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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构主义叙事学NarratologyofStructualism2概念•“叙事学”(Narratology)也称“叙述学”,是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法国的一种文学理论,由于受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前期又称“结构主义叙事学”。主要探讨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叙事学诞生的标志是为巴黎出版的《交际》杂志1966年第8期,该期是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题的专刊,它通过一系列文章将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公诸于众。但“叙事学”一词直到1969年方始见于托多洛夫所著的《〈十日谈〉语法》一书。3概念•19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种种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力图从千变万化的叙事活动中抽象概括出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型。•1968年前后,叙事研究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向: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来被剥离掉的历史文化内容又重新回到叙事研究当中。•罗兰·巴特1970年出版的《S/Z》是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S/Z》分析了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撒拉辛》,巴特认为,所谓现实主义的“现实”其实是各种叙事符码组成的叙事成规的产物:“‘现实主义’艺术家从未将‘现实’置于其话语的起源处……起源处只是且总是一种已被写过的真实,一种用于未来的符码,循此可辨清者,极目所见者,只是一连串摹本而已。”4概念•巴特没有止步于结构主义的纯形式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现实主义叙事成规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些符码虽则全部来自书本,然而经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有的转体,便将文化转变成自然,这些符码仿佛缔造了现实和‘生活’。”•在巴特看来,现实主义的真实,并不是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而是叙事成规与意识形态相合谋的结果。•结构主义形式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相结合,这一研究转向意义重大。197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包括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逐渐走向综合。这种综合并不是回到传统的反映论,而是认为形式与内容是一个统一体,权力、意识形态和叙事形式紧密结合,不可切分。5目录•一、一般原则:“故事底下找故事”•二、普洛普:三十一个“功能”与七个“角色”•三、托多洛夫:叙事“句法”理论•四、格雷马斯:“行动元”与“符号矩形”理论•五、热奈特:“故事——叙事——叙述”理论•六、结语6一、一般原则:“故事底下找故事”•在结构主义者眼中,符号“说”什么可以不必注意,关键在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才具有意义的。英国当代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说:•“你可以把一首诗作为一个‘结构’来考察,而将它的每一项目仍然作为本身就有一定意义的东西来对待……但是,仅当你主张,每个意象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它与其它意象的关系时,你才成为一个合格的结构主义者。意象并不具有‘实体’的意义,而仅仅具有‘关系’的意义”。•他以一篇小说为例阐释上述观点。小说情节如下:•一个男孩与父亲吵架后离家出走,他步行穿过树林,结果落进一个深坑。父亲出去寻找儿子。他也来到坑边,向下探望,由于黑暗看不见儿子。恰巧太阳升到当头,照亮坑底,使父亲救出儿子。高兴和解之后,他们一起回家。7•非结构主义批评的解读:•社会学批评会认为这部作品反映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人际关系(代沟)之类的主题;•精神分析会认为作品体现了俄狄浦斯情结(“落入坑中”是象征求助母亲的子宫,或象征自我惩罚——阉割);•人道主义批评认为作品隐喻人类关系中的困境;也有人认为要从“儿子”(sun)和“太阳”(sun)两个词的相似关系入手进行分析。•结构主义批评则以一种图表使小说呈现出一种程序:•儿子与父亲吵架——“低”反叛“高”:垂直轴上“高”/“低”相对立。•儿子穿行树林——“中”:水平轴上的运动•落入坑中——“低”:垂直轴上“低”占主导地位•太阳升至头顶——“高”:垂直轴上“高”占主导地位•阳光射入坑底——“高”对“底”的屈尊•父子和解——低与高恢复平衡•一起回家——“中”:合适的中间状态得以完成。8•这种分析根本不看小说实际内容,而专注于它的形式结构。认为这个内在关系结构保持不变,个别成分则可能替换——“你可以用母亲/女儿或鸟/鼹鼠去代替父/子或太阳/坑等”,而“单元之间的关系结构仍被保持着。”结构主义主张:故事的“内容”就是它自己的“结构”。•例如:一个母亲和女儿吵架,女儿去花园和她的宠物鼹鼠玩耍。母亲过来叫她,她不理。这时,飞来一只鹰把她的鼹鼠吃叨走了。女儿伤心扑到母亲怀里哭泣,母女双方和好如初。•结构主义批评的特点•(1)不是评价性的而是分析性的——对作品的文化价值并不关心,从伟大的杰作到平庸的作品,都可以作这种分析。•(2)故意冒犯、拒绝小说的“明显”意义,却试图分析隐含的“深层结构”。9•另一位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论杰拉尔·热奈特也说过:“文学被当作无编码的信息已由来已久,现在有必要暂且把它当作无信息的编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过去人们总是注意作品的意义:表层意义和内容,忽视结构关系,现在应该开始注意后者,哪怕暂时牺牲前者也可。•这种观点,我们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也见过。斯氏主张“神话是由许多变体构成一类同时并存的关系”,变体下面是基本结构,要研究神话,只须找出其深层的基本结构即可。这就是所谓:“故事底下找故事”。•孙文宪说过:“绘画批评如果不讲色彩、线条,音乐批评如果不讲节奏、乐音,人们肯定难以认同。但是奇怪的是,文学批评如果不讲语言、技巧,大家却不以为怪。其实这很不正常。对于真正的文学批评来说,技巧分析应是任何一篇批评文字都不能没有的成分。”(补充:焦亚东老师关于小沈阳的例子)•具体到叙事作品,如果文学批评不关注结构和叙事,就相当于绘画批评不讲色彩、线条,音乐批评不讲节奏、乐音,仅停留在所谓“思想”、“意义”等内容层面,无法触及到“文学性”,终究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批评。10二、普洛普:三十一个“功能”与七个“角色”•弗拉基米尔•普洛普(1895—1970,V•I•Propp)俄国民俗学家,虽不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一员,但他的《童话形态学》(1928年版,又译《故事形态学》或《民间故事形态学》等)一书被视作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重要著作。对后来的结构主义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所以也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驱。•普氏一直从事民间故事——童话的研究。他对当时流行的“主题分类法”不满意。他发现“龙劫走国王的女儿”和“巫婆骗走了父亲的心爱之物”,实际上在功能上是一回事,他研究了一百多个俄国民间故事,发现在民间故事或童话中常常把“同一行动分配给各种不同人物”。于是他这种“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的人物的行为”称作“功能”。各种故事(童话)尽管细节交错纵横,情节纷繁各异,人物众多,但“功能”的数目却是极少的。11•“童话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缤纷,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辙,千篇一律”。于是,他得出如下结论:•A、“功能”在童话中是稳定不变的因素。如何实现或由谁来实现它们无关紧要。“功能”构成童话的基本要素;•B、已知“功能”在数目上是有限的(他从100多个童话中归纳出三十一个“功能”);•C、功能的顺序是一致的;•D、从结构上看,所有的童话都属于一个类型。12•这三十一个“功能”(详见后附)分布在七个行动范围内,每种范围又有相应的人物角色(七种“角色”):–反面人物(恶魔、巨人、龙、巫婆等)–为主人公(英雄)提供某种东西的人(捐献者、供养人)–帮助者(助手)–公主(或被追求,寻找的人)及其父亲–派遣主人外出历险者(送信人、派遣者)–主人公(英雄、寻找人或受害人)–假主人公(假英雄)在不同童话(故事)中,七种角色可由各种人物担任。有时一个人物担任数个角色,有时几个人物共同担任一个角色,这样,普洛普实际上已在许多童话下面找到一个由“角色”和“功能”构成的基本故事。13•附:普洛普归纳的三十一个“功能”(1)一个家庭的一个成员不在家;(2)英雄听到一个禁令;(3)这个禁令被违犯了;(4)反面人物进行了一次试挥或侦察;(5)反面人物得到有关他的受害人的情报;(6)反面人物试图欺骗他的受害人;(7)受害人上当并无意中帮助了他的敌人;(8)反面人物对一个家庭的某个成员造成了危害或伤害;(9)不幸或不足的情况被公布于世,英雄接到一个请求或命令;他被派遗或得到前往的许可;(10)寻找者或追求者同意或决定采取相应行动;(11)英雄离家;(12)英雄经受考验,检查、攻击等等,这为他得到某种神奇力量或助手铺平道路;(13)英雄对未来的捐献者的行动作出反应;(14)英雄得到了一种神奇力量(或助手);(15)英雄被转移、得到解救或被带到他要寻找的对象的周围;(16)英雄同反面人物直接交战;(17)英雄被打上烙印;(18)反面人物被打败;(19)最初的不幸或不足状况得以解除;(20)英雄返回;(21)英雄遭到追逐;(22)将英雄从追逐中解救出来;(23)未被认出的英雄回到家或另一个国家;(24)一个假英雄提出了无理的要求;(25)英雄接到建议去完成艰难的任务;(26)任务完成了;(27)英雄被认出;(28)假英雄或反面人物被揭露;(29)假英雄被赋予一个新面孔;(30)反面人物受到惩罚;(31)英雄完婚并登上王位。14评价•普洛普的这种作法实际上同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从复杂多变的“言语”中找出一套符号规则和系统——“语言”来的作法是一样的。普洛普当年默默无闻。当50—60年代法为结构主义盛行时,人们才重新发现了他。他的著作得以再版、翻译、流行。人们把他视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驱。•普洛普的分析方法还带有朴素的,感性经验的色彩,但毕竟开了“发掘深层结构”的先河,后继的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大师们则各逞擅场,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操作方式与范畴。下面的评述基本上是一种平行或罗列介绍。15三、托多洛夫的叙事“句法”理论•兹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Todorov,1939-),生于保加利亚的法国符号学家,现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被称为结构主义“年轻一代”的代表。他曾师从罗兰·巴尔特,有人说巴尔特开拓了叙事学的结构主义方向,而托多洛夫则是集大成者。曾以译介评述俄国形式主义著称,并极大启发了热奈特、格雷马斯和巴尔特等人。•托氏代表作有:《文学与意义》(论文)(1965);同年他又以《文学理论》为书名,将俄国形式主义论著编译成法文出版(1965),专著还有《诗学》(1968-1973),《十日谈的语法》(1969)。•后来随着视野开阔,他的研究从文学作品转向整个文化/象征系统。著作有:《象征理论》(1977)《巴赫金:对话原则》((1982)《批评的批评》(1984)16•托氏在同现有其它文论/批评方法的对照中提出自己方法的。他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文学批评不外乎两种:•一是通过文本探究文本之外的某些东西:作者或“社会”。这种方法否认作品的特殊性和自主性,批评家只是透过作品文本去研究人们感兴趣的某种批评对象:作者、社会或什么其它人。作品的意义只能外求于作者身世、时代背景等等。他把这种方法称为“投射”。他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批评,马克思的社会学批评都是投射方法的例子。•二是通过评论过程详细解释文本,它始终在作品内部进行,强调文本的独立性,但又成为一种死扣文本的,原子化的解读释义。这种方法重视作品的完整性,独立性,主张通过分析找出其特殊性,但往往割裂它同其它文本及文化符号系统的联系。他把这种方法称为“评论”。形式主义批评特别是“新批评”往往采用这类方法。17•托氏主张的则是一种坚持系统化原则的“诗学”的“阅读”方法。•它不同于“投射”之处在于:“阅读”不仅承认作品特殊性,而且承认作品的自主性,“阅读”并不否定“反映”观念,但它更尊重作品的独立,认为作品的意义不能外求于作者身世、时代背景等。•它不同于“评论”之处在于:“阅读”把对个别作品的关注同对作品诗学的较全面认识结合起来了。不仅把作品看作自主系统,更关注文本作为一个系统所处的地位,以及这一系统与更大系统的关系。从而避免了单纯死扣文本的解释和原子化的阅读。18•托氏认为,结构主义“诗学”不是要解释个别作品的涵义,而是要认识制约作品产生的那些规律。但它又不是从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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