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孝义市2017届高三语文热身试题（含解析）

2017年山西省吕梁市孝义市高考语文热身试卷一、现代文阅读1．论述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存形莫善于画”。造型，是绘画之所以以为绘画的本质属性，中国画也不可能是例外。而所谓造型，即以客观为对象的物我交融，以形似为前提的形神兼备的形象塑造，所以，它的基础是客观形似。这就是所谓“写实”，其实质决非真实的再现复制，而是典型地拉开与真实的距离。唐宋时期的中国画，我们通常称作画家画，便是在这上面用功夫，是谓“画之本法”。要想成为画家，必须过造型这一关。明清时期勃兴的文人画也即“写意”画，它改变了中国画的造型本质，而以笔墨为中心，对于形象的塑造，它注重的是主观和神似，而不再是客观和形似，这样的形象，区别于“写实”，又称“意象”。文人画家则又称“利家”，以区别于专业画家的“行家”，他的用功，主要也不在“画之本法”的造型，而在“画外功夫”的诗文、书法。但问题是，过不了造型关，却拥有极高“画外功夫”的偏才实在少之又少。所以，就如用钱锺书等个别人的成就，来否定高考、取消高考，大学的教育一定沦于“荒谬绝伦”一样，一旦用董其昌、石涛等个别画家的成就，来否定造型、取消造型，中国画的发展也一定沦于“荒谬绝伦”。然而，文人画家们以其居高的话语权，却恰恰以董其昌、石涛为例，否定、取消了中国画的造型原则。他们认为，从上古绘画的不能形似，到古典绘画的高度形似，再到现代绘画的不要形似，是不断进步，讲求机械的“写实”，则“直如照相机，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于艺术邪？”所以主张“写意”，就是“不与照相机争功”﹣﹣不想想，难道摩托车发明后，就得取消跑步比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画家普遍拙于造型，并以拙于造型为荣，工于造型为耻。所以，不仅新文化人发起“美术革命”，对文人“写意”画的风靡提出严厉的批评；传统的国画家中如张大千、谢稚柳等少数有识者，对文人“写意”画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它不过是中国画传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是池沼而不是江海。谢稚柳明确表示：“中国画是写实的。”张大千再三告诫他的学生：“要学画家画，千万不要学文人画。”反观坚守文人“写意”观者，把灵活性当作原则性，把特殊性当作普遍性，以钱锺书的成功为例坚决主张取消高考，“家家石涛，人人昌硕”，固然做到了“画之本法”的“形式欠缺”，又有几个具有“画外功夫”的“精神优美”呢？至以高考不过关就意味着具有偏才，以“形式欠缺”了就意味着“精神优美”，“逸笔草草”就意味着所发抒出来的就是“胸中逸气”，并斥高考过关者为庸才，“形式周密”者为“精神不美”、为匠气，在逻辑上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摘编自徐建融《常人岂可“无法”》）（1）1．下列对“造型”的理解和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A．造型是绘画的本质属性，中国绘画也是如此，要想在唐朝成为优秀的画家必须过造型这一关。B．造型即“客观形似”，在形象塑造上，追求以客观为对象的物我交融，以形似为前提的形神兼备。C．造型被认为是“阃之本法”，注重“写实”，但此种“写实”并非真实的再现复制，而是要拉开与真实的距离。D．中国画的造型本质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注重主观和神似的明清文人“写意”画便是特例。（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A．造型与“写意”是相对而言的，坚守“写意”、摒弃“写实”，是在否定画家画乃至中国画的传统。B．“写意”画风的坚守者认为不能一味讲求机械的“写实”，以“主观神似”取代“客观形似”是以先进取代落后。C．中国绘画史上虽然有一部分不重造型却拥有极高“画外功夫”的偏才，但不能用这些画家的成就来否定和取消造型。D．明清文人画家们认为“写实”如照相，千篇一律，在此影响下，民国画家也普遍拙于造型，并以拙于造型为荣。（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A．在画作形象的塑造上，文人“写意”画在塑造“意象”时更注重主观和神似，与“写实”画中的形象塑造有所区别。B．传统的国画家中的少数有识者，如张大千、谢稚柳等，也对文人“写意”画进行了否定和批评。C．认为追求造型就会“精神不美”，只要“形式欠缺”了就意味着“精神优美”的看法是荒谬的，在逻辑上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D．从绘画的皆遍性、原则性来看，写实是不容否定的；从绘画的特殊性、灵活性而论，写意也是值得肯定的。2．文学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平出门在外夏鲁坐在从延边开往长春的动车上，我有些寂寞难耐。两个小时之前，远在北师大读研的女儿打来电话，说房屋中介发来微信要收取房租。我当时无暇顾及，只好让妻子去处理。这时，他跟我搭话了。“你去长春吗？”“嗯！”“长春站很大……”是很浓重的农北乡下口音。我的脸离开车窗，不明缘由地看向他。这是位农民兄弟，他的身旁空座位上立着一个大大的编织袋，从形状上看，里面肯定塞满了被褥和锅碗筷子之类的东西。“我向你打听个事……从长春到公主岭怎么倒车？”他充满信任地将手里擎着的两张车票伸了过来。我接过车票，看到的是他的满头白发。他的白发那么夺人眼球，像顶着一头白雪。我不失礼貌地把票递还给他说：“我也说不清楚，下车后，你问一问站台工作人员。”这位农民兄弟很愿意重启话题，他毫无避讳地抬起粗糙的食指，搓动着鼻孔，调整了一下思绪说：“我这次去延边帮一个亲戚干粗木工活儿，也就是搭培植木耳菌的木架子。在出门之前，那亲戚说，只要我来，干一天活儿，给我﹣百五十块，不干活儿，一天也给一百块。结果呢，我有两天没舌儿，那亲戚也没钱。我想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小舅子不让我问，他在那亲戚家已经干半年了，比我会来事，不像我这么倔。他怕我说不好听的，让我回来。回来就回来吧，我也不想干了。我小舅子看我真不愿意干当天帮我买了车票。”我问：“你以前出来打过工吗？”他迟疑了一下，想了想，皱起眉头说：“三十岁那年出来过一次，在建筑工地上干力工，半年，﹣分钱也没挣到，腰还被砸伤了，以后再就没出来，心寒了！想不到这次出来又被骗了。”……广播里开始预报动车正点进入长春站的信息。我对位农民兄弟说：“不管咋样，下了车，你肯定要走地下通道。”动车停下了，车门打开，他抓起编织袋就往肩上扛，也许是体力不支，编织袋在他的手里晃悠了一下，我伸手帮了一把，编织袋扛在了他肩上。他在前，我在后，一点点走出车厢。这时，一位身穿铁路制服的男子向这边走来，我赶紧冲上去问：“往公主岭倒车在几站台？”那位穿铁路制服的男子停下脚步，看着我，又看看他，没有急于回答。我的这位农民兄弟及时地凑过来，探头探脑想听个明白。穿铁路制服的男子好像故意跟我们的焦急心情作对，他不紧不慢地拧动着手里对讲机的键钮，然后用嘴吹了一下，再次拧动，面无表情。我的这位农民兄弟赶紧递上他手里的两张车票。穿铁路制服的男子翻着两张车票，攥在手里，又开始拧动对讲机键钮，似乎他的注意力全在对讲机里。我极力控制着情绪问：“你能告诉我们，他在哪个站台倒车？”穿铁路制服的男子对我的问话没有回应，就像我这个人压根不存在。人流很快走光了，所有的人都拥向地下通道。我看着最后一拨人影儿，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挫伤。这样跟着耗下去等于自讨没趣，我一脸难堪地把这位农民兄弟甩给他。随他处理吧，我应该走了。我奔向地下通道，顺着通道台阶一步步往下走。那位农民兄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了。我停下脚步等了他一下，问：“搞明白了？在哪个站台？”“第五！”我看看表，离那趟车开车时间还有十三分钟，那位农民兄弟好像不知道时间概念，不顾一切往前跑。我像受传染，也跟着小跑起来，其实我是想跑到他眼前，告诉他，第五站台离这儿不算远，时间还来得及。可他已经跑进地下通道了，他面对着长长的通道，左看一眼，右看一眼，犹豫着，又不知往哪走，然后回头看向我。这时我正好跑下最后一级台阶，站在这位农民兄弟跟前，帮他察看通道口的数字：“三、四、五……”我话音未落，身后响起了一声呐喊：“你想干什么！”是喊我吗？我转回头，看见那穿铁路制服的男子站在我们刚走下来的那个通道口，怒目圆睁，竟然也开始顺着台阶跑下来。我想干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只是告诉这位农民兄弟第五站台在什么方向。这位农民兄弟很听话地在空旷的地下通道奔跑起来，那巨大的编织袋在他的肩膀上摇摇晃晃。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穿铁路制服的男子居然还站在通道里，身子一动不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妻子打来的，她说：“我刚把房租转入对方银行卡里”。我问：“你为什么搞这么长时间？”妻子无奈地说：“这不能全怪我，我在银行往对方卡里转款的时候，窗口人员让我反复确认信息，拖延了一段儿时间，他们怀疑我被骗子盯上了。”（原栽于《光明日报》2017年2月10日，有删改）（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一项是A．‘‘编织袋”在小说中一再出现，强化了农民兄弟的外在形象，暗示了农民兄弟的贫苦处境，也象征了他封闭保守的特点。B．小说两次写农民兄弟递上车票，而且是“充满信任地”“赶紧”，以表现他的真诚求助，反衬出求助对象的冷漠、敷衍。C．在向穿铁路制服的男子问路一直没有结果后，“我”最终把农民兄弟丢在一边，以此来表明“我“是有强烈的自尊心的。D．“我”好意想帮助农民兄弟，却被穿铁路制服的男子怀疑与制止，这种误解看上去不可理喻，却在深层次上反映了当前的现实问题。（2）小说首尾交代给女儿交房租的事，有何作用？请简要分析。（3）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农民兄弟，有人认为这篇小说并没有主要人物，它描写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群体形象与生存环境。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观点。3．实用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汪曾祺：诗意的栖居王干汪曾祺曾是一个被中国当代文学史遮蔽的大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新文学的评判依赖于海外标准，无论哪一条，他在其中都是游离的状态，不在文学思潮的兴奋“点”上。而今他在读者和作家中的慢热、持久的热，正说明文坛在慢慢消退浮躁。更进一步说，是在民族文化的自信重新确立的时候，他开始释放出迷人而不灼热的光芒来。他将现代性和民族性融为一体，将中国的文人精神与民间的文化传统有机结合，成为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汪曾祺的作品好像更适合晚间阅读。他的文字如秋月当空，明净如水，一尘不染，开卷慢慢进入，心也渐渐平静。故乡，邻里，同事，亲友，陌生的街道和熟悉的老屋，昆明的警报和上海的星期天，高邮的河流和北京的安乐居，都是作家笔下轻盈流动的笔墨意象。读罢，心灵如洗。注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年轻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20世纪80年代，汪曾褀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他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唤起了年轻﹣代对母语的重新热爱唤起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汪曾棋的作品，很少有大波大澜，很少有戏剧性，写的都是极其平常的生活，可依然时时闪现着文学的光彩。写日常生活。写市井生活，很容易沉闷，也很容易琐碎，但也是最容易见人性的。汪曾祺将老师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般来说，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诗化意味，而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少有描写，更少诗意的现照。这是因为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有着太多的烟火气，有着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法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在《岁寒三友》《徒》《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題材的小说中，他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市井，在他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了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他不仅是在小说中审美，而且日常也是按照美的原則进行生活的。比如，他喜欢下厨，且做得一手美妙的家常菜，他是有名的美食家，他认为那也是在做一部作品，并没有因为锅碗瓢勺、油盐酱醋影响审美。他做的菜也像他做的作品﹣样，数量少，品种也不多，但每次都有那么一两个特别有特点。热爱生活，在生活当中寻找诗意和审美，可生活并不全是诗意和审美。汪先生对此似乎毫无怨言，他身上那种知足常乐甚至逆来顺受的生活态度颇让我吃惊。很多人没有想到汪先生直到去世前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一直住他太太施松卿的房子，先在白堆子，后在蒲黄榆，都是施在新华社的房子。后来他搬到虎坊桥福州会馆街的一幢大楼，这一次，老先生有了自己的画室，他可以尽情画他的画了，他刚搬进去的时候兴奋得画个通宵。原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