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唐诗杂论》有感

重读《唐诗杂论》有感重读《唐诗杂论》的几点思考：————重读《唐诗杂论》有感原创：写游学报告的云云欢里一、作者简介本书出版于2009年，系以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全集选刊》为底本，增补了数篇文字作为附录。其著者闻一多先生，具有集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于一身的三重身份。在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闻一多先生对重读《唐诗杂论》有感本文内容：————重读《唐诗杂论》有感原创：写游学报告的云云欢里一、作者简介本书出版于2009年，系以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全集选刊》为底本，增补了数篇文字作为附录。其著者闻一多先生，具有集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于一身的三重身份。在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闻一多先生对唐代文学研究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二、内容介绍《唐诗杂论》，侧重在于唐诗。所谓唐，自然表明是一个时代；而诗，是一个时代的诗歌风貌。文中并没有逐篇地分析某位诗人的诗歌，整本书的特点在一个整字，从整个时代的文化气象入手，由时代切入诗人的人格特征。它不能被称之为诗论，而更像是史论。初唐诗显然是闻一多先生叙述的重点，从唐初五十年类书式的诗，从五代因袭而来的宫体诗风，唐诗开创期的变革着四杰，短短几十年，唐诗的文化风气极大地转变。这其中的诗人都不是作为一个个人，而是包含在整个时代内，他们是时代的诗人。《类书与诗》从唐初的文学被学术同化讲起，引出六朝时期的类书与初唐诗作比，初唐诗的构成程序正如类书的进化。唐太宗对堆砌式的文体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种畸形的文学的形成。《宫体诗的自赎》讲述宫体诗发萌至转变，最后完成自救的过程。宫体诗是梁简文帝时期南朝宫廷生活的产物，闻一多先生批评宫体诗是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庾信的北渡本应拯救宫体诗，但原本热性的北人也被逐渐影响。到唐太宗宴驾，宫体诗仍然兴盛。直到卢照邻、骆宾王的一声霹雳，刘希夷回返常态的复归于正，再到张若虚不亢不卑，冲融和易的《春江花月夜》，宫体诗的百年罪恶终于被赎清了。闻一多先生在《四杰》中指出，所谓的唐诗四杰文学徽号，无论从年龄、性格、友谊集团，还是诗歌创作形式、时代使命来看，这种并称其实是不妥当的。卢照邻、骆宾王年龄较长，性格浮躁，擅长七言歌行，与刘希夷、张若虚一脉相承，是宫体诗的改造者。杨炯和王勃则较为沉静，诗作契合，专工五律，是律变的完成者，与沈佺期、宋之问是志同道合的至交好友。盛唐和中唐，则是诗人的时代。孟浩然和杜甫是盛唐的两个典型，贾岛则不仅仅是晚唐的代表诗人。他们造就了一个阶段的唐诗风貌。《孟浩然》从颀而长，峭而瘦的孟浩然画作入手，写孟浩然始终仅仅临渊羡鱼的隐士一生，表现在他诗歌中只一淡字，可谓人如其诗，诗如其人。同时也指出孟浩然的诗作虽有质高之句，但数量太少。《杜甫》一篇，闻一多先生想塑造的并不是诗圣杜甫，而是讲述杜甫的一生：他家族的高尚品德，他早慧和血缘里的自傲，他郊游齐赵时的快意。最最有意思的是杜甫与李白的郊游。李白之于杜甫，恰如孟浩然之于李白。我一直认为天才式的李白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偶像，而闻一多先生的分析颇为有趣。先生认为杜甫与李白的交友，最初是倾心于李白谪仙人的风貌，而这种狂热逐渐冷却后，杜甫骨子里还是忧国忧民的那个少陵野老，他与天然出世的李白并不是一路人。他所忧愁的不是生命，而是现实。至于山东一聚后，两人又如何，先生在此戛然而止。《贾岛》，贾岛以佛为基，以儒为形，在晚唐的一隅描摹荒凉清冷的万物，自成阴霾、峭硬的情调。神奇的是，审美仿佛一个轮回，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贾岛也就成了唐以后各个时代共同的贾岛。本书还有一些零散的附录，及《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英译李太白诗》等文，在此不作过多说明。三、感想与评价并不是第一遍读这本书，初读时对唐朝的脉络并不了解，就如牛嚼牡丹生吞了下去，一些宫廷诗人甚至是第一次听说，对此书的初印象也只觉得行文风格如余光中先生般大开大合，文字随性转换，形散了，我也并没有抓到它的神。而近来，看过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和朱光潜先生的《谈美》后，我又重读了一遍《唐诗杂论》，才发现此书其实立了一个大框架。中国史学史的课上，听老师讲陈寅恪先生时，脑海中浮现的场景再一次出现了。陈寅恪先生在历史的根基上搭好了框架，就像宫殿已经搭好了梁柱，只待后人再补上零散的外壳和内部装饰。在最后看附录陈子昂时，闻一多先生点了几个点，列出了材料，只是没来得及写，这种感觉愈发浓厚。尽管如此，重读此书，仍有不少收获。（一）想象与固化：文学记忆中的诗人形象《孟浩然》开篇即对孟浩然画像的描述：颀而长，削而瘦，长白袍。这源于李洎的题识，闻一多先生对此赞叹不已：你在孟浩然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那身影，能不是‘颀而长，削而瘦’的吗？连那件白袍，恐怕都是天造地设，丝毫不可移动的成分。而这种形象，是孟浩然本人吗？或许是，《孟浩然集》编者王士源在序文里介绍孟浩然骨貌淑清，丰神俊朗，与夫陶翰《送孟六入蜀序》形容的精朗奇素一致，李白也写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一切描述，不正是白袍帽靴的布衣形象吗？而更直观的感受，是从他的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的身影，那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那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他的诗是淡的，他给人的感觉也是风神散朗。十有九人当如其诗，或人就是诗，这话不假。我于9月份写过一篇日记：今天看文学史的时候，忽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定格的形象。就很奇怪，所有人都是从学步儿童一直到耄耋之年。但比如李白，就是三十来岁白衣立于船头的模样，无论如何都有年少人的狷介和生气；杜甫则是四十出头的老者，每条皱纹都写满了对国家局势的担忧；韦庄、温八叉，()不知道长相怎样，总是被花间派词人朦胧的柔光虚化了。就像总觉得姜夔、杜牧一直是与桥边红药赏二十四桥明月的年少风流，韩愈隐藏在儒学正统谏迎佛骨下藏不住的长剑倚太行之昂扬正气，谢灵运字句之间不加雕琢就自带上位者的超脱随意，真的诗为心声，就算孟郊贾岛苦饰雕琢，还是掩不住地流露局促穷酸。诗人创造了诗，历史大浪淘沙后留下的诗又反过来塑造了诗人的形象，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虽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个诗人在不同人的印象里不尽相同，但依然会具有共性。造成这些共性的，一是史书对他们外貌的记载，二是他们在诗歌里的样子。这必是这些已有意象加以配合，才能想象出诗人。画家、雕刻家正是将这种抽象的概念翻译成具体的意象，才表现于作品。而具体的意象才能让平凡人移情于物，将无处安放、模模糊糊的想象投射到作品上。诗人的形象就此被固化。所以，虽然杜甫在语文课本上的画像并不是杜甫本人，我依然会觉得他符合一部分的杜甫，甚至很多人认为他就是杜甫，他的眼中眺望的是万里山河破碎。（二）求同与存异：以数字并称的徽号初唐四杰，名次记载不一，最为人熟知的顺序为王杨卢骆。从历史记载来看，此称呼在唐代就已得到极大的认可。《新唐书·;文苑上·;杨炯传》记载：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新唐书》卷二〇一《王勃传》记载：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为‘王、杨、卢、骆’，号‘四杰’。《旧唐书·;裴行俭传》亦提到四杰并以文章见称，杜甫有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为休。何为当时体？现代人多理解为诗歌，但根据以上历史记载，四杰并称应兼指诗文，偏重文章。()但无论如何，四杰并称似乎是毫无异议的文学徽号，张志烈先生在《初唐四杰年谱》指出：‘四杰’之称，必为四人并世且才名埒敌之时即已出现。但是闻一多先生第一次对四杰的徽号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一徽号就文赋而言是足以成立的，就时代使命而言，也大致适用。但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而小宗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闻一多先生认为在人和诗两方面，四杰天然分为两派。首先是性格上的不同，卢、骆年长单浮躁，王、杨年轻但较沉静。正是因为诗人气质上的个体差异，两派采用不同的诗歌创作方式来传达内在情感。一是诗歌形式的不同，卢、骆擅长铺张扬厉的七言歌赋。与卢、骆相比，王、杨要年轻许多，他们完全是在新体诗风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为了跻身朝廷，他们会自觉选择向沈佺期、宋之问这类文学主流创作团体的文风靠近，所以五律是王、杨创作的首选。二是两派的诗歌使命实则不同。王勃修正了宫廷风格，但从未远离这一风格，也从未像卢照邻那样，至少在某些诗篇中与宫廷诗实行彻底的决裂。卢、骆的歌行可以算宫体诗的救赎，他们将市井的放纵带入诗中，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他们与写做《代悲白头吟》的刘希夷算作一派，为宫体诗注入新的风格，但深刻程度远不如刘希夷。王杨的五律是对诗词格律的定型，他们开拓的是台阁体的境界，与沈佺期、宋之问一脉相承。1957年，刘开扬先生在《文史哲》发表了一篇《论初唐四杰及其诗》，对闻一多先生的这一观点表示质疑。刘开扬先生认为年龄和性格不足以区分某个文学并称，而闻一多先生强行区分两派文学上的异处，也是不可取的，卢骆《折杨柳》、《在狱咏蝉》、《梅花落》等五律，都有可取之处；，王勃的《采莲曲》、《登高台》等，也是很成功的七律。四杰除了写作七言歌行（只有杨炯没有七言传下来），还都在五言律诗方面为后来的建立者沈佺期，宋之问奠定了基础。四杰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共同反对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对立的局面，表现改造齐梁诗的倾向。且不论闻一多先生观点的对错及其他学者对此观点的辩驳，单单是提出这一质疑，便如盘古劈开混沌，像是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文学史上的数字并称不在少数：西汉的汉赋四杰；魏晋南北朝的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隋唐五代的文章四友、大历十才子；宋代的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永嘉四灵、中兴四大诗人；金元时的中州三杰、元曲四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公安三袁、吴下三冯、吴中四杰；清代的江左三大家、桐城三祖；等等。诚然，王国维曾经提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文学并称恰恰是所谓一代文学的代表，为我们分析前朝文学特征提供了重要的轨迹，而从古至今的人们也乐此不疲地创造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并称。应该说，将诗人放在整个时代中，放在时代的文学浪潮中，去研究数位文人共同的创作趋势及对当时文坛产生的影响，是正确的。数字类的文学并称，或是依据生活所在地，或是用姓名中国共产党同的字，或是依据其创作文体，或是划分其创作风格，看似有一定的根据。但令人遗憾的是，一旦一位文人被放在了并称的徽号中，尤其是带数字的徽号，其某一共性特质必然被凸显出来，而个性化的创作被有意忽略了。一位文人或许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当他们组成了文人群，往往会得到充分的关注。问题在于，一方面，文人的知名度由群体规模而提高；另一方面，历朝历代的人们对文人群的共性反复强调，形成印象固化，对其不同之点大多选择漠视，文人群中的文人不过千人一面罢了，文人的个性化何在？如此，反而掩盖了文人，妨碍了中国古典文化的解读。诗人是群体中的人，亦是个体的人。对于这点，或许是时代的面纱太过朦胧，当代人往往比后代人更清晰地看到文人群体中的个人色彩。建安七子可以说是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但是这七个作家由于各自的出身、经历、秉性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其创作个性也不尽一样。首倡七子之说的曹丕在《典论·;论文》里阐述了他们的异：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扬和而不壮，刘祯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可惜在后世文学研究中，建安七子的形象，基本是一样的面孔。前朝的徽号，多是由于文学创作风格的相似，而历史越是往后，数字徽号更是毫无根据，仅仅是一个符号。南宋诗人徐照、徐巩、翁卷、赵师秀因都是浙江永嘉人，又因其字中皆有灵字，便并称永嘉四灵；明代林鸿、王恭等十人仅因为都是福建人氏而并称闽中十子；清代江西魏祥、魏禧、魏礼因兄弟关系而并称宁都三魏。除了表达对其知名度的一定程度的认可，试问这样的并称有何意义？他们究竟在创作内容抑或是艺术形式上有什么共同之处，亦无从考察。这就出现了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