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新议

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一、何谓“国学”及“国学”的“阶级性”何谓“国学”？顾名思义，一个国家“立国”、“治国”和“兴国”之“学问”。它首先应该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特征。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国家与革命》）国家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身阶级的利益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国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它阶级性。“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隶属于“国家”的“国学”，当然也必然是一个历史范畴。“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时产生，并将随着世界上剥削制度和阶级的彻底消灭，因其丧失作用而自行消亡。国家的历史类型有：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四种。前三种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少数剥削者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由广大人民群众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国家”最主要的特征是它阶级性，这个国家统治阶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领导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一个国家的“国学”，代表着这个国家统治阶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领导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即这个国家的“阶级性”。同时，由其“国学”的“阶级性”，也可以看出其国家的“阶级性”。“国学”与其“国家”或“国家”与其“国学”的“阶级性”是统一的，一致的。因此，“国学”，就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领导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立国”、“治国”和“兴国”的“学问”。当然，“人人不平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国学”，与“人人平等，反对人压迫人、反对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国学”，绝然不同！相互对立！敌对！今天“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毫无疑问，现在“中国”的“国学”应当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学”。“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国学”必定是社会主义的“国学”的反动！一个国家的“国学”，并非是一个国家的是诗歌、音乐、舞蹈、习俗。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的“传统”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的“传统”，绝然不同！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统治阶级的“传统”与被统治阶级的“传统”，也绝然不同。统治阶级的“传统”是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传统”是被统治阶级所压迫和剥削！今天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其“民族传统”是社会主义的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革命传统。“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总结。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学问”是一个发展的范畴，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固有之学问”！“固有之学问”与“天才”一样，不是无知，就是欺骗！“国魂”就是国家统治阶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领导阶级（社会主义社会）之灵魂。因此，“国魂之学问”，就是国家统治阶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领导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立国”、“治国”和“兴国”之“学问”！今天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今天“中国”的“国魂”应当是社会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一个“国家”“立国”、“治国”和“兴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当然也就是这个“国家”的“灵魂”——“国魂”！什么“关乎国人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所谓“关乎国人的”、“民族的”，当然是指“国家”的统治阶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或领导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关乎国人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就是指“国家”的统治阶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或领导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奴隶主、地主、资本家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决然不同！前者是“人人不平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后者是“人人平等，相互帮助，共同富裕，共享幸福”。什么“经过考验与积淀、世代传承与践行的文化”、“真正的文化”？是谁的“经过考验与积淀、世代传承与践行的文化”、“真正的文化”？鼓吹此谬论者在其前故意隐瞒了一个定语——“国家的”！这里同样有一个是什么“国家的”统治阶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或领导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或领导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学”，也无不是统治阶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或领导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那些不指明是什么阶级性质的“国家”之“国学”，其实那不是无知，而是故意欺骗！那些不首先明确地强调指出当今“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侈谈什么“国学”，什么“中国固有之学问”、“中国国魂之学问”、“关乎国人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经过考验与积淀、世代传承与践行的文化”、“真正的文化”等等等等，统统都是阴谋诡计！二、关于“国学”的历史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教导战斗的无产阶级（现代雇佣工人阶级）说：“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中“民族的阶级”在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编者注）。因此，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并没有“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不是“民族的阶级”，也不是“民族”，他还没有“国家”，当然也根本没有任何资格来侈谈什么“国学”！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有资格来谈论“国学”的时候，那要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开始！而在这之前的“中国”，那都是“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的“国家”，那都是“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的“国学”！《礼记·礼运》：“禹、汤、文、武、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进让，示民有常。”“禹”的夏奴隶制社会的“国学”是“夏礼”；“汤”的商（殷）奴隶制社会的“国学”是“殷礼”；“文、武、周公”的周奴隶制社会的“国学”是“周礼”！这是中国的奴隶社会！自春秋之来，周王朝开始衰败，到春秋末期，早已经是“礼崩乐坏”，周王朝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社会早已经大踏步前进了。但此时，孔子依然叫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3·14》），“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17·5》），“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12·1》），“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孔子仍然是鼓吹要以“周礼”为“国学”！真谓“不合时宜”！自春秋以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社会，基本上是半奴隶半封建社会、半封建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等，其中又大致可分如下几种情况：（一）在崛起和谋取政权的短暂过程中，地主阶级往往以法家的“富国强兵”为“立国”之“本”，为其“国学”。诸如秦始皇、汉高祖等等，凡能真确贯彻实行者，往往心想事成，打败对手，获得政权。（二）在取得政权初期，有极少数以道家老子的“无为而治”，使民“生养休息”，以恢复经济，稳定政权为“治国”之本其，为其“国学”。凡以此者，大都使其在历史上出现过短时期的“繁荣盛世”。诸如：被视为封建社会黄金盛世的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之治”等。详见笔者拙文：《伟大老子与中国政治略谈》。（三）一旦当政权稳定，腐败即出，统治阶级就开始鼓吹“孔孟之道”，以“儒术”的“三纲五常”为其“国学”。其后，就是腐败的加剧，最后被另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权所取代，而使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圈。自秦王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千二百多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走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怪圈。无论从时间长短上、鼓吹、推行的深度和广度上，封建统治阶级主要地、基本上是以“儒术”作为其“国学”，而其他只是作为应时的作料。诸如：西汉董仲舒把“儒术”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谎称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还精心杜撰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以供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他进一步鼓吹：“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而要求：“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他诸学统统都是“异端邪说”。这便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术”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也就是封建社会的“国学”。南宋孝宗年间，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合编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强调学习孔子、孟子等儒家“经典”。鼓吹“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孟子》有感激兴发人之处。”（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十四》）此后，历代封建王朝钦定该书为必读“经典”，科举考试以其注释为立论“根据”。两千多年以来，直到清末，它极大地强化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教育。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皇权与“儒术”总是相互联姻的，因此中国的封建社会都是“儒术”的专政。“鲁迅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总结了一条历史的规律，就是历史的反动统治阶级者，当他们加紧压榨人民，或者为了维护他们垂死的旧制度，复辟旧制度的时候，总是要把孔子抬出来。远的不说，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还是溥仪当伪满洲国皇帝，蒋介石建立法西斯专政，无一不举行‘尊孔祭圣’的大典，提倡‘复古读经’。”（周建人：《学习鲁迅，彻底批孔》）“反动统治者吹捧孔子，也并不是真正崇拜这个‘圣人’，而是让他当着‘敲门砖’的差事。鲁迅用‘敲门砖’一词形象地深刻地揭穿了一切政治投机家和骗子们‘尊孔’的虚伪面目和丑恶目的。他们在‘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企图利用孔子实行复辟或者把他当作挽救他们覆灭的一根救命稻草。但是正如鲁迅所说的‘时代不同了’，历史是不会倒退的，袁世凯之流终于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但是，人们却从这些嗜杀成性，腐败透顶的军阀吹捧孔子中，更加看出孔子及其反动思想的阶级实质。正象鲁迅所说的，‘能象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再也没有的了。’（以上均见《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同上）“‘战斗正末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伪自由书·后