九江受挫、祁门被困等多次战役中，兵将士气不振，几乎是身陷绝地，但他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终于稳定了军心，鼓舞了斗志，转危为安。四是虚怀若谷、心胸坦荡。左宗棠作为曾国藩的门生，因两人政见不和，多年不通问讯，外人传闻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当李鸿章问曾国藩“谁是当今第一4人？”时，曾国藩却说左宗棠雄才大略、为人耿直、清正廉洁，第一人非他莫属。李鸿章大惑不解，曾国藩称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人之间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私情。后左宗棠得知此事后，甚感惭愧。曾国藩在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期间，曾与归其节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虽然主要责任不在自己，事后曾国藩还是主动反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失误。无论是向朝廷上呈的奏折报告，还是给同僚下属、亲友的信件，他都开诚布公、言辞实在，从无掩饰欺骗。正因为他襟怀坦荡，易于合作共事，才成就了一番事业。?五是严于律己、勤俭廉明。曾国藩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要求都非常严。30岁时，他做了一件青缎马褂，只有遇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一次，30年后，衣犹如新；在南京总督府，他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纺纱织布，下厨做饭；他的诸位弟弟同在军中，在承担职责方面，他总是督促他们身先士卒，论功行赏时则让他们排在后面，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当他得知叔叔打着自己的旗号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劝阻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也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让地方官难堪或鄙视；他的儿子在其谆谆教诲下，也都非常出色，其中长子曾纪泽靠自学精通英语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外交家。“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所言：近百年来，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责骂者也不乏其人。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初衷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广大受压迫的农民寻求一条生路，但受传统文化和个人能力的局限，一旦打下江山，便视为一己私利，骄奢淫逸，因此不可能长久。如果因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就将其说成是“刽子手”，并将清王朝在“天津教案”事件处理上的不5当，全部归罪于曾国藩，而给其扣上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实乃有失公允。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毁誉参半。就我个人来说，我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很高的。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知其难为而为之，禀坚忍之性，修身齐家，终于在为一代名臣，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国藩善于相像，当自知自己当有所为也。天下多有以天资聪颖而耀人者，噪噪鼓舌，沾沾自喜，却不知道，为大任者，尊高于内，外守以愚，所谓海之容纳百川，以其善下之。国藩乃有道之人，可为儒家典范。就人格上讲，国藩远在洪秀全之上。对于洪秀全这个人，我们要把他同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加以区分，更何况，所谓拜上帝教，蒙敝一时尔，以这样的理念，建立国家是行不通的，想必洪秀全也没有做开国皇帝的雄心，当然他也没有为劳苦大众解除苦难的觉悟。说他是乱世魔王可能过了点，但有这样的因素。而曾国藩，奉忠孝礼义廉耻的儒家精神，立志做中兴之臣至少出发点是好的，不是自私的。这里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强求古人。我觉得国藩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在那个立场上，他做得无可厚非，而且是那个时代最接近成功的。依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句诗从一个侧面映了国藩的本质不坏。国藩不惜留下曾剃头的骂名，重典以治乱世。所杀之人并非私怨。在天津教案中，国藩不忍杀天津官员与百姓，虽内外交困，而尽力保全。国藩力办洋务，兴国兴清，在他心目中，国即大清，大清即国。作为一个人，他毕生有这么一个目标，忠于清朝、忠于国家，这是没有错的。当今我国经济虽有发展，而社会道德严重败坏，西方糟粕侵入。耀武扬威者，都是些商贾6优伶，这些人不事生产，追求享受，华众取宠，目无祖宗，此一派乌烟瘴气，正待如国藩之人横空出世，扫除虫蝇猴狼，还我中华大地忠孝仁义之正气，国之幸也。国家的法令太宽松了，思想上管束少了，政令不行，虱蚤乱蹦。不提倡老祖宗的文明不行，不用重典不行，重典后，可再宽松，一张一弛之道。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高官，曾国藩殚精竭虑维护朝局稳定，而被后世许多人斥之为“卫道士”，实际上是后人站在现代立场上去苛求一个古人。历史是多种复杂因素构成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看人看主流。对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更应以辩证的眼光去分析和看待，而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简单、片面地全盘予以否定或肯定，都是不客观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相信历史会还原曾国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本来面目。随着人们对曾国藩其人其事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他的评价也会越来越趋于客观公正。好的方面，自当继承和弘扬，反之，则应摈弃和批驳。参考文献：《曾国藩外藏内敛百忍之道》《曾国藩传》《曾国藩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