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与会计审计行为分析

非正式制度与会计审计行为分析非正式制度与会计审计行为分析关键词：审计，制度，会计，分析非正式制度与会计审计行为分析本文简介：2018年10月26日，由中国会计学会、中国会计学会对外交流专业委员会主办，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承办的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ChinaJournalofAccountingStudies2018年第二次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非正式制度与会计审计行为分析本文内容：2018年10月26日，由中国会计学会、中国会计学会对外交流专业委员会主办，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承办的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ChinaJournalofAccountingStudies2018年第二次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三十多所境内外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9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围绕会议主题“制度变革、非正式制度与会计审计行为”展开了热烈且充分的探讨。厦门大学会计学系主任杜兴强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的开幕式。在开幕式上，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叶建明教授致欢迎词;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张新民教授回顾了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的历程与成果，展望了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的前景。中国会计学会副秘书长田志心教授代表中国会计学会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简明扼要地介绍了CJAS期刊与中国会计学术发展的现状，并强调在中国会计学会、作者、审稿人等各方不懈的努力下CJAS期刊逐渐被国际学界接受，已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之一。最后，田志心教授对中国会计学会和CJAS期刊的发展寄予厚望。本次会议包含两个主题报告、邀请香港中文大学张田余教授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志峰教授分别就媒体关注与审计问题进行报告。此外，本次会议还设置了三个分会场进行论文汇报和交流。分别由重庆大学辛清泉教授、对外经贸大学陈德球教授、中山大学辛宇教授、复旦大学原红旗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周宏教授以及江西财经大学张蕊教授主持。按照高定位、严要求、优中选优的思路，本次研讨会从106篇会议投稿中遴选出18篇优秀论文进行汇报，并邀请CJAS期刊编委专家以及参会专家学者对会议论文进行详细而深入的点评和讨论。一、基于中国资本市场制度背景的媒体关注与审计研究本次会议特别邀请了香港中文大学张田余教授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志峰教授，分别基于中国资本市场制度背景发表主题演讲。(一)媒体关注及其经济后果张田余教授的演讲主题为“InformationfromTopandBottom:TheＲoleofTraditionalMediaandSocialMediainChinaCapitalMarket”。张田余教授认为，中国的会计学术研究应立足于中国的制度环境，中国的学者做中国的学术研究应有责任感，中国学者应聚焦发现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张田余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媒体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媒体改革和媒体的集团化;在这个进程中，媒体发挥着二元功能———既服务于市场化的信息需求、又服务于非市场化的信息需求。张田余教授的研究团队通过语义分析方法区分新闻报道中的语调及政策性关键词，将新闻媒体分为市场化的和非市场化的媒体。张田余教授研究发现，官方媒体传递了更多有关行业、市场、政策等方面的信息，而财经媒体传递了更多关于公司个体的信息，两类媒体影响投资决策的机制不同。此外，由于信息来源、信息内容、信息时效等方面的差异，自下而上的社会化媒体和自上而下的传统媒体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着不同作用。(二)国内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崛起及其经济后果杨志峰教授发表了关于“TheＲiseofLargeDomesticAuditFirms:CausesandConsequences”的主题演讲。杨志峰教授指出，随着本土大型会计事务所的崛起，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审计市场由高度分散化逐步转变为高度集中化;而中国本土大型会计事务所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行政部门主导的事务所兼并以及政府对本土大型事务所的扶持。近年来，虽然本土大型事务所的规模和市场份额均有所提升，但杨志峰教授的研究团队发现，本土大所与本土小所对小规模客户的审计收费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杨志峰教授进一步发现，与国际四大相比，本土事务所对小规模客户的审计收费不存在溢价;本土大所市场份额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小所分散的市场份额逐步集中到若干国内大所手中，而非源于抢占国际四大在中国业已控制的市场份额;本土大型事务所在人力资本投资、监管处罚等方面与国际四大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杨志峰教授强调，本土大型会计事务所在市场份额上的崛起的动力不是来源于市场化的竞争，而是来源于非市场化的竞争，本土大所做大的同时并未做强，本土事务所仍需要提升自身硬实力，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二、制度变革与会计审计行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制度的创新和变革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在此背景下，众多学者围绕制度变革如何影响会计和审计行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该方向汇报论文占总汇报论文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二。与会的专家学者分别从产权变革、制度压力、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财务报告信息含量、内部控制审计、分析师跟踪、结构化主体、业绩承诺、高管减持、企业战略等多个角度研究了正式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对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创新、崩盘风险、行政处罚以及会计稳健性等会计审计行为的影响。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是民营经济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次会议的投稿有两篇论文涉及这一主题，且经过匿名评审都入选了本次会议的小组论文报告。基于此，主办方与杜兴强教授别出心裁地将这两篇论文纳入同一小组进行报告，并请论文作者相互点评。这一安排直接点燃了听众的热情，小组报告厅内水泄不通，大家都怀着新鲜感来欣赏这一较为罕见的论文“撞车”和相互点评。厦门大学罗进辉和暨南大学史亚雅的研究团队共同关注到该议题。罗进辉、史亚雅采用民营企业创立时是否涉及公有产权改制作为衡量民营企业“原罪”嫌疑的替代变量，分别研究发现，背负“原罪”嫌疑的民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讨好政府和社会公众，借以提升企业合法性。进一步，罗进辉研究指出，上述正向影响随着地区制度环境的提高而减弱，“原罪”嫌疑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正向影响在不具有政府关联、注册所在地未发生官员变更的企业中更显著。史亚雅认为，在民营企业的形成、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原罪具有自我修复功能，因此，相比没有经历民营化改制的民营企业，经历民营化改制的民营企业在改制后会更积极地进行慈善捐赠;在民营化过程中实施向下盈余管理、内幕交易及掏空等原罪行为的企业，捐赠幅度显著更高。西安交通大学孙俊勤和复旦大学张楚君分别探讨了制度压力对会计和审计行为的影响。孙俊勤认为，政策带来的制度压力对企业的碳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该促进作用更显著。张楚君从监管处罚的角度分析了什么因素会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对具有会计舞弊行为的公司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张楚君研究发现，当监管部门对涉及会计舞弊行为的会计师事务所处罚越严厉时，事务所越可能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会计舞弊特征如连续舞弊的年限、舞弊的经济后果均显著地影响了事务所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华南师范大学徐思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朱大鹏讨论了信息披露制度对会计审计行为的影响。以深交所和上交所强制要求部分上市公司披露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Ｒesponsibility，CSＲ)为背景，徐思研究了强制性的CSＲ信息披露对高管晋升的影响。徐思发现，强制性的CSＲ信息披露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经济绩效，从而导致在强制披露CSＲ信息的国有企业中高管晋升的概率显著更低，这种抑制效应对地方国企和处于制度环境较弱地区的国有企业更显著。与此同时，徐思还发现，自愿性的CSＲ信息披露有助于增加高管晋升的概率。朱大鹏研究发现，财务报告的文本越长、与上一期财务报告的文本相似度越低，上市公司当期因违规受到监管机构处罚的概率越高;财务报告的文本特征显著地影响了关注企业的分析师人数以及分析师预测的离散程度，而与当期会计盈余中的可操纵性应计额无显著的相关关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嘉鑫和湖南大学丁方飞分别从内部控制审计和分析师关注等视角研究了内外监督机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王嘉鑫采用DID模型研究发现，相比自愿内部控制审计，强制内部控制审计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越强，这种促进效应越显著。此外，王嘉鑫认为，强制内部控制审计显著地提升了企业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湖南大学丁方飞则考察了分析师实地调研和分析师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丁方飞发现，分析师的实地调研活动越多，公司未来三年的创新产出显著越多;而分析师声誉和行业专长能增强分析师实地调研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丁方飞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实地调研通过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和强化外部监督来提升公司的创新产出，分析师声誉和行业专长能增强分析师实地调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中山大学汤晓建、李晶晶分别关注了结构化主体和并购业绩承诺对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汤晓建研究发现，结构化主体(StructuredEntities)恶化了公司的信息环境，从而提升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该效应仅在非国企子样本中显著，当上市公司将结构化主体的信息纳入合并报表披露内容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李晶晶认为，并购业绩承诺会提升公司股价的暴跌风险，关联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于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显著更强;并购交易双方自愿签订的业绩承诺对股价暴跌风险不存在抑制作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赵欣则关注高管减持股份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发现高管减持与会计稳健性显著负相关，即高管减持的幅度越大，会计稳健性的水平越低;与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相比，在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高管减持与会计稳健性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更强;公司规模削弱了高管减持对会计稳健性的负向影响。北京交通大学李高波则探讨了战略差异与商业信用模式之间的关系。李高波发现，交易双方的战略存在较大差异时，双方不容易建立信任，供应商倾于增加交易成本较高的商业信用交易、减少交易成本较低的商业信用交易。李高波进一步发现，内部控制环境削弱了战略差异与商业信用之间的关系，该效应仅在上市公司强制披露内控评价以后的年份中有效。三、非正式制度与会计审计行为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除了正式制度外，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非正式制度。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参会专家学者分别从媒体关注、政府关联、儒家文化、姓氏文化、家乡情结等视角探讨了非正式制度在会计审计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天津财经大学胡国强认为媒体关注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对企业创新及其未来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胡国强发现，对于媒体关注越多的企业，新闻报道之后其申请和被授予的专利数量显著越多;这种促进效应仅对非负面的新闻报道有效，而对负面的新闻报道无效。此外，胡国强发现，媒体关注强化了企业专利产出与未来财务绩效之间的正向联系。史震阳认为，纳税可能是民营企业建立政府关联的一种渠道，即民营企业可能通过向地方政府支付超额税收的方式建立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史震阳发现，民营企业超额税收负担与地方政府当期的额外财政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积极纳税的民营企业往往可以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优惠，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未来年度的经济绩效。张楚君认为，行政干预很可能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偏好出具标准的审计意见;会计师事务所的政府背景降低了其受证监会处罚的概率。窦超认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大客户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政府背景的大客户的行政级别越高、稳定性越强，企业的审计费用越低;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上述关系更显著。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约束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重庆大学李万利认为，儒家文化氛围这一非正式制度可以通过抑制管理者自利动机、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