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日本银行赤字危机案例

20世纪90年代日本银行赤字危机90年代以来，素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称的日本，陷入了金融风险与危机不断的困境，战后50年苦心经营的财政金融体系在经济萧条、金融危机与社会丑闻的多重打击下，岌岌可危。尤其是银行赤字危机所产生的破坏力之大，影响之深远，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银行业曾经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强大后盾，但到了1996年底，却出现了连连亏损，20家主要银行中的16家银行赤字飘红，而这20家银行的总资产占全国147家银行总资产的74%。其中10家银行的经营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除樱花银行略有增长外，其余9家均为赤字，平均每家亏损16139亿日元（折合人民币700多亿元）；3家长期信用银行如日本兴业、日本长期和日本债券则家家亏损，平均每家亏损5200亿日元；七家信托银行中的3家，如三井信托、安田信托和日本信托也是赤字，亏损金额分别为133亿、151亿和40亿日元。赤字危机导致日本城市银行中历史悠久的阪和银行破产，它与在此之前破产的兵库银行分别成为日本战后第一家倒闭的城市银行和地方银行，开了战后日本大银行破产历史先河，令整个日本金融界震惊。90年代日本的银行赤字危机，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经济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要根源在于：其一、80年代资产价格的恶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异常“繁荣”，为90年代的银行赤字危机埋下了隐患。1986年开始以地价、股价连续暴涨为代表的泡沫经济诱使日本的银行业纷纷涉足房地产和股市。据日本银行统计，泡沫经济破裂对日本金融界的直接危害仅银行无法收回的贷款的呆帐就高达50万亿日元。其二、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旧经济体制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其三、超低利率和高干预是促使日本银行危机的政策因素。1986年连续5次下调利率，1987年2月降低到历史上乃至国际上的最低水平（2.5%）成为本世纪末的超低利率，与此同时，政府还9次调低贴现率，从6%降低到90年代的0.5%，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超低利率引起金融的扩张，对金融的高度集权和经济的过度管制在政策上有意无意地导致了这场深刻的银行危机。日本银行赤字危机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从国际因素看：它是世界范围市场经济竞争及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式变化的结果；从国内因素看；它是日本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逐步向工业社会过度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失衡，是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过分追求高技术化、高服务化，过度朝着日益脱离物质生产的方向发展所造成的，其形式之复杂、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超过历次危机而呈现严重的综合性萧条症状，从而使日本经济复苏乏力，摆脱危机困境无策。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在扣除汇率变动的因素后，日本的银行资产余额1991-1992年共减少了4000亿美元，1993年又减少了5000亿美元，呈连续递减的趋势。另据世界著名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1997年6月发布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体系和检测报告，61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按信誉度和资信的优劣依次为A至E级在多达58家E等劣迹银行中，发达国家18家，而日本的银行竟占了一半，以往以A级占主导的日本银行，1995年仅一家银行进入B级，多数竟沦为D级和E级。日本的赤字危机值得我国经济和金融部门的深思：第一，加快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强化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督体系。日本在70年代末就开始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进程，但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没有及时进行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及时建立起“新的规矩”。因此在金融机构营业状况的透明度、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和贷款的审查制度等方面都落后于其它欧美发达国家，管理上存在很多漏洞。正是这些漏洞为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投机牟利提供了方便，并为最后引发泡沫经济、银行赤字危机埋下了伏笔。第二，正确认识金融政策的时滞效应和宏观调节作用。从日本银行赤字危机的产生来看，日本金融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时滞效应是导致日本金融界危机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日本的投资或减税政策须先获得大藏省的首肯，调整银行利率也需要日本银行与大藏省之间就时间、幅度往返扯皮，历时2-3个月；再如，1986-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的后期膨胀是在日本已经提高法定利率之后出现的，这是早期超低利率政策扩张效应对经济活动的延续反映，这种延续即为政策后果与政策执行的时滞效应，政策的时滞往往给人们的心理预期造成错误的影响。第三，鼓励竞争进取，抑制金融投机，建立和健全金融机构的自律性风险机制。从日本金融危机的因果关系中不难看出，泡沫经济固然是赤字风暴的罪魁祸首和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而银行超低利率的扩张政策也为泡沫经济的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金融业务自身尤其接受存贷业务的商业银行抑制金融投机的自律性风险机制的欠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市场是繁荣还是萧条，金融机构内部必须有一个严格的风险防范机制，机构的决策者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超前意识，要有足够能力应付各种风险和危机，以利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