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调解工作总结范文

司法调解工作总结范文第一种模式：司法调解抽象的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无论是各行各业还是各个行政机关都在以人为本地工作。司法行业也不列外，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这就要求各级法院应把“和谐司法”的理念贯穿于审判和执行的全过程，加强法院调解，将调解从民事案件向刑事附带民事、行政案件以及执行案件延伸，大力推行民事调解、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行政协调以及执行和解等和谐的办案方式，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从而不仅在法律程序上解决纠纷，而且让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从产生它的环境中彻底消除，让社会关系恢复到或者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状态。本文就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作了探讨。关键词:司法调解；问题；对策I目录一、目前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1（一）立法层面及制度设计上的缺陷………………………………………………1（二）司法层面………………………………………………………………………2二、完善司法调解制度的对策………………………………………………………………2（一）针对立法之不足，完善相关立法……………………………………………2（二）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3（三）充分利用现有司法资源、提高法官的调解能力……………………………4（四）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及界限………………………………………4（五）在法院设立民事审前调解庭，实现调审分离………………………………4参考文献………………………………………………………………………………………6II浅析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无论是各行各业还是各个行政机关都在以人为本地工作。司法行业也不列外，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这就要求各级法院应把“和谐司法”的理念贯穿于审判和执行的全过程，加强法院调解，将调解从民事案件向刑事附带民事、行政案件以及执行案件延伸，大力推行民事调解、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行政协调以及执行和解等和谐的办案方式，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从而不仅在法律程序上解决纠纷，而且让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从产生它的环境中彻底消除，让社会关系恢复到或者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状态。本文拟就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作一探讨。一、目前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一）立法层面及制度设计上的缺陷1、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对具体适用调解的阶段并没有作任何规定，实践中往往是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才认为案件事实已清楚而进行调解，但在这一阶段中，双方当事人对抗性最大，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最小，同时也失去了更多的调解成功的机会。2、《民事诉讼法》对哪些案件必须经过调解并未作任何规定，而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只有离婚案件必须经过调解。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应拓宽必须经过司法调解案件的范围。笔者建议对家庭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劳动争议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及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导致涉诉上访影响稳定的案件必须先经过调解，调解不成判决时仍需要向向当事人阐明判决的依据及理由以减少涉诉上访、维护社会稳定。3、调解方案提出制度法律未作规定。由法官提出还是由纠纷双方提出，没有具体的法律界定，导致实践中司法不统一，即强制调解和消极调解的产生，不能体现私法上当事人的自主权和法官的诉讼指挥权。4、《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赋予当事人的无限反悔权不尽合理。当事人对于诉讼中达成合意的调解协议，其实质是一份协议，但因赋予当事人无条件的反悔权而致使协议对双方毫无约束力。从表面看，好像是赋予当事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一种放纵，也是当事人滥用处分权的一种表现。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之间就双方的1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行使了处分权，建立了新的契约，应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调解书送达时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否则，不仅对当事人调解过程中的草率行为起鼓励作用，有悖于诉讼效率和效益原则，而且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客观上损害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与法院裁判文书的既判力。5、行政诉讼未建立调解制度的缺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及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奠定了行政诉讼中除赔偿诉讼外不适用调解的基本制度格局。但是庭外和解却大行其道，行政撤诉案件大量存在。在原告撤诉的案件中，有大量案件是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而原告撤诉。在撤诉案件中，法院的随意性是很大的，一方面由于缺乏实体法上的依据，诉讼中的调解游离于制度之外不受法律的规制；实践中“和稀泥”、“以压促调”、“以判压调”、“案外调解”、“审判协调”等调解的异化现象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法院在行政案件中往往在各项利益的权衡下倾向于不表明自身态度乐于接受被告作出妥协使原告撤诉的结果。这种实际上采取了逃避司法审查，进行庭外和解的方法，这是与法律精神相悖的。当然，调解制度的引入并不必然使撤诉案件率下降，但是我们希望能为大多数的案件提供一个有法可依的平台。这如一位西方哲人说的，看得见的罪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见的罪恶。（二）司法层面存在着体制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司法人员的局限性。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司法人员的局限性，一方面，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关系纷繁复杂，大量纠纷涌入法院，但国家对司法领域的投入却十分有限，同时加上法官的流失，凸现了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中国法官法律素养的不足，凸现了司法人员的局限性。这与法官做调解工作须有耗时的不厌其烦的劝导素养和扎实的法学功底相矛盾。二、完善司法调解制度的对策笔者认为，完善司法调解制度应采取如下对策：（一）针对立法之不足，完善相关立法1、对调解适用的阶段作出相应规定，同时对“事实清楚”这一术语作出相对明确的界定，增强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做出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做出前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2进行调解。江伟教授、孙邦清博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第104条规定：“在判决作出之前的任何时间，人民法院都可以调解。”上述规定及建议稿虽然比现行法律前进了一步，但本文认为，为保障纠纷双方在法定期限内充分行使私法上的处分权，应进一步规定为：在判决送达之前的任何时间，人民法院都可以调解。因为“判决做出之前”在词义上与实践中容易产生歧义，判决的成稿或已签发打印、盖章与判决的送达还有一定的时间差，在一些特定案件和偏远落后地区甚至有数周的时间差。这样就有可能剥夺了当事人私法上的处分权，同时也有违现行法律赋予当事人和解权之嫌。但对这种全程调解，有人认为调解应止于一审判决做出之前，案件进入二审后就不应当进行调解。再审案件更应禁止调解，以维护裁判的正义和法的安定性。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在二审及再审程序中完全不适用调解也不可取，只不过应该以判决为原则、以调解为例外，最好在立法上应该对二审及再审的调解作出相对严格的限定。2、实行先行调解和全程调解机制。将调解置于诉讼过程中每一阶段和环节之首，作为办案人员开展工作的必经程序，同时将调解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和不同的诉讼阶段，根据案件特点，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调解，不放过任何一个调解机会，以使案件尽可能得到调解。如在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时进行“送达调”；询问被告答辩时进行“答辩调”；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后进行“即时调”；庭前准备阶段在交换证据时进行“听证调”；庭审阶段进行“庭审调”；同时法院发挥双方委托代理律师作用，促使当事人庭外和解，进行“庭外调”；以及在定期宣判送达前，应一方当事人请求进行“庭后调”。通过全程调解，实现立案阶段分流一批、准备阶段终结一批、庭审阶段化解一批、宣判之后平息一批的效果。3、取消无限反悔权。最高法院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法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而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在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当事人在调解时达成了协议，但在调解书签收时却提出其它条件或彻底反悔的情形。而在立法上，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三款、第九十一条的规定，纵容了这种反悔的情形。笔者认为，对于调解书效力的问题不能实行双重标准，应当将这一规定扩大适用于普通程序，取消无限反悔权。有条件的法院还可以采用当场制作并送达的方式解决调解书的效力问题。（二）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进行调解，调解方3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三）充分利用现有司法资源、提高法官的调解能力首先要通过学习教育转变法官的办案观念，使广大法官认识到调解结案是实现法律效果及社会效果相结合的最佳方式从而找准角色定位，提高调解意识和调解自觉性。其次要注重实践积累，不断总结调解经验，逐步提高自己的调解技巧及能力。可将法官的调解能力作为一个考评法官能力的一个重要要素以鞭策法官提高调解能力。增强法官调解能力。调解工作既是司法工作，又是综合性的社会工作，也是群众性工作，因此，调解对法官的素质和能力有很高的要求。民事法官要结合自身实际，加强学习和锻炼，不断提高做好调解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一是要增强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能力。加强法律专业知识学习，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善于从法律上准确把握和分析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理清调解思路，提出最佳的调解方案，确保调解工作依法进行。二是要增强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通过更多地深入群众、深入社会、深入基层，丰富自己的社会知识，真正做到把握社情、洞察民情，善于辨法析理，使调解工作更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增强调解工作的针对性和说服力。三是要增强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在提高调解技能上下功夫，善于选准调解的切入点、感化点和时间点，丰富调解方法，提高调解艺术，不断提高调解成功率。（四）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及界限调解制度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权力（利）基础上的，但是行政权力并非都是不可处分。“在我们的时代，只有很少的规则非常确定，不至于某一天会要它们出来证明自身作为顺应某个目的之手段而存在的正当性。”立法者无法穷尽所有情况而将法律制定得极其完备，因此我们面对的大多数是原则性的条款。在行政行为过程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具有很大空间余地，如对“公共利益”、“必要”、“重要”、“适当”等的理解，因此对于涉及此类自由裁量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应该说是可以适用调解的。但并非所有的行政案件都是用调解。调解制度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的引进和使用将大大改变我国行政诉讼现状，将其导入一个良性运行的状态；另一方面一旦滥用调解，将危及到我国行政制度和民主精神的基本价值。因此明确调解适用的界限是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起点问题也是终点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虽然现行法律排斥调解制度，但是基于现实的需要，调解制度的适用只是时间问题。（五）在法院设立民事审前调解庭，实现调审分离法官身份的双重性（同时担任审判者及调解人）令当事人对法官调解的中立性、公正性产生质疑。调解“指的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意见交换或者提供正确4的信息，从而帮助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场面”。而我国法院调解中扮演调解者的法官，虽说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但它与一般调解者不同之处是他的身份具有潜在的强制力量。因为调解不成,判决是最终解决纠纷的方式。实质上，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其强制力量已突破其自身的领域进入所谓中立性的第三者的领域，这时调解者已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调解者，而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