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战略思想中的“新国际主义”

中国对外战略思想中的“新国际主义”时殷弘摘要：一种可称为“新国际主义”的新成分早已被添入了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系统，那是在全球化和中国日益卷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浮现和发展的。这种“新国际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较迅速地增长的一些特定的诚信——一般相信多边合作、相信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相信跨国的非政治交往。自从30年前邓小平启动富含伟大创新性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92年他就国家方向和根本战略所作的锐意改革的南巡讲话引发中国经济持续腾飞以来，中国这个巨型国家已经发生了种种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在这巨大变迁的背景下，可以概览和分析中国对外战略在基本思想和实践上有什么主要的新特征。这里将主要集中于思想，包括对外战略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根本纲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当代最高领导（从邓小平经江泽民到胡锦涛三代最高领导）的意识形态有了一种新的复杂性。他们怀抱的“传统”意识形态作为他们的对外政策方向的基本原因之一，由三大成分构成：第一，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在此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信念；第二，中国的爱国主义，或者说中国现代激进民族主义；第三，“现实政治”（realpolitik）意识形态，或曰关于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思想，那当然远不是中国人或共产党人独有的。现在，一种可称为“新国际主义”的新成分早已被添入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系统，那是在全球化和中国日益卷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浮现和发展的。这种“新国际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较迅速地增长着的一些特定的诚信——一般相信多边合作、相信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相信跨国的非政治交往，既是鉴于它们对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助益，也是鉴于它们本身被认为具有的内在价值。“新安全观”和“和谐世界理念”等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新国际主义”的体现。此外，还有得到中国媒体大量宣传和学者众多讨论的中国外交的“多边主义”。同样，与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以来中国最高领导怀抱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总的“烈度”业已逐渐减低，除了在台湾问题和中国边疆领土主权完整性问题上。由此而来“烈度”减缓了的民族主义可被定义为“讲求实际的民族主义”，它的特征和它与中国民族主义其他基本形态的区别已得到了较好的展示和分析。中国最高领导的“现实政治”或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也增添了某些新内涵，亦即与先前相比，他们的“国家利益”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的“国际社会化”，即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利益”的很大一部分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融合或同化。鉴于其新颖性、宽宏性和蕴含的重大历史意义及价值观意义，和谐世界理念值得在此予以着重谈论。这一理念首先基于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正在经历的变迁。它们包括：与过去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已经并继续在趋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势问题，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表现重要，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日益增大，全球范围内国家（特别是大国）内部社会形态、基本价值及主要政策观念在保持异质性的同时显著增多同质性，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和全球性共同问题愈益突出。也就是说，“和谐世界”并非纯属空想或理想，而是在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中正在发生的一类重大动向。这一点在科学意义和历史方向意义上最为重要，尽管在未来并非全无可能发生世界政治性质的某种反向变迁。和谐世界理念也基于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行之有效的伟大实践经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在绝大部分时候和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国际交往，依靠广义的“软权势”，特别是和平贸易、国际协商和“微笑外交”。那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记录中极为显著，无可置疑。此类实践经验的一大动因，同时也是一大结果，就在于前面所说的“新国际主义”。与此同时，它也至少在同样大的程度上基于中国的大战略需要，积极提倡和切实推行它可以得到重大的战略裨益。这首先是因为与和谐世界理念密不可分的和平发展战略，该战略如下所述具有了不起的裨益，包括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最小化的成本发生和后果方面相对最可接受。与此相关的一项基本的战略常识在于：在国际政治中，经宣告的根本态势、根本祈求和政策宣示方式与实际的政策行动一样重要，甚至往往更为重要。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世界秩序观大相径庭，和谐世界理念代表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关于世界政治的应有面貌的价值观，宣示了中国自己的世界秩序理想。这价值观既有其历史传统由来，更有其现当代由来。在现当代由来中，最重要的是从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国际秩序的现代正义信念和首要国际政治经历。主权独立、国家间平等和弱小民族自决跻身于他们从现当代西方思想中选择出来的最重要原则。强国无权干涉弱国内政，各国人民有权自主发展，国际争端的合理解决办法在于平等协商，而非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强权政治。这就是当今中国政府主张或赞同的国际政治的最根本规范，也是和谐世界理念的最核心内涵。同样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根本纲领有了变更。它可以最简要地概括为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有明显的根本大战略裨益。和平发展在绝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广义的“软权力”，即和平的、非军事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使。所有这些力量的特征在于其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相对而言最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成本最小化和后果最可接受，因而兼具有效和合算这双重好处。不仅如此，在世界政治很大部分变化着的基本性质中，和平发展有颇为坚实的基础。如前所述，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正在经历重大变迁。在这变迁中，和平发展符合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具有获得伟大成功的相当大一部分根本保障。当然，世界政治并未与过去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然割裂。权势政治依然是当代和未来可预见的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大维度，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核心——外围关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深刻的内在矛盾也同样如此。战争的价值衰减趋势远远没有发展到使之消除殆尽的地步，尤其是美国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和依靠明火执仗的“硬权力”，即军事优势、有限战争、武装干涉和军事威胁。领土——军事安全仍有重大意义，军事力量仍有重大作用。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维持领土——军事安全仍将是处于前列的国家任务，并且因此构成世界政治议程上的重大问题。军事强权依然是国际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先进的武装力量和坚强的国防意志仍是在军事强权面前捍卫自己的一种必需。不仅如此，特别是发展程度有欠成熟和综合能力有欠充足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在全球化、发达强国、跨国资本和它们的各类权势载体面前有多方面固有的和新增的易受伤害性。对此，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应忘记，不应轻视，不应消极无为，也不应粗糙简单地对待。粗略地说，改革开放的根本精神或首要经验大概就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某种意义上说，“与时俱进”或“经调整去适应变迁”(adapttochange)是最重要的战略素质。它的一个根本认识前提，在于发现和辨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变迁或变迁趋势。就此，可以注意到中国对外战略形势（中国对外战略在其中运作的环境）的新特征，那就是重大的新麻烦迅速多样化增生，并且分散化表现。同时，也可以甚至必须就此做一些广泛和长远的思考。在其中，金融、贸易、生态、“全球公民社会”以及外交这几个领域的若干重要的晚近事态可能预示着某些基本的长远新动向。自中共十六大提出“战略机遇期”概念和此后提出“和平发展”以来，在我们当时理解和判定的世界大局和世界潮流中，很可能已经形成或至少正在浮现一些新的、我们尚未充分认识和足够重视的大动能，它们将与我们业已认识并据以确定国家方向和战略的那些基本动能一起，合成规定未来的世界。假如我们完全局限于在过去造就了伟大成就的基本判断和战略，使它们成为过于固定的，而没有记住世界政治大局和潮流的能动性（甚至是加速了的能动性），没有记住适应这能动性的必要，没有高度具备勇于探索、勇于实验、敏于审视、敏于调整的战略素质，那么我们有可能陷入一种当代史上中国和别国遭遇过的局面：一两代人时间里特别快地先后经历两番（有同有异的）世界政治大潮流，在前一番大潮流里生成、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战略模式过于固定，以致不能适应后一番大潮流，从而在一两代人时间里先盛后衰。在对外战略方面，目前尤其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下列重大的新问题：当代世界基本潮流与其变迁；美国权势显著衰减背景下世界力量分布格局的大变化及其给中国展示的机遇和挑战；当今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多方面的易受伤害性；中国国内两大“边际势力”（“左”的和“右”的）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基础或含义；“‘草根’（跨国公民社会集团）包围中国外交”问题和怎样突破“包围”和转化“包围”；近年中国对外战略、政策和理论思想方面与成就或经验并存的基本教训；中国对外经济战略和“政治文化”战略的创设、运作和优化。（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