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与和谐社会战略

中国社会问题与和谐社会战略——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视角罗燕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采取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宏观战略，中国社会便出现巨大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国际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认识，但基本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种是倾向于乐观主义的认识，主要是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角度，认为中国经济不仅总量实现快速增长，2005年已超越英法成为仅次于美、日、德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而且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加，无论是庞大的外汇储备还是占世界贸易6.73%的额度、乃至对能源的巨大需求无不触动着世界经济体系的格局。所以不少观察家坚定地认为，已经纳入全球化轨道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其发展在得到根本机制的保证后会一帆风顺，即使内政外交上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矛盾也不会撼动根本大局。另一种认识则不这么乐观，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所以得以顺利实现，其实存在一个前提，即具有改革倾向政权的强大存在，它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变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领导力。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了，那么中国看似乐观的整体趋势前景就很难预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一个社会或政权的危机可以从各种指标来判断，比如判断社会结构张力的基尼系数、判断社会行为失范的犯罪率与腐败、判断社会运行失控的各类突发事件、以及判断社会再生产能力的青少年社会化等等。从这些指标来审视中国的社会变革，似乎可以得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认识，偏激的如“中国崩溃论”，较中肯的如目前已有一定影响的“质疑中国持续发展能力论”。而无论是社会结构的失调、社会行为的失范还是社会运行的失控都会以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中国目前所面对并被困扰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类：一类是和个体社会适应失败相关的；一类是因为政策或制度失调所产生的；还有一类和社会结构的缺陷有关。在个体适应失败的社会问题中，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自杀。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报告，自杀在中国已成为位列第五的死亡原因，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意外死亡。中国每年约有25万人成功自杀，100万自杀未遂。自杀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占相应人群死亡总数的19％。自杀不仅涉及的人群规模宏大，而且开始出现向社会精英群体蔓延的趋势。2005年和2006年关于高校自杀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而且均突破了自杀是弱者行为的“常识”。2005年4月到7月中国最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接连发生三起学生跳楼事件，事件覆盖了本科到博士不同的学术培养层次。同年的9月，中科院高能所一位研究员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006年6月28日北师大一位博导跳楼自杀。这些事件均呈现出强烈的一致性。首先，在时间上它们多发生在4月到9月之间，这是学生就业和教师学年考核结果最终显现的时期，而2005年又是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后果真正凸现的时期。另一个共性是，事件所涉学府无一例外都是在高等教育改革浪潮中出台过激进改革举措的，例如北大的人事制度改革、北师大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中科院大刀阔斧的“裁员”计划。应该说，自杀只是该社会问题冰山的一角，覆盖之下的是更惊人的事实。据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做的大学生心理调查，我国近1/4的大学生出现过自杀意向，自我报告有抑郁、焦虑负面情绪的大学生比例也超过1/3。同样的问题在大学教师中也大范围的存在，并表现为各式各样的“职业枯竭症”。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如果我们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自身都迷茫无措，那么由谁来捍卫并构建我们的社会价值体系？抑或我们只能坐视象牙塔的倒塌并哀悼精神的失乐园？另一类困扰中国的社会问题则是与制度和政策失调有关的，其中最突出的是被喻为新的“三座大山”的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以教育制度和政策为例，基础教育中的中心校和示范校的建设，直接引发因教育资源集中所带来的“择校”行为，这使得学生的学业成绩很大程度上和其家庭能否支付这笔昂贵的“择校费”和“家教费”有关；而统一的高考制度加之高等教育的扩招政策在传统观念的发酵下，使得许多贫困家庭倾家荡产地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教育质量低但学费却昂贵一倍的二级学院或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制度最终运行下来的结果就是“教育致贫”——贫穷家庭要花更多的钱让孩子接受质量更差的教育，并直接承担扩招政策的后果找不着工作！与此类似的是住房问题，由于买不起房子，老百姓被迫把一生的储蓄放在银行，并因为不健全的银监制度而被低息借贷给房地产商建设商品房，转而再高价卖给老百姓。加之税收制度的缺陷，同样是一块钱，放在银行需接受国家20％的利息税，而投资房地产则因为对资本的优惠政策和各种税收漏洞，纷纷逃免。还有一类问题是社会结构缺憾所带来的，最突出的是三农问题。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缺憾，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就不断出现扩大趋势，近年来甚至出现农民收入的负增长，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大社会结构的张力，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实现内需主导的模式转变。应该说，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而且会削弱政府在民众中的权威性，因此无论是对社会稳定还是对政权的维系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丛生，学界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它是和我国社会转型密不可分的，并把中国所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界定为“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这样的观点似乎已经暗示了社会转型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必然，而社会问题则是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反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我们可以发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被简单地等同于市场体制的确立，而关于市场人们又普遍产生了一种迷信和顶礼膜拜的心态，认为只要以理性为基础、以利益为核心，凭借市场这只“万能的手”便可以在各个社会领域构建起一种更加公开、更加透明，更加自由、更加平等，乃至更加节约的制度。但是，在该理论体系指导下的我国教育市场化改革、医疗市场化改革和住房市场化改革今天看来无不问题重重。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制度的核心真的是利益吗？是不是所有的利益博弈如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都能达成制度性的平衡？是不是所有经此机制而形成的制度在成本上都是最节约的？对此，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作为制度分析和制度研究领域近年来兴起的另一支重要学派，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认为，制度虽然表现为文本化的法令规章和非文本化的行为规范体系，但支撑该体系的是一种为所有社会群体所认可的文化认知。如果制度可以比喻为一棵树，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认为它的根就是共同价值观；而不是如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制度根源于理性指导原则下的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因为利益是动态的，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行为对象、乃至行为者数目不同的条件下，哪怕是一个具体的人其利益的最终呈现都不可能保持稳定，何况人的理性是不完全的、感情态度等等都会影响到个体对自我利益的界定，在这样的复杂性前提下，利益博弈即使达成制度性的平衡，这样的平衡又能维持多久？因此，如果制度真的是以利益为核心，可以想象我们的制度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对个体而言便总是暧昧而难以捉摸；而当人们的行为失去稳定的社会性指导准则时，维系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也便无从谈起。因此，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国社会问题的丛生也许和社会转型有关，但社会转型并不是社会问题丛生的根本原因；真正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的社会转型是在一种不完全的认知体系指导下进行的——过度关注利益和理性，而忽视价值尤其是共同价值观的建立！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意义如果我们抛弃达尔文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关于社会转型的认识，即社会转型就是西方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也一定是历史进步的，那么社会转型对中国来说则更多地意味着围绕着一种共同价值观主动的社会构建。事实上，即使是西方社会，他们各自的社会制度和形态也是不同的，比如美国的社会制度和形态更多是围绕“自由”价值观而建立的，自由女神便是其化身，现在也已成为美国的象征；而欧洲大陆，尤其是西欧和北欧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则更多地围绕“平等”价值观而建立的，虽然平等的术语从equality(结果平等)演变成今天更普遍使用的equity(机会平等)，但显然平等价值观对于欧洲而言是核心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对于中国不仅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憧憬（vision），事实上它解决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在认知体系上过于狭隘（将社会转型简单等同于市场化）、欠缺整体方向的两个根本性的缺憾。而且，“和谐”是中国本土孕育并且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以它为核心，我们的个体利益的增加、整体社会的进步便都有了精神上的归属、文化上的归属，也便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中留下了真正属于中国人的探索模式，在国际大家庭中有了立足之境！另外一个由构建“和谐社会”所带来的重要启示便是关于政治的全新理解。在我国很长的历史传统中，政治都被理解为一种以权力为核心的利益分配，事实上这样的认识在我国不少普通民众心中也已经变得根深蒂固的，“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是，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存在一个普遍共同的价值观体系。事实上在价值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政治活动多是围绕利益展开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点；但是如果价值体系处于变动之中，那么政治的最高形态便体现为对价值观的操作，政治社会学便认为“政治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这在当前不少进入后现代并开始出现多元化社会中，开始凸现出来，比如澳大利亚、法国和美国等。很多时候，这些国家的政治家都是在应对来自不同社会群体（性别、种族、阶级、专业群体、不同性取向群体等等）对社会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冲击，维系共同价值观就是维系社会秩序、维系政权的稳定。对价值观保持必要敏感性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家的必要素质，事实上也是其政治生命力的源泉。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的提出，高屋建瓴地指向了我国形形色色社会问题滋生的核心，如果“和谐”的价值观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得以宣扬、传播和建立，那么我们疲于算计、战战兢兢于点滴得失的心灵应该可以放低；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赢得的将更多的是友谊而不是恐惧和敌视。当人紧握双手试图抓住什么的时候，除了带给自己内心紧张与恐惧，其实所获很少；而当人张开双手，拥有的是各种可能和机会。“和谐”价值观便是让我们试着张开手的力量。（责任编辑吕西）作者系：九三学社社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周孝正分析中国社会和社会问题2005-07-2714:16雅虎成长我说两句(加入讨论)转发至*中国社会的三个特点：1、经济体制的转轨2、社会结构的转型3、迅速进入高风险社会进入高风险社会是问题，比如北京年离婚率已经达到50%等等。但是进入高风险社会，它的好处就是社会充满活力。*社会学主要是研究社会变迁、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社会问题等一系列这样问题的学问。*中国的贫富差别是一个大的问题。还是一定要让一部分人先富。但是社会主义还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不能等同于同步富裕，但是也不意味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环境问题也是个大问题。中国的环境三句话：局部有所改善，整体仍在恶化，前景令人堪忧。边治理边破坏，治理的速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政府要保证公正。政府是裁判员，裁判员就要制定比赛规则，掌握比赛规则。订规则也得有规则，改规则也得有规则。*第一个社会问题就是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口基数多增长快，在数量问题的背后，掩盖的是更加严重的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2050年中国人口将接近18个亿。*高考制度，仍然是我国各种制度中最清廉的一种制度。是完成和保证社会垂直流动的最好的制度性的安排。高考制度需要改良，但是也需要时间。*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又一个社会问题。现在反腐败主张制度反腐，标本兼治。周孝正分析中国社会和社会问题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珠海，这样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因为前几年我们在北京编国家资源报告，其中有一个结论是北京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后来我们的领导说这句话太厉害，修改修改成北京已经不适合妇女和儿童居住，后来我们的领导就说了，既然妇女儿童都走了，我们男爷们还留着干嘛。实际上就是说，北京的大气污染非常厉害，如果不治理就不可以举办奥运会。我昨天来到非常美丽的这样一个清洁的生态的珠海市，我就非常高兴，因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