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论文(伤逝)

试论《伤逝》爱情悲剧的根源常永奇内容摘要：很多作家对《伤逝》爱情悲剧根源的探讨都是在“五四”时期内对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约束性和理想性，本文结合当今爱情观及现今爱情悲剧试论《伤逝》，表达《伤逝》爱情悲剧不是因为时期的局限，而是子君和涓生两人的爱情观不同，本就缺乏结合的稳定性，悲剧的发生是注定的。关键词：伤逝；鲁迅；隔膜；爱情观《伤逝》是鲁迅《彷徨》里面唯一以爱情为题材的一篇小说，历来有很多人对《伤逝》爱情悲剧根源进行探讨，关于子君和涓生爱情悲剧的实质，有人认为妇女解放缺乏经济支撑，导致了爱情的悲剧。我认为根源在于他们自身，他们的爱情观是不成熟的，是爱情观点的不同。爱情观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因而爱情观的不同决定了俩人不同的性格心态及行为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在社会和经济的压迫下，最终难免分离的悲剧结局。一我们先看看子君和涓生两人相恋的初期，“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顺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好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缺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1]”，一方面涓生是以子君精神导师的面目自居的，在会馆的破屋里，“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2]”但子君不是消极、被动的被启蒙者，而是积极、主动的觉醒者。在五四时代浪潮的感召下，在涓生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子君觉醒了，她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3]”。1918年，胡适翻译了《玩偶之家》，将易生主义介绍到中国，从此，娜拉成为年轻的知识女性崇拜的对象，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象征。于是，有机会接触到启蒙思想的新女性纷纷挣脱旧家庭的锁链，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和新式爱情。“按当时流行的理解，一个中国娜拉对自己的基本责任就是应该有爱的权利[4]。”子君，这个在中国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下的女子，为了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不顾家庭亲人的反对，不在意旁人的鄙夷与讪笑，勇敢而坚决地与涓生从相爱到同居。为了筹备这个自己的小家，她又不顾涓生的拦阻，执意卖掉自己的金戒指和金耳环。子君和涓生初期的相恋是幸福的，虽然是“五四”时期，但同大多数追求自由的青年男女一样，渴望着爱神的降临。为了爱的实现，子君走出家庭，断绝亲缘，并决然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正是这种强烈的生命激情感动着涓生，使他心中有说不出的狂喜，并预见中国的女性“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为了纯真热烈的爱，他们走在一起，结为伉俪。其实客观的看一下，他们之间的爱恋是单纯的、盲目的，他们只是在互相精神的吸引下走到了一起，这种精神，只是在不成熟的时代的一种不成熟的产物，至于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完全没有论及。涓生子君初始虽然真诚热烈地相爱，但他们爱的内涵是不相同的。涓生对子君的爱只是缘于她的果敢、她的思想进步和与众不同，并不甚实质，恐怕难以维系；而子君对涓生的爱虽然是那样的专注深至，但其内容也十分空洞虚幻、不切实际，只是“盲目的爱”。此外，从“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着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对会馆中那鲇鱼须的老东西和涂着雪花膏的小东西的窥视和鄙夷，子君是“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在寻住所时，“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5]”所以说，同居前，涓生虽然是子君精神上的导师“启蒙者”，但另一方面，子君却是涓生在空虚寂寞的人生中藉此前行的动力和勇气。不难看出，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本能的欲求和情感的需要。对涓生而言，爱是找一个可爱的人来爱并以此使生活充满意义和色彩，爱是生活的一种点缀，是手段而非目的。可谓是浪漫的爱情观。而对子君而言，爱是找个可依靠的爱人相守一生，爱是生活的归宿和目的。可谓是实在的爱情观。这种不同，决定了恋爱过程中，俩人性格心态及行为的不同。在旧的社会，这种爱情的结合显然是很难存在的，双方的结合是“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在“五四”变革时期，男女在追求自由的精神下，追求自我显然是他们最大的诉求，然而这种简单、盲目的诉求，很难维系多久。二起初结为伉俪之时，面对初次求爱（对待此记忆两人的变化也逐渐不同），“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羞愧，[6]”子君呢，“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7]”，“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后常须由她来补足，有她来纠正[8]”，“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视着，于是眼神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9]”，这个时候，他们已脑海中的印象和重提的热度已经不一样了，子君是纯真的、直接的，涓生是含蓄的、逃避的，两人的感情从最初的依恋和不顾一切，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罗洛·梅说：“任何意志行为都以愿望为其先捷条件的，愿望像一切象征过程一样，既有一种向前的因素渗透到将来，又有一个在后的据点提供动力。因此，愿望中既包含着意义又包含着力量。[10]”子君低微的愿望自然导致了她的生命激情与创造力量的衰减甚至丧失，而这无疑是对子君的人格力量的消解，因此两人闻必然会产生冷漠。罗洛·梅说：“恨并不是爱的对立面，冷漠才是爱的对立面。[11]”。冷漠局面的形成也等于宣布他们的爱情、婚姻即将走向死亡。同居以后，子君从一个觉醒者，从一个独立自主、勇敢坚强的女性，变为时代的牺牲品、涓生的拖累，在生存的紧要关头，被涓生借着“真实”的借口而抛弃，其悲剧命运有着深刻的原因。子君的落伍与悲剧有其主观的原因。她与涓生争取“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从一开始就仅仅局限在个人奋斗的范畴，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也缺乏更为远大的目标和志向，同居的目标一旦实现了，今后的路又该怎么走?涓生不知道，子君更无从理解，“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因此，刚刚走向社会的子君又只能重新回到家庭中，她整天忙着照顾涓生的生活，忙着喂油鸡，饲阿随，但这一次她是心甘情愿的!“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为了筹钱，筹来吃饭”。为了几只油鸡，她和小官太太明争暗斗。涓生的失业引发的生存危机、爱情危机，她竟不觉察，在两人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她竟然首先去喂养阿随，甚至把自己轻易都不吃的羊肉也拿去喂，原因只是受不了官太太奚落和耻笑“阿随太瘦了”。在她已预感到了涓生与自己的爱情走向结束时，她所作的努力就是“开始往事的温习”，逼着涓生将许多虚伪的温存展示给她。昔日勇敢地追求爱的自由，而今极力想挽留住“无爱的感情”，子君的变化何其大啊!当涓生借着残酷而虚伪的“真实”抛弃她时，子君的“脸色陡然变成死黄，死了似的”，眼光向虚无的空中寻找，拼命寻找那一根救命的稻草。最后，只能随父回家，在严酷和冷眼中走向“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三随着新鲜感和神秘感的消失，持浪漫爱情观的涓生不由地体会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这是生活的压力还未真正威胁到他们时的想法，因为涓生在“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12]”，并认为“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啊[13]”。后来，“可惜的是忙，除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涓生已经对子君开始失望和厌烦了。持实在爱情观的的子君满足于小家庭的幸福之中，甘心做个家庭主妇，整天为生活的琐事而操劳。这种满足使她安于平庸的生活，并渐渐地陷入小市民的斗争中，为了油鸡、“阿随”与官太太暗斗，在涓生被局里开除，心里很平静，觉得这是一种解脱，子君却变了脸色，在涓生自信的草拟求职广告，子君却很“凄然”，涓生翻译文稿需要安静，有阿随、油鸡的影响，子君“川流不息”地喊吃饭。在官太太嗤笑阿随太瘦时，在饭菜紧张时还拿饭菜喂它，甚至把自己近来不轻易吃的羊肉拿来喂它。为阿随悲愤，为饭菜出神，她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视为生活的目的和归宿，视为生命的支柱时间一长，他们共同的语言、兴趣越来越少，世界观、价值观出现了更大的差异。这些无疑使他们难以沟通，更不能理解彼此，以至出现了隔膜乃至裂痕。他们追求恋爱和婚姻自由，以为同居就是获得了自由。万万没有想到同居的生活，使爱情观不同的他们逐渐显露自己，差距日益明显，感情逐渐疏远。其实在开始，他们也意识到了这种不合与隔膜的严重性，都试图设法弥补，但往往适得其反。子君近来也不仅也“间怀有温暖的神情”，“而且对我也温和的多了[14]”，“但这反而增加了我的苦痛[15]”。心的背离是很难改变的，“记得有一夜，子君的眼里忽而又发出久已不见的稚气的光来，笑着和我谈到还在会馆时候的情形，时时又很带些恐怖的神色。我知道我近来的超过她的冷漠，已经引起她的忧疑来，只得也勉力谈笑，想给她一点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脸，我的话一出口，却即刻变为空虚，这空虚又即刻发生反响，回向我的耳目里，给我一个难堪的恶毒的冷嘲。[16]”“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她还是点头答应着倾听，后来沉默了。我也就断断续续说完了我的话，连余音都消失在虚空中了。”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们现在的感情已经使彼此觉得痛苦了，结合的目的何在，维系的桥梁又在哪呢？即使放到现在，这样的夫妻关系也是维系不了的，毕竟，他们才结合一年，现在的三年之痒、七年之痒，顺利通过的是什么？是沟通，无法沟通的夫妻注定要分离。“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17]”，涓生的想法已经很明确了，他对子君说，“我老实说吧：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18]”。子君“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出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渴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19]”。当时子君和涓生的心底是怎样的呢？他们都明白彼此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但是离异这件事毕竟对女性打击是最大的，况且当初她毅然决然地跟随涓生，不惜与家族决裂，等待她的是什么呢？她渴求的又是什么呢？子君临走时只留下一句话，托官太太告诉涓生，“她走了”，我想子君一直到死，都没有明白为什么她追求的自由，追求的幸福最后会落下如此的结局。涓生呢，“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20]”。临到子君死亡的后，涓生才想到，“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的冷眼中走过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21]”。四可以想象，子君面对理想的破灭是怎样的郁郁而终。“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地奉献她给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22]”。这就是真实吗？鲁迅先生在写《伤逝》的时候，最后让涓生反思，这种反思是无力的，在“五四”时期，他们的结局是悲剧，放到当代，多数情况下不会有阴阳相隔的结局，但是虚幻的破灭我认为是必然的，说与不说真实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追求真爱情的开始，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