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新进展：一个文献综述工商0601陈力1061330102【内容提要】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在70年代以来采用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使得传统的理论经历了一次划时代的革新，包括研究范式的突破，用博弈论、信息机制设计等方法论重新解释垄断行为理论、完全信息以及非完全信息下的企业行为，从而得到重新评估的结论，为政府推行管制措施以纠正市场低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关键词】产业组织/博弈论/信息机制【正文】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以来采用博弈论、信息激励等新的分析工具，使得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经历了一次大的突破，伴随着非合作博弈论、动态学和不对称信息被应用于产业组织的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中，使之大大超越了“结构―行为―绩效”的经验描述模式，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而众多的研究者对垄断、价格歧视、战略相互作用、策略性行为等传统问题运用新的理论得到重新评估的结论，更为某些行业的管制、规制等改善市场绩效的政府行为提供了政策性的参考意见。一、研究范式的突破直到20世纪70年代“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范式（即哈佛传统）一直是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杨惠馨，2000），按照这种范式，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行为产生市场绩效。这种范式遵循单向静态的逻辑，常常从各行业的跨部门资料中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经验描述(schmalensee,1986)，从而为政府实行限制垄断、维护公众利益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到80年代以后，随着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可竞争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等微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scp分析范式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丹尼斯?卡尔顿等，1994），批评者认为其理论体系分散，各变量之间的联系只能被解释为描述性统计，缺乏因果联系，对影响产业组织的更基本的外生变量如进入成本、学习曲线、技术变化等因素缺乏准确的计量（泰勒尔，1997）。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博弈论的引入，使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产业经济学也为博弈论的发展提供了用武之地。可以说，自70年代以来，博弈论和产业经济学是相得益彰的。今天，博弈理论已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的标准分析工具和统一的方法论（张维迎，1998）。在这种情况下，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式从单向静态转变为双向的动态的分析范式，不仅厂商行为由市场结构内生地决定，而且市场结构是过去厂商行为积累的结果，对多人、多期、动态的决策问题进行分析的一般工具主要采用了非合作博弈以及有限理性等方法。另外，计量经济分析和实验经济学与理论产业组织学相互交织，推动了产业组织学方法论的革命。二、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众多领域运用微观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使该学科的传统领域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有了全面的革新，在理论上产生了不少前沿性的课题。1.垄断行为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一个具有垄断力量的企业如何选择产品种类的问题，斯旺提出的恒定性定理(swan，1970)认为如果消费者仅仅关心总服务水平，如果生产函数为产出的规模报酬不变，则耐用性的选择与市场结构无关。消费者关心的实际上是复合商品的总服务。在所有的安排中，厂商要使生产这种符合商品的成本为最小。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其单位生产成本与产出无关，因此，耐用性与价格决定不相关。对垄断者提供的产品质量如何建立一个纠错机制，夏皮罗(1983)、克莱因(1981)建立了一个质量酬金模型，这一模型高度依赖于博弈的无限性，在这个模型中将实现下列均衡：消费者根据厂商声誉形成质量预期，t时期的声誉由垄断者在t―1时期所选择的质量来衡量，因此他们预期本期的质量等于本期的声誉；垄断者从初始价格开始，并一直索取同样的价格，也总是提供高质量，因为生产者担心削减质量损失声誉（由质量建立）租金，这种质量租金随着利息率的提高而提高，在一个无限期的博弈中，垄断者更倾向于降低质量，因为质量的下降需更长的时间才被消费者了解，必须提高质量酬金。克瑞普斯和威尔逊(1982)建立的不对称信息的声誉理论则在此基础上证明，只要消费者对厂商的技术及目标函数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即使是有限博弈，也会有声誉效应。在早期，不诚实的垄断者总是提供高质量，在长期中，他会在高质量和低质量之间随机化，一旦他提供了低质量会一直行动下去，也就是说如果时限充分长，贴现因子接近1，垄断者是诚实的初始概率即使小，也会导致客观的声誉投资。在白格威尔、瑞奥丹(1986)的跨期定价模型中，生产高质量产品比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成本更高，高质量的垄断者具有以高价格来显示其质量的动机，在需求中存在一个新老消费者的连续组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消费者的比重提高，削弱了垄断者显示质量的激励，由此得出一个递减价格路径。baron、sappington、milgram(1982)等人运用最优规制理论和最优拍卖理论，在卖者不知道买者的需求强度的情况下，推导出最优的定价，来解决垄断企业对消费者实行的价格歧视问题，进一步发展先前的完全价格歧视模型，而得出一个完全非线性定价模型，相对于社会最优来说，垄断者扩大了消费差别的程度，向低消费需求者提供一个相对较低的消费组合，同时使高需求消费者消费低需求者的消费组合的愿望减弱，从而从高需求消费者身上获得的利润增加。生产中间产品的上游垄断者与以中间产品为投入品生产最终产品的下游企业之间的纵向关系，特别是上游企业如何通过定价合约、特许费、零售价格持平、购买数量限制等办法解决上游对下游的监管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也是产业组织学中的传统领域，其中对于市场圈定问题是产业组织学者争论的焦点。有三种市场圈定：一种是上游圈定，典型的是零售业竞争模型(tirole,1986)，制造商可能对其零售商或批发商施加排他性的经营领域，不会给竞争性的零售商以销售其产品的机会。此外还使用价格挤压、搭配和不兼容性等方法来圈定市场（奥多沃，1981），一种是垄断化，通过兼并和排他性纵向约束形成上游或下游市场的垄断，包括横向一体化与纵向一体化，重点是纵向一体化对上游和下游产业的竞争结构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一种是作为进入壁垒的契约，长期租赁契约或规定巨额违约惩罚的契约是阻止进入者进入下游市场的通道，有学者在重新考虑了关于市场圈定的阻碍学说之后认为，尽管存在买者对垄断化的关注，以非效率的方式阻碍进入的长期契约仍可能被签订（阿根亚、博尔顿，1987）。在这一点上，芝加哥学派早就提出由于效率原因，买者不会签订一个可能加强供应者的垄断地位的契约(posner、bolbon,1978)。2.非合作博弈理论与战略相互作用寡头竞争企业的行为，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内容。近年来，运用非合作博弈理论分析各垄断竞争者的战略性交互行为，垄断竞争者可以使用许多不同的工具展开竞争，这些工具包括价格、产量、产品选择、广告、投资、技术创新等。假定企业在市场上只相遇一次，在伯川德模型中，如果企业之间进行的是价格竞争，即使市场上只有两个企业，均衡价格也等于边际成本。而伯川德悖论长期就是寡头理论中的薄弱环节，必须考虑替代的研究方法。解开这一悖论的办法包括引入规模报酬递减、生产能力约束、产品差异性等因素。特别是，考虑到生产能力约束，生产能力约束的价格竞争将产生与库诺特利润函数一样的简约型利润函数，事前进行投资竞争然后进行伯川德价格竞争的两阶段博弈的结果，与一阶段库诺特博弈的结果相同。但是这些结论依赖于一些假设条件，如果投资成本小，配给规则即使不同于有效配给规则，也不会产生库诺特后果（戴维逊、敦尼克尔，1986）。造成这一结果的，还由于缺少跨时间的价格竞争和产品差异化。以上的结论假定竞争是一次性的，而张伯伦1927年就已经提出的在生产同类产品的寡头垄断中，企业会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由于动态价格行为是难以分析的，有相当多的文献是在静态框架下分析动态问题，一般假定企业会预期到竞争对手对自己的价格选择会做出反应。但是这个方法论在理论上是不完善的，因为它没有服从博弈论所设定的规则。对多次相遇情况下的企业竞争行为，用动态博弈理论解释企业之间可能出现的默契合谋及在不同情况下的应用，如市场集中度、信息滞后、需求波动、成本差异、多市场相遇、削价等因素与合谋的关系，这些在最近时期逐渐发展起来，在下列情况下的假定使之越来越贴近实际：企业一般同步行动；无限时限；均衡的多重性；选择有效均衡引起的再协商问题（法莱尔等，1986）。企业选择产品差异性来进行价格和非价格竞争是垄断竞争企业的常态。萨洛普建立了一个模型来研究假定存在大量潜在企业的情况下，企业的进入和定位问题，考察了一个两阶段的博弈：在第一个阶段，潜在的进入者同时选择是否进入；在第二个阶段，在地址给定的情况下，各企业在价格上进行竞争。研究的结果表明，固定成本的增加导致企业数目的减少，以及利润边际的升高。运输成本的增加使利润边际升高，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数目(salop,1979)。艾可奥麦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三阶段的博弈，在其中企业先选择是否进入市场，然后选择在圆形上的地址，再在价格上进行竞争，提出对于二次成本来说这里存在一个自由进入的对称的均衡(economides,1984)。广告是造成差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巴特斯发展了一个关于垄断竞争的模型，结论表明信息性的广告在市场均衡中不一定被扭曲，竞争均衡导致了太多的广告和太少的搜寻，巴特斯模型的另一个结果是均衡价格的分散，当消费者通过搜寻而不是通过广告得到商品信息时便有此现象(1977)，后来有研究者进一步在其垄断竞争模型中找到了价格分散现象，通货膨胀造成价格分散，从而使搜寻潜在地有利，并增强了价格竞争（贝那布，1986）。夏皮罗以巴特斯的研究为基础，分析在寡头垄断竞争相互作用中的信息性广告问题。集中探讨了广告对个人需求弹性的影响，以及广告对可占用性和偷窃生意效应的影响（夏皮罗，1984）。3.完全信息与进入壁垒对于在位厂商与潜在进入者之间的博弈问题，鲍莫尔等人发展了可竞争性理论(1982)，根据这一理论，如果所有企业都可得到相同的技术，并且没有沉淀成本（但允许有固定成本），那么，即使市场上只有一个垄断企业，潜在进入的威胁也会使垄断者像竞争性企业一样行为，对于不同的需求和成本函数，自然垄断不可能维持。这一理论强调的是潜在进入（而不是现实进入）的作用，它迫使经济学家重新考虑对自然垄断企业的传统规制理论。盖马沃特与纳尔布夫利用消耗战范式论证了在一个衰落的行业，大企业将率先退出市场，把行业留给小企业(1985)。而隆德甘把这个模型扩展到存在完整的产品生命周期的情形(1986)。产业组织学一般是用一个典型的动态博弈模型即斯坦尔伯格模型来讨论进入壁垒问题。斯宾塞和迪克西特(1979)把上述两阶段的博弈模型扩展为三阶段的博弈，通过把斯坦尔伯格的数量变量解释为生产能力，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在生产能力给定的情况下，当人们解出了短期产品的竞争问题后，利润函数表示的是简约式利润函数；二是在位厂商的技术、购买信息具有一种先动优势；三是在生产能力是沉淀意义上具有承诺价值。后来有研究者运用上述模型，利用最小有效规模相对行业需求往往较低这一经验数据论证了进入壁垒不能解释在位厂商为何获得高额利润（施马兰西，1981）。更有研究者研究了多个在位厂商情形下的进入壁垒问题或者顺序进入模型，在这里进入遏制不是一个公共品，不会发生投资不足的现象，相反只有过度投资会发生（吉尔伯特，1986）。对短期资本积累与进入壁垒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基本理论必须注重，一是伊顿与李普西发展的浪费性租金耗散理论，租金只能通过过剩资本耗散，租金耗散对社会是有益的(1980)。而另一个极端，投资能创造留在市场中的长期承诺，斯宾塞和泰勒尔(1983)分别给出了资本不发生折旧的条件下的长期资本积累的动态博弈模型。在企业采取闭合战略的情况下，其结果是一个马尔可夫精练均衡，描述了企业可以怎样利用其投资初试优势，先动企业将对行业结构产生持久的冲击。后来雷诺兹分析了资本发生折旧条件下的投资行为，得出结论认为两家企业的稳态资本水平严格大于库诺特资本水平，因而两家企业在长期中都越过了各自的反应曲线(1987)。当然研究者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长期资本投资中的抢先博弈、企业引入产品的时序以保持垄断的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