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现代化历程艰难曲折的原因探索

中国近代现代化历程艰难曲折的原因探索鸦片战争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急迫的救国救民历史任务的促逼下,中国人仓促地以采借西方文明的形式发起了近代化运动。从只根据于直觉、完全出于防御目的的被动姿态开始,经历了价值观裂变、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政治变革、社会全面革新、制度层次近代化、“人”的近代化等阶段。整个过程曲曲弯弯、峰回路转,迅速快捷但又浮皮潦草。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作了准备,但终究没能使中国“化”向近代社会。要找出中国近代现代化历程艰难曲折的原因就必须先明确现代化的含义。近代化也叫现代化，是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大变革，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它将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度的变化，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西方世界的近代化又称资本主义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近代化具有明显特色。近代中国前80年近代化可称为资本主义化；后30年又增加新的内涵，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近代化，亦称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现代化，是指近代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1、从过程上看：它发生在封建社会后期，贯穿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阶段。2、从内容上看：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机器工厂取代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为主要标志，并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全方位变化的一场社会变革。在中国近代，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的转型，即从封建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繁荣富强和持续发展。二、中国的近代化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阶段（一）起步阶段（1840-1895）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主要是学习以科技为核心的西方物质文明阶段；这一阶段近代化还停留在经济领域，经历了由重工业到轻工业、由军需工业到民用工业、由国营工业到民营工业的历程，并逐渐向教育领域国防领域渗透。（二）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从甲午战争到大革命失败，主要是政治制度的变革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工业化迈出一大步，政治民主化开始并有突破，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与变革社会制度有机结合。（三）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从国共十年对峙开始到解放战争胜利，主要是近代化的艰难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化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缓慢发展。1、经济的近代化:洋务运动时期开始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外商企业刺激下，在洋务运动倡导下，中国资本主义民族工业产生，但发展缓慢；甲午战争后，由于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民族工业到19世纪末才有显著发展；戊戌变法试图推进经济的近代化，但很快失败；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后，中华民国鼓励和保护工商业，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加上一战期间欧洲列强放松侵略和有识之士大力创办实业，一战期间，中国经济近代化出现一个高潮，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1927—1937年，由于国民政府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民族经济有所发展；1937-1945年，国民政府借口抗战大力加强经济垄断，使发展中断；1945-1949年，美蒋勾结使近代化陷入困境。2、政治的近代化:维新时期提出君主立宪，设议院、兴民权，在变法时期对旧的政治制度作了不少改革，可以说是政治民主化的开端；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确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临时约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规定了人民享有自由和民主权利，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确立，但很不彻底；1922年中共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提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政治民主化又迈进了一大步；曲折前进阶段，由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政治非常黑暗。3、思想的近代化:鸦片战争后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洋务运动时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反对封建专制和礼教。中国共产党人则以俄为师，大力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找到—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四、中国近代化的特点①政治障碍重重:中国近代化受到内部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强抵制，封建地主阶级思想顽固、不思进取、不愿革新；官僚资本主义借助政权力量，对民族工业占有压倒优势，压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还不断遭到外部资本主义列强的倾轧、排斥和武力摧残，发展缓慢，历经曲折。②缺乏准备、发展畸形:近代化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技术、人才和思想的准备不足，它的推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是来自外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近代工业的产业结构不协调、不配套，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重工业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力、石油等工业尤为微弱；地区分布不平衡，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③缺乏正确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是先发展轻工业后发展重工业，然后农业近代化紧随其后，为工业近代化奠定物质基础。西方资产阶级先通过革命掌握政权，为工业化提供政治保障，并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来为近代化作充分准备。而中国是先发展重工业后发展轻工业，并且农业始终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近代化缺乏必要的前提过程。近代化一开始是由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则始终没有真正掌握过近代化的领导权。历届中国政府没有把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使近代化缺乏科技人才和较高素质的劳动者。④缺乏安定环境:自从鸦片战争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纷纷发动侵略战争，国内反动统治者经常镇压人民反抗，战争、革命不断，难有安定环境，发展非常缓慢。(三)很显然,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中国近代化过程有着显著的特点。特点之一,发起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动机,并非来自于本社会的内部,而是在外部的巨大压力下,在基本没有近代因素作前提的条件下,中国人仓促地采借西方文明,发起了近代化运动。因此这种近代化运动完全是被动的。用现时流行的话说,是“后发外生型”近代化。不仅整个近代化运动是在“御外”、“自救”的动机下,从军事领域发起的;而且各个领域,无论是军事、经济、政治,还是科学、文化、教育领域,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始点上,都是“救国”(诸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或类似的口号起了启动作用;那些在各个领域中第一次出现的近代化因素,如第一本世界地图集、第一次引进外国先进武器、第一家机器工业企业、第一台蒸汽机、第一个进化论历史观、第一次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等等,其背后也无不有着浓厚功利色彩的“救国”、“救时”、“制夷”的动机在驱动。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口号,更是这一状况的集中反映——“制夷”是“师夷”的动机,而“师夷”(采借西方文明)正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处。不仅近代化运动的启动,而且整个近代化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而主要是在外来接连不断、一个比一个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驱迫下,中国人迅速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变换择取更新的西方文明成果,从而使中国近代化运动表现为跳跃式的过程:当中国社会还停滞在小农经济阶段时,近代科学却已经在这个基本没有工业和近代教育的国土上传播和应用;当中国人刚刚能区别物理学与“格致”学的不同时,潜艇以至飞机已在中国工厂中出现;在市民社会尚未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还很弱小时,“民权”、“人权”、“平等”、“自由”等口号已经在各种出版物上频繁出现;还没等多数中国人完全理解“民权”、“平等”之类的概念,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政治潮流已轰然而起;当多数中国人对“共和”、“民主”还是一知半解、甚至基本不理解时,一些政治精英们已经在为完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教制度而奔忙。短短的80年间,中国人跳跃式地跨过了西方国家历经数百年才完成的近代化历程。这又导致中国近代化的发展程序往往是颠倒的。从整个中国近代化过程看,中国直到蒸汽机、声光化电之学落户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逐渐产生;政治革命发生、共和国制度建立后,近代理性源泉才被开启。在各个具体的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在经济领域,先是有作为尖端部份的军事工业产生,然后才有基础部分的采矿、冶炼、运输、通讯及轻纺工业的建立;在政治领域,先有议会、宪法及君主立宪制的提出,才有“民权”、“人权”、“平等”观念的提倡;在教育领域,先是有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技术学校的建立,然后才有基础部份的普通学校的出现;在科技领域,先有应用科学(如机械制造、化工等)的引进,然后才有基础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的学习和研究,等等。几乎全部都是实用性、尖端性部分在前,基础部分的“补课”在后,呈现出“倒宝塔”现象。特点之二,由于中国近代化并不是由社会内部的近代因素不断成熟、积累而形成的自然演进过程,缺乏近代化的物质的、观念的、社会条件的准备,因此从近代化的领导层来说,只能依赖当时那些具有一定的近代化倾向的权力精英,通过采借西方文明,发起近代化运动。尤其清末时期更是如此,不仅清末的整个近代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和实施主要是依靠当时那些身居高位、或至少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僚、士大夫或士绅们,而且绝大部分近代事物——从新式工厂的创办、西方科学技术的介绍、西式武器的引进、新式军队的编练、新式学校的创办,直至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改革,也大多是由他们承担或手创的。清末以后,这种近代化运动主要是由精英分子推进的状况基本未变。且不说1912年后的国家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近代化制度的建立是由北洋政府的统治者们承担的,就连最应当是群众性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即:它并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是由市民阶层推着领袖人物步步向上,而是由那些社会精英(革命派)们拽着群众向前走。这就使整个近代化过程表现为自上而下的逆向运动。应当看到,这种状况是历史所造成的。在当时的中国也唯有以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才能突破中世纪藩篱,迅速启动近代化。而且,也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量变运动,客观上影响和带动了自下而上的量变运动,带来了近代化的物质的、观念的、社会的条件的成熟和积累。但另一方面,近代化运动由权力精英发起、主持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近代的权力精英们基本上是传统营垒的旧人物,他们所主持的近代化运动是畸型的、不健康的。如:以实用主义的观点颠倒近代化的程序,从传统立场出发竭力使近代化停留于肤浅、偏狭的程度;而且还导致近代化过程中常常出现反方向效果:军事工业制造出的西式枪炮是用于镇压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君主立宪制度被试用于挽救封建君主专制,最新式的军队被用于支持最反动的独裁统治,等等。特点之三,由于近代中国并没有形成足以使社会大多数人接受、理解并投入行动的近代化的动机,于是强烈的危机意识下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便成了促使一部分中国人发起和推进近代化运动的动力。这个动机或动力固然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和进行,但它也从某一个方面造成了上述的特点——强烈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动机,使中国近代化在社会条件尚未成熟的条件下即行启动,跳跃式地、程序颠倒地进行,且只能由那些仍站在传统立场上的权力精英们充当主要承担者。而这些又致使中国近代化运动仅以满足功利的、实用的目的为限,不可能深入进行。以现代化理论中的三层次说来衡量,可以看到:器物层次的近代化,其主要表现应是工业化。但直至1919年时,仍只有量的积累,而远未达到质的突破——有工业而无“化”的程度。因为新式工业、交通、通讯、矿业等虽然已在中国出现,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只占有很少的比例,且远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农业经济。制度层次的近代化,其主要标志应是民主型的政治机构及制度的建设。但没有成熟的社会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