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广电体制变革的现实动因和框架要求

新时代我国广电体制变革的现实动因和框架要求新时期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现实动力和框架要求：新时代我国广电体制变革的现实动因和框架要求摘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了新时代，广电体制也正面临着新的变革，这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技术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广电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和发展有着鲜明的中国逻辑。广电体制变革事关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为保证广电行业持续健新时代我国广电体制变革的现实动因和框架要求本文内容：新时代我国广电体制变革的现实动因和框架要求摘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了新时代，广电体制也正面临着新的变革，这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技术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广电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和发展有着鲜明的中国逻辑。广电体制变革事关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为保证广电行业持续健康地发展，其体制变革须在如下框架中进行，即坚持党、政府和人民喉舌的原则、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坚持媒体传播和发展规律的原则、坚持社会效益至上的原则等，以此才能保证我国广电体制变革的正确方向。关键词：新时代；广电体制；变革；现实动因；框架要求中图分类号：G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3-0012-03一、引言我国广电体制的变迁与我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不同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广电行业的特定要求。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广电媒体长时间处于媒体竞争的优势地位，但面对来势汹汹的网络新媒体，其地位也严重受到了削弱。甚至有专家认为：“电视台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打败了所有传统媒体，走到了媒体的巅峰，却在两年之间败于一个“小小”的微信。”[1]此言虽过于绝对，但广电媒体正在遭受网络新媒体的挤压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有研究显示：2017全国广播电视广告总收入1518.75亿元，同比下降1.84%，这是近年来广播电视广告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2]。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对党和国家提出了许多新要求[3]，也对广电媒体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为了更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国广电体制必须进行变革。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广电体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国家的广电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探讨我国广电体制变革的现实动因和框架要求则有重大的意义。二、新时代我国广电体制变革的现实动因我国广电体制变革是新时代广电媒体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具体言之，主要包括如下若干方面。其一，执政党自我革新的内在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语境中，作为大众传媒类型中的重要一种，广电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发挥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的功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凝心聚力，是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今天，中国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执政和有效施政，又都离不开大众传媒尤其是广电媒体的深度参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新问题、新挑战，时代是出卷人，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有新作为，而这显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自我革新的优良传统，也只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广电行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广电媒体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执政工具。广电媒体要在新时代发挥好舆论喉舌作用，则必须在体制上不断变革、不断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这不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电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新的内在要求。其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是广电体制变革的发生背景，同时也是广电体制变革的重要动因。在理论层面，表现为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必然要求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广电体制变革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相应的变化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必然；在实践层面上，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信息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原有的广电体制无法有效地满足这一需求，必须进行变革，否则就会被时代抛弃和淘汰，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广电行业的变革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必要的市场，广电媒体也就拥有了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总之，我国广电体制的变迁，在根本上是由我国的经济社会的结构变迁所决定的，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广电体制对经济基础再度适应的结果，也是广电行业为更好服务于经济基础而进行的具有明确自主意识的改革选择。其三，国与国之间的传媒竞争压力。不管是建国之后的30年，还是改革开放至今的这段时间，我国的广电行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改革开放后，我国广电行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成就，不仅广电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和媒介产品的传播力影响力显著增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多年的“村村通工程”“户户通工程”“西新工程”等项目进展顺利并取得重大成效，截止2014年底，全国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98.08%，全国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98.72%，2015年1月，直播卫星户户通用户超过1900万户[5]，更为重要的是，整个行业通过体制机制深化改革，获得了勃勃的发展生机，不仅广电媒介产品创作生产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而且随着产业科技化程度的提升以及“讲好中国故事”对外传播战略的稳步推进，广电行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也在进一步提升[6]。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美国家的广电行业利用资本优势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出现了若干有实力的跨国传媒集团。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它的广电媒体应具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否则就是不进则退。而且，在全球化语境中，国与国之间都面临着话语权的竞争和争夺，如果没有强大的广电事业的支撑，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就不能得到很好传播和呈现。显然，这种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促使中国的广电体制必须在改革中获得发展。其四，新媒体技术对广电媒体的影响。长时间以来，广电媒体是传统媒体大家庭中的翘楚，尤其是在广告经营上一直领先于其它传统媒体，即便是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也不能轻视广电媒体在媒体产业中所占的份额。但是，从趋势发展而言，深谙互联网传播规律的自媒体平台，正在改写媒体生存和发展的规则[7]，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自媒体传播中的应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广电媒体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从现实表象而言，广电媒体的经营和影响力正在被自媒体步步蚕食。正如前文所述，广电媒体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工具，广电媒体的存在和发展事关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因而如何应对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挑战则是关键所在。广电媒体除了在策略上革新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在体制上进行变革。可以说，新媒体技术的到来，使媒体融合成为了必然趋势，而要巧妙融入这一发展潮流之中，广电体制必须按照媒体融合的要求进行变革，否则广电媒体难有出头之日。所以，从这个方面而言，广电体制的变革也是网络新媒体崛起带来的结果。总之，我国广电体制的变革是政治、经济、技术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上述诸多动因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是广电体制变革发展的关键动因。以前是这样，今后仍然是这样。三、新时代我国广电体制变革的框架要求虽然广电体制的变革势在必行，但如何变革则成为必须解答的一个关键问题。广电体制不单是一套关于广电媒体运行和管理的制度体系，更是一套规约和管控意识形态传播的制度体系，因而变革广电体制须有一定的框架要求，否则就会偏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若干方面。其一，坚持作党、政府和人民喉舌的原则。人类进入媒介化社会以后，以广电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发广泛而深入，它不单是社会必不可少的信息传播载具，更是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和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但传播什么信息、传递什么群体的利益诉求，则成为广电媒体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国各级政府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谋福利，广电媒体坚持作党和政府的喉舌，在根本上也是作最广大人民的喉舌，因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且，党和国家的相关文件也明确规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是党中央的喉舌，各地方广电机构在宣传地方党委的政策决定时，首先要宣传和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广电体制变革，必须坚持党、政府和人民喉舌，忠实履行党、政府和人民所赋予的光荣使命，否则变革难逃失败。其二，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历史一再证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广电媒体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社会各阶层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宣传工具，不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要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8]。各级宣传部门是领导和管理广电媒体的具体机构，身上肩负着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决定的重要使命，只有在它们掌握着广电等大众媒体的基础之上，才能将宣传任务贯彻落实到实处，也正因为这样，在广电体制变革中务必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不能变。习近平在“2.19”讲话中明确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9]由此可见，广电体制变革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意义重大。其三，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发展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广播电视事业，不仅在《宪法》中有明文规定，即便在其它类型的法律条款中也有类似表述。例如2013年修订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就明确规定：“广播电视事业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可见，我国广电媒体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原则，是有法律规定和约束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变革我国广电体制理应坚持“两为”原则不动摇，这是由它的法律地位所决定的。需要注意的是，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原则，是我国广电体制变革和建设的宗旨。其四，坚持尊重媒体传播和发展规律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都有着丰富的媒体实践经历，他们深知新闻报道和媒体发展都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马克思在1843年指出：“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0]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明确指出“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对媒体传播和发展规律是甚为重视和尊重的。在广电媒体运行中，既有意识形态传播规律，也有产业经营规律，还有媒体融合发展规律，它们都共同起作用，因而广电体制的变革显然也必须尊重这些规律。其五，坚持社会效益至上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广电媒体应以人民利益为重。广电媒介产品具有经济属性，广电产业也已成为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3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将广电行业列入第三产业之中，虽然其经济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效益是广电活动的最高准则。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提出“思想文化教育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原则”的论断[11]。习近平总书记则更全面清晰地概括了新闻舆论工作和媒体工作的使命职责，即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由此可见，社会效益至上仍是当前变革我国广电体制所必须遵循的法则。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广电体制变革势在必行，它是由执政党的自我革新、经济社会发展变迁、新媒体技术影响、传媒竞争压力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但我国广电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和发展有着鲜明的中国逻辑，因此广电体制的变革须遵循如下框架，即坚持作党、政府和人民喉舌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