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员自我鉴定的实践创新体会

团员自我鉴定的实践创新体会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理论的重大创新，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我国从传统社会管理迈向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标志，这可以从我国社会管理演变的历史脉络中去考量。一、我国历史上统治型社会管理及其特点我国的社会管理思想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自从中国历史上的首个王朝————夏朝建立开始，社会管理方式较之原始部落时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先秦时期，社会管理不再按照原先的血缘关系划分居民，而是按照地缘划分进行管理，并且设置专门的管理人员，运用国家强制力量进行集中管理，其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王权统治为中心，对社会进行分封管理，形成了天子立国，诸侯建家，卿置侧室(《尚书?伊训》)的社会管理格局。秦朝至清朝是我国封建皇权统治时期，这一历史时期，不管发生了多少朝代更替，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治观念始终没有改变，以统治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思想、制度和机制逐渐形成，日趋完备。一方面，突出皇权至高无上，垄断国家一切权力，由上至下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集权管理体制。但只靠皇帝一人是无法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统治的，因此，在集权的基础上又进行适当的分权，即按照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原则建立行政管理机构，实行郡、县两级统治;设立基层组织，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如汉代的乡亭里制度，北魏的三长制隋唐时期乡里村制度，宋代的都保制度，元代的村社、里甲制度，清代的保甲制度等等，这样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同时，对乡、里一级基层社会，还依靠宗法制度进行统治。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社会结构封闭而稳定，人们之间重视血缘和地缘，长老和乡绅在社会矛盾的调节和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统治阶级还注重通过思想道德教化实施社会管理。作为在封建社会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为社会成员设计了一整套的社会规范体系：规范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准则礼指导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规范家庭伦理的三纲五常将儒学上升为官学，通过四书五经作为唯一的考试内容,将科举制度用来思想管制，以君权神授来论证皇权至高无上的合法性，以此来实现通过思想控制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清朝灭亡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国家社会管理遭到破坏，社会秩序主要依靠民间基层组织维持。国民党执政后社会管理有所好转，人口管理、治安管理、教育管理和社会保障事业管理等也列入社会管理的基本内容，构成较为完整的管理框架。但由于当时中央政权、地方割据与军阀混战并存，在全国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社会管理制度，社会矛盾处于危机四伏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统治型社会管理时期，我国各种形式的民间结社逐渐兴起，并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一定作用。春秋时期，社作为一种社神崇拜与地域性的祭祀组织，有会党社会之说。春秋以来，突破血缘、家庭或氏族的结社活动逐渐兴起，比如,东汉时期的朋党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隋唐时期的合会，唐宋时期的行会，宋代的养济院、安济坊、四大书院，明代的同善会讲学会，清末的商会、强学会等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性结社。统治型社会管理时期，尽管开明的统治者为巩固封建统治，提出过人本思想，强调德治礼治，通过善待人民、休养生息等政策实施社会管理，允许民间结社有限地参与社会管理，但始终没有摆脱统治社会的理念和做法。因此，几千年来，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替不断。二、新中国成立后管控型社会管理及其主要特征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迅速清除各种丑恶现象和社会顽疾，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通过平抑物价、实行充分就业、保障基本生活物品供给、加强社会治安等管理举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社会生活秩序，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把所有的人都组织在一定的单位中，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府包揽一切的社会管理体制。有的学者将这种社会管理称为管控型社会管理，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实行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政府不仅通过统一计划、统负盈亏、统购统销、统收统支，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通过干部统一调配、职业身份统一确定、人员统一安置、社会事务统一部署、一切社会活动统一组织等，建立起以党和政府为中心、社会依附于政府的全能型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本身基本上没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二是实行以单位为基础的从业人员管理。单位既是工作组织，也是解决各种社会事务和落实社会管控任务的基层组织，既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也是社会管理的基础。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都成为一个个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单位组织，人们结婚、生子、疾病、丧葬、治安等都是由单位管理的，各种社会福利也都由单位提供，即所谓的企业办社会、单位办社会。三是实行以街居为基础的城市社会人员管理。政府通过街道————居委会体系管理社会无工作人员、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相对单位体制而言，街居体制实际上在社会管理中起辅助作用。四是实行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流动管理。为了使社会高度组织化和有序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管理的目标，就是使一般社会成员的就业和居住尽量固定。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严格限制社会成员在城乡之间、单位之间和不同职业身份之间的流动。一切国家所需要的人员流动和人口迁移，都是按照统一的计划有组织进行。最典型的就是出差办事、在外住店都需要带单位介绍信，没有介绍信寸步难行。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改变了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建立起高度统一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但是，也存在着固有的弊病：一是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成为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全能选手，社会自身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机制;另一方面，所有社会成员都被管理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之中,既缺乏对于社会事务的自治自觉，又阻碍正常的社会流动，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三、改革开放以来党政主导型社会管理实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确立，尤其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随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加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挑战，迫切要求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构建了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制定了社会管理基本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格局。这一时期的社会管理，我们称之为党政主导型社会管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出发点。社会和谐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对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做了深刻阐述，提出明确要求。二是以建立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为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从社会管理格局转变为社会管理体制我们党对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经过近10年的探索实践。三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并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四是以强化社会服务为依托。强化社会服务职能，促进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有机统一，是这一时期社会管理的重要特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更新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拓宽服务领域，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并从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社区建设，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等方面作出部署。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基本原则，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一时期，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进一步推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基本形成，虽然社会管理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具有一定的管理社会的色彩，但多元治理的理念和思路呼之欲出，为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四、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在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对社会管理任务和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把握越来越准确、运用越来越科学。党的十八大将社会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理念的与时俱进。纵观我国社会管理的演变历程，不难看出，我们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要求，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深厚的实践基础、有益的国际借鉴。从历史来看，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治理的提法。如《荀子?君道》：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孔子家语?贤君》：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的共同治理理念就已萌芽。战国的《六韬》就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的记载，西汉的《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建国后的实践来看，解放后，尽管实施的是单一主体的管控型社会管理，但我们党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实施社会管理。改革开放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并深刻影响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伟大实践。如，我们党先后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2006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构建乡村治理新机制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提出，要引导社会各方面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服务，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这已经突出了社会管理主体的多样化，体现了社会治理的理念;从国际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政府改革，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模式逐渐兴起，它强调以顾客为导向，奉行顾客至上的价值理念，改变了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政府不再是发号施令的权威官僚机构，而是公共服务提供者，政府公共行政不再是管治行政而是服务行政。20世纪末，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进行了界定，认为治理是指各种公共机构、私人机构和公民个人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方式总和;是调和社会利益、协调社会行动、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它坚持共识、共治、共享的核心理念，强调引入多元治理力量，厘清政府参与角色，促进政府与市场主体、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合作。根据上述阐述，我国当代的社会治理是指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主导下，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各类主体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理念，坚持公正和人道等原则，为增进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和人际和谐，齐心协力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其中，就治理主体而言，社会治理是多元参与的过程，其主体应当包括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就治理对象而言，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概念，对这个领域的治理就是社会治理;就治理过程而言，社会治理是基于对社会的认识，为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